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邓氏官谱》、王符《潜夫论•氏姓志》、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班固的《白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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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慈寺#
建于南屏山上
在净慈寺门右边有一座“南屏晚钟”碑亭，是杭州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
其实康熙皇帝当年题为南屏晓钟
晓钟和晚钟分别是早上8点和下午4点时敲响
唐代诗人张岱“夜气滃南屏，轻风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渡空江水”就出神入化的描写了钟声
旧时南屏晚钟铸于明太祖洪武年间重约两万斤的巨钟，后来到了清朝在战火中消失了。
现在在重建的钟楼二楼的铜钟是1984年在日本佛教界的帮助下重新打造的。
高3．6米，直径2．3米，重一万公斤。造型古朴，外面铸有《大乘妙法莲华经》，6.8万余字。
现在更是演化成为这个净慈寺最赚钱的摇钱钟了吧。
本来应该庄严肃穆的撞钟却变成每撞一声10元的买卖
自己出钱，出力，自己撞，然后一声声钟声就变成了支付宝到账，您已经收款10元。
魔幻现实主义哈，有点可笑，但是这么真实哈。不知道协助建筑这口铜钟的日本友人知道后会怎么想哈

《姓氏谱纂》

现代汉语的“百姓”指人民（旧时区别于“官吏”），然而古代却与之相反。例如：《诗经•大雅•天保》五章：“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毛亨传：“百姓，百官族姓也。”，《国语•周语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韦昭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礼记•郊特牲》：“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大庙之命，戒百姓也。”郑玄注：“百姓，王之亲也。”战国以前，并不是象今天这样每个人都有“姓”，“姓”是贵族的标志，一般的贫民百姓根本没有“姓”。且“姓”与“氏”是有分别的。“姓”是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世系同族的称号，起源于母系社会。“氏”则为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所以，《通志•氏族略• 氏族•序》说：“三代之前几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氏”是“姓”的分支。凡是有官职的家庭均拥有“姓”“氏”，而不限于象天子、侯伯这样的高等贵族。“姓”成了贵族的标志。因此，古代的“百姓”指称“百官”。周代的姓氏制度发展到战国前期，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显然是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以及宗法制度的解体而产生的。由于宗法制度的解体，新兴贵族不再凭借血缘关系不断分立支族和建立新的“氏”，于是出现了一个个独立稳定的宗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作为上古氏族社会文化残余保存下来的“姓”由于长期不复使用而失去意义。因此，“姓”与“氏”二者合一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原先作为贵族代称的“百姓”跟作为奴隶代称的“民”和“庶人”在战国的大动乱时代已逐步混为一谈了。战国以后，“百姓”成了平民的通称。

秦汉以降，姓氏合而为一，姓氏的书籍逐渐增多。汉代有《邓氏官谱》、王符《潜夫论•氏姓志》、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班固的《白虎通义》、三国时曹魏的《魏书•官氏志》、晋代为高门大族编写的《百家谱》、《百官谱》、唐代高士廉的《氏族志》与《千家姓》、林宝的《元和姓篡》、路敬淳的《姓略衣冠系录》、五代有《姓苑》、《官氏志》、宋代有《百家姓》、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明代陈士元的《姓觿》、吴沈的《千家姓》、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有关姓氏专章、崔冕的《千家姓》、张澍的《姓氏寻源》、黄本骥的《姓氏解纷》、陈廷炜的《姓氏考略》、万光泰的《魏氏补证》、御制《百家姓》等等。可见，姓氏的寻源、探幽古已有之，并非今人所发明。只是这些书籍，有的尚存，有的流失。其中，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还要算宋代无名氏撰写的《百家姓》。这因为《百家姓》最早只是村塾中的儿童启蒙识字课本，字数整齐，句末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此《姓氏谱纂》七卷，明祟祯十三年（1640）刻本。题明李日华撰。是书所列姓氏，一依《百家新笺》。《新笺》者，湘潭黄周星所编，以朱王万寿为首句者也。然周星为崇祯庚辰进士。《新笺》后有自跋，称成於崇祯丁丑。日华为万历壬辰进士，没於崇祯初，其作是书，不应反用周星之《新笺》，殆出伪托。其书不详谱牒世系，而广引人物，非滥即漏。虽日华以书画擅名，不长於考证，亦不应谬陋至此也。

此本框高21 厘米，宽13.7厘米。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沈兆昌序。目录后有周星撰“百家姓新笺”。新笺后页刻“明潭阳余应灏元素氏订梓”一行。又有扉页，刊“古今氏族谱。李君实先生纂。书林锦堂梓”。《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明崇桢鲁重民刻本，南京图书馆、山束省图书馆等四馆，及日本内阁文库亦有入藏。钤印有“十鱼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