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低谷时，不要打扰任何人！[赞啊]
【1】人在低谷时，不要去跟任何人诉苦
人在低谷时，相当于是人生的“冬天”，忍住寒冷，熬过去，就迎来了春天。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当你的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才真正看清楚身边的人，才懂得人情冷暖。
人在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显露出自己的困境。
尤其是那些平时就瞧不起你的人，你如果去求他，正好给他数落你的机会，你不但得不到丝毫帮助，反而会惹一肚子恶气。
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不管多痛，都要学会调成静音模式。
不要向任何人诉苦，因为20%的人不关心，还有80%的人听到后很高兴。
当一个人去诉苦的时候，得到的却有极少的同情和安慰，最终倾诉的结果都是别人的嘲笑。
人在低谷时，不要去跟任何人诉苦。
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你是怎样在深夜里痛哭。因为每个人都变得很忙，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花很多心思去听你诉苦、感受你的痛苦，即使有，也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2】有些苦，必须自己扛，自己熬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没有谁会随随便成功，任何人光鲜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弓紧了背，咬着牙关苦熬的岁月。
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
人生再苦再累，都要靠自己熬过去。
人在低谷时，不要去打扰任何人。
人生在世，有些苦命中注定，你要自己熬。再苦再累也得撑着，再难再痛也得扛着，不能倒下，更不能抱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这些苦难必将成为最珍贵的经验和财富。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能拯救我们的是如叶嘉莹等一样对苦难的隐忍。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内心强大！
【3】人在低谷时，不要去打扰任何人
人皆喜见发达的人，谁会乐见潦倒的人？
人穷的时候，莫要指望亲戚。
你得意风光的时候，从来都不缺朋友。
等到你落魄了，需要帮助了，就算你们在马路上遇见，也都装没看到，这就是现实。
社会很现实，没钱了，亲朋好友都看不起你。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是闹市无人问”；现在的人都很现实，你陷入人生低谷时，肯定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多，愿意帮你的人肯定少。
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着肚皮！春风得意的时候，看不出谁真谁假。
当有一天，你落难的时候，才能真真正正地看清一些人。
人要是穷了，肯帮你的人少，看你笑话的人多；把你当回事的人少，不把你看在眼里的人多！
这就是现实！
你都已经很穷了，就别指望谁“雪中送炭”了，应该明白：一切靠自己。
【4】人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志也穷，
那就真的穷了！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穷了，还没有骨气！
人穷三分冷，心穷七分苦，人穷被人嫌弃。人可以穷，心不能穷；心里的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会开采心里的能源，才是真正的富者。
人的一生，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尤其是在人生低谷时，别人永远都别去指望；因为希望有多少，失望就会有多少！
人不怕穷，就怕志短；如果有志气，就不会穷到底。
有些人就因为自己穷，总觉得矮人一头，有严重的自卑心理。
事实上，别人对自己怎么看并不重要。
人穷不能志短，三穷三富过到老，别让他人随意看扁。
人们常说：自助者天助。
一个人只要相信并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立自强，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一个通透的人，身处人生低谷时，无抱怨，而是不卑不亢，默默地努力静静地坚持，最终会成就自己。

【“读书须有胆识！” ——林语堂论读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读出自己的性灵来。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 摘自林语堂1934年12月8日在复旦大学、12月13日在大夏大学的演讲稿《论读书》（见林语堂《大荒集》）

* 演讲稿《论读书》全文：https://t.cn/A6xbhhmj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项念东

https://t.cn/RA0QYq7

这一统计法，在岑仲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辨论唐代朋党之争、“关陇集团”之演变乃至相关问题的重要方法(46)。因此，倘就“朋党之争”问题本身而言，“李德裕无党”说完全可以构成反思“牛李党争”及中晚唐政局问题的重要参照。

正因为此，陈寅恪更关注“通性真实”的提炼，与岑仲勉更着意于“个性真实”的严格筛查，恰可谓考据方法本身的两种不同延展方向，有研究思路的不同与学术兴趣的差异，但不能简单的予以学术价值高低的判别。

陈寅恪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开讲辞中谈道：

　

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58)。

　　很显然，讲“因果关系”，即讲“为什么”的问题，不仅要推源溯流，更会将“因”与“果”视为一种确定不移的关联；而讲“条件”，则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即考察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多侧面和多种可能诱发因素。因此，前者往往容易将历史视为一种遵循某种内在规律渐次迁变的过程，关注点在这种看似动态变化而实为静态延展的迁变过程本身的考察。而后者更多将历史视为一种充满未知色彩的人类过往活动的时间流程，即所能确定的只是这一时间流程本身，而人类曾经的一系列活动却充满诸多未知因素，故而其关注点在特定历史时段之横切面的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努力在一个多元立体的历史空间中观察问题发生的多样脉络及主次关系。

可见，在岑仲勉看来，陈寅恪有关“门第与科举”问题的考论中正存在一种“系统论”的倾向；而他之所以一再坚守“李德裕无党”说，并据以批驳陈寅恪的诸多分析，显然也正与此有关。就此而言，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似乎不免存在某种“悖论”：即一方面强调以史料整理为治史首要原则，但另一方面又并不以之为最终目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处处可见其构设唐史解释“系统”的努力；而其1935年6月评阅刘钟明毕业论文之评语中，更早已将是否有“系统结论”作为一条评审依据(72)；至50年代“元白诗证史”课上谈及“诗”的史料价值时也曾指出：“唐人孟綮有本事诗，宋人计有功亦有唐诗纪事，但无系统无组织。本事诗只说到一个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为诗。即使是某人之年谱附诗，也不过把某一个人之事记下来而已，对于整个历史关系而言则远不够。”(73)这些显然可见其基本治史立场。亦可以说，陈寅恪强调史料整理的背后，时时有一“系统”思考的影子。那么，何以陈寅恪会如此?何以岑仲勉又极力反对这种“系统”构架的治史思路?

　　考察陈寅恪与岑仲勉之前的史学研究可以看到，上述问题、分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涉及岑仲勉所提到的“归纳”问题，亦即上世纪20年代史学研究中关于“归纳法”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