352年6月1日，前燕皇帝慕容俊抓获冉闵，押送到龙城，在遏陉山将冉闵斩杀。冉闵被杀后遏陉山附近方圆七里草木枯萎，蝗虫遍野，整整七个月内都没下过一滴雨。慕容俊内心恐惧，派人到遏陉山隆重祭拜冉闵，并上谥号为武悼天王。祭完当日，天降大雪，灾情解除。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期昙花一现的冉魏政权建立者，令他名传后世的是其颁布的“杀胡令”，有人认为冉闵是当时中原地区汉人的救世主，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个暴君。因此，冉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了解他必须先熟知那段历史。
自东汉末年以来，天灾人祸，地方割据势力混战不休。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280年，晋灭吴完成统一。全国百姓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定日子了，不用再受刀兵之苦，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这种国家统一带来的和平环境仅仅存在了11年。
291年，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开启了长达298年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纷争的乱世。此时，长期被汉族打得抬不起头的少数民族，趁势崛起，匈奴族更是直接带兵攻占了西晋洛阳和长安，先后杀掉晋怀帝、晋愍帝，西晋灭亡。
所以，关于这段动乱和屈辱的历史，儒家学者都不愿意在史书中过多记载。即使“衣冠南渡”后的东晋曾经组织过几次北伐，但是终究因为内部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而功亏一篑。在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汉人是彻底遭了殃，被杀、被吃者不计其数。
史书记载，西晋建国初期北方有汉族人2000多万，到冉闵杀胡时，中原汉人只剩下400多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中原十室九空。后赵皇帝羯族人石虎，曾经一次性抓了20万汉人女子，先命士兵对她们施暴，完事后把她们当成“两脚羊”宰割作为军粮食用。
石勒攻略中原时，俘获了冉闵的父亲冉良，令石虎收12岁的冉良为养子。所以冉闵也称石闵，是石虎的养孙。石虎对冉闵疼爱有加，冉闵父子为后赵多次击败东晋军队。
349年，石虎死后，石世即位，第九子石遵废掉石世自立为帝，还想假借冉闵的能力稳定后赵，并且答应冉闵事成后让他当太子。然而，石遵不仅背信弃义，还卸磨杀驴，纠结一帮羯族军队攻打冉闵，结果被反杀。
349年12月，冉闵颁布“杀胡令”，随后除掉石虎的子孙。冉闵打出“胡逆乱中原，天下共讨”的旗号，一时间，中原地区深受胡人压迫的汉人纷纷响应。根据史书统计，原本胡人在中原约有500万人，经过杀胡后，急剧降到了不足200万人。
这里需要说的是，唐初的《晋书》和宋朝的《资治通鉴》记载，“杀胡令”颁布后也有不少大鼻子大胡须的汉人，被错认是胡人而杀，死者占一半。杀胡令在冉闵的根据地邺城执行了不过半年多就废止了。而且，冉闵此后还一度走上“抚纳诸胡”的道路。目的是安抚招徕境内的胡人，扩充军事力量。
350年，冉闵在部下推举下建立胡人包围圈里面的汉人政权“大魏”，史书称冉魏，并且恢复自己的汉姓，这些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大义。当时，在北方除了冉魏外，还曾有过前凉、西凉两个汉人政权，并且前凉在十六国中享国最久，是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家。
冉闵曾派遣使者传话东晋，希望派兵共同讨伐胡人，但东晋根本不理睬。作为当世第一猛将的冉闵，战力爆表，独自带兵单挑众多胡人，灭掉石祗和刘显。但是，终因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冉闵在352年突围不遂，被前燕皇帝慕容俊所擒。
冉闵在350年正月称帝，三月遣使者使赴晋，此时的东晋已经听闻北方大乱，正在整军北伐。东晋对僭称帝号且国主为石虎养孙的冉魏政权自然有所戒备，不对冉魏的来使有任何回应也是正常的。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镇守凉州的张骏并没有称帝，而是仍然以东晋为正朔。
现在，有人认为“五胡乱华”应该改成“五胡入华”或者“五胡内迁”，你们觉得合理吗？在汉魏晋时期，为了充实中原劳动力和兵丁，才实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到了西晋，胡人已经在中原定居很多代了，已经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他们趁中原王室混战，开始叛乱，颠覆中原的秩序，所以称为“乱华”。
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冉闵作为当时反抗胡人统治的典型代表，却被史书所忽略，以致于到现在成为了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冉闵在那种乱世环境下，任何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有私心，但也有民族大义。在冉魏国内，冉闵保护了一些汉人，也算是功德一件。临死前所说“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更是掷地有声。
有些人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存在过分抹黑，或者过分吹捧，亦或者在分析历史人物时脱离历史背景，我觉得这些都不可取，也不公正。
（来源:金陵太史令）
#历史##历史人物#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期昙花一现的冉魏政权建立者，令他名传后世的是其颁布的“杀胡令”，有人认为冉闵是当时中原地区汉人的救世主，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个暴君。因此，冉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了解他必须先熟知那段历史。
自东汉末年以来，天灾人祸，地方割据势力混战不休。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280年，晋灭吴完成统一。全国百姓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定日子了，不用再受刀兵之苦，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这种国家统一带来的和平环境仅仅存在了11年。
291年，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开启了长达298年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纷争的乱世。此时，长期被汉族打得抬不起头的少数民族，趁势崛起，匈奴族更是直接带兵攻占了西晋洛阳和长安，先后杀掉晋怀帝、晋愍帝，西晋灭亡。
所以，关于这段动乱和屈辱的历史，儒家学者都不愿意在史书中过多记载。即使“衣冠南渡”后的东晋曾经组织过几次北伐，但是终究因为内部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而功亏一篑。在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汉人是彻底遭了殃，被杀、被吃者不计其数。
