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的唐代碗身上，能看出盛唐文化有多么丰富吗？】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考古学生洛宁无意跌到了远古时代，跌到了远古野人部落首领怀里。野人咧嘴一笑：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神女。“不，我是神灵留在人间的使者，简称神使——”洛宁气鼓鼓地说。族人：神使，土豆有毒，不能吃——洛宁：不，土豆是上天的恩赐，是难得的美味。野人：神使小心，蛇兽咬人有毒。洛宁：不，你们错了，蛇是神灵留给我天龙护法。野人：神使快跑，虎兽来了，它会吃了你——”洛宁：你看错了，这明明是神灵留给我的坐骑，虎威太岁。首领搂着洛宁笑眯眯地说：“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雌性——”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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