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合肥之行 使我周三下午的心态彻底崩了 人微言轻 无力回天的我只能自己调整 工作之余抽时间去看了下久仰的中科大 软磨硬泡下保安大叔终于放我进入 既到合肥龙虾一条街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问萌弟（没错只是名字）合肥有什么伴手礼 被他告知特产已经被我吃过但是不好带走 。临行前 去了趟饱受争议的李府 在门口等讲解的时候听到 “才不去看他 卖国贼”有失修养 不喜也没必要在人家家门口说嘛 想到有些喷子非要去人家大V底下骂 如果不是水军我真不能理解 之前对中堂的认知仅停留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听讲解才知道他的诸多功劳 也了解到他的无奈 一副对联可以展现他的心态 受尽天下百般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所以不了解就不要轻易评价 如今更是需要减少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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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No.4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书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
……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很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
……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覃、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也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眼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都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不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继而又舒覃紧随其后，找出苏轼的诗集，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这临门一脚，绝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 用诗来反朝廷，这是一大发明。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它代表着变法的新党与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朋党之争的倾轧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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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No.4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书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
……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很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
……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覃、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和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眼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不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继而又舒覃紧随其后，找出苏轼的诗集，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这临门一脚，绝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 用诗来反朝廷，这是一大发明。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它代表着变法的新党与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朋党之争的倾轧与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