史书记载，西晋建国初期北方有汉族人2000多万，到冉闵杀胡时，中原汉人只剩下400多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中原十室九空。后赵皇帝羯族人石虎，曾经一次性抓了20万汉人女子，先命士兵对她们施暴，完事后把她们当成“两脚羊”宰割作为军粮食用。
石勒攻略中原时，俘获了冉闵的父亲冉良，令石虎收12岁的冉良为养子。所以冉闵也称石闵，是石虎的养孙。石虎对冉闵疼爱有加，冉闵父子为后赵多次击败东晋军队。
349年，石虎死后，石世即位，第九子石遵废掉石世自立为帝，还想假借冉闵的能力稳定后赵，并且答应冉闵事成后让他当太子。然而，石遵不仅背信弃义，还卸磨杀驴，纠结一帮羯族军队攻打冉闵，结果被反杀。
349年12月，冉闵颁布“杀胡令”，随后除掉石虎的子孙。冉闵打出“胡逆乱中原，天下共讨”的旗号，一时间，中原地区深受胡人压迫的汉人纷纷响应。根据史书统计，原本胡人在中原约有500万人，经过杀胡后，急剧降到了不足200万人。
这里需要说的是，唐初的《晋书》和宋朝的《资治通鉴》记载，“杀胡令”颁布后也有不少大鼻子大胡须的汉人，被错认是胡人而杀，死者占一半。杀胡令在冉闵的根据地邺城执行了不过半年多就废止了。而且，冉闵此后还一度走上“抚纳诸胡”的道路。目的是安抚招徕境内的胡人，扩充军事力量。
350年，冉闵在部下推举下建立胡人包围圈里面的汉人政权“大魏”，史书称冉魏，并且恢复自己的汉姓，这些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大义。当时，在北方除了冉魏外，还曾有过前凉、西凉两个汉人政权，并且前凉在十六国中享国最久，是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家。
冉闵曾派遣使者传话东晋，希望派兵共同讨伐胡人，但东晋根本不理睬。作为当世第一猛将的冉闵，战力爆表，独自带兵单挑众多胡人，灭掉石祗和刘显。但是，终因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冉闵在352年突围不遂，被前燕皇帝慕容俊所擒。
冉闵在350年正月称帝，三月遣使者使赴晋，此时的东晋已经听闻北方大乱，正在整军北伐。东晋对僭称帝号且国主为石虎养孙的冉魏政权自然有所戒备，不对冉魏的来使有任何回应也是正常的。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镇守凉州的张骏并没有称帝，而是仍然以东晋为正朔。
现在，有人认为“五胡乱华”应该改成“五胡入华”或者“五胡内迁”，你们觉得合理吗？在汉魏晋时期，为了充实中原劳动力和兵丁，才实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到了西晋，胡人已经在中原定居很多代了，已经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他们趁中原王室混战，开始叛乱，颠覆中原的秩序，所以称为“乱华”。
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冉闵作为当时反抗胡人统治的典型代表，却被史书所忽略，以致于到现在成为了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冉闵在那种乱世环境下，任何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有私心，但也有民族大义。在冉魏国内，冉闵保护了一些汉人，也算是功德一件。临死前所说“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更是掷地有声。
有些人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存在过分抹黑，或者过分吹捧，亦或者在分析历史人物时脱离历史背景，我觉得这些都不可取，也不公正。
（来源:金陵太史令）
#历史##历史人物#
【中国民间互帮互助的行为源远流长，在云贵灾荒救助中有所体现】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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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今日一言】
人生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
【繁言智语】
似醉非关酒，闻香不是花。生活如水，无形无相，入杯为杯，入瓶为瓶，入壶为壶。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力，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多数人的职业，只为生计而非喜欢。不被支配的人生，奢谈选择。万物苟且而活，无人为你背负更多，在别人风花雪月时，自己还要为填饱肚子奔波。林语堂曾说：“世间的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他工作着，因为他必须工作，因为在文化日益进步的时候，生活也变得更加复杂，到处是义务、责任、恐惧、阻碍和野心，这些东西不是由大自然产生出来的，而是由人类社会产生出来的。”学者就是学者，能一语道破实质，竟涉及一个哲学命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任何选择，皆存遗憾。凡选择，有主动与被动之别，求之不得属后者。一方面与自然一致，一方面与理想一致。求则不得，不求或与，世间事往往如此，没有规律可循，只需一点点运气。人生如同一场旅行，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人们常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这不是中庸，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
人生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
【繁言智语】
似醉非关酒，闻香不是花。生活如水，无形无相，入杯为杯，入瓶为瓶，入壶为壶。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力，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多数人的职业，只为生计而非喜欢。不被支配的人生，奢谈选择。万物苟且而活，无人为你背负更多，在别人风花雪月时，自己还要为填饱肚子奔波。林语堂曾说：“世间的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他工作着，因为他必须工作，因为在文化日益进步的时候，生活也变得更加复杂，到处是义务、责任、恐惧、阻碍和野心，这些东西不是由大自然产生出来的，而是由人类社会产生出来的。”学者就是学者，能一语道破实质，竟涉及一个哲学命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任何选择，皆存遗憾。凡选择，有主动与被动之别，求之不得属后者。一方面与自然一致，一方面与理想一致。求则不得，不求或与，世间事往往如此，没有规律可循，只需一点点运气。人生如同一场旅行，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人们常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这不是中庸，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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