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中国道教那些事儿[超话]#
正月十五 祖天师圣诞
祖天师张道陵，字辅汉，东汉时期正一盟威道（即天师道）的创始人，上承黄老下启道教诸派，是为"老祖天师"即天师张氏之始祖；又称"正一真人"、"三天扶教大法师"、“高明上帝”等号。
恭祝祖天师降诞之辰正月十五为祖天师圣诞，无法亲自前往天师府参拜的善信，也可以斋戒焚香，转发本文并持诵《祖天师宝诰》，同样获福无量 。
祖天师宝诰
志心皈命礼
本来南土，上溯蜀都。
先获黄帝九鼎之丹书，
后侍老君两度于玉局。
千轴得修真之要，
一时成吐纳之功。
法箓全成，受盟威品而结璘诀。
正邪两辨，夺福庭治而化咸泉。
德就大丹，道齐七政。
大悲大愿，大圣大慈。
三天扶教，辅玄体道。
大法天师，雷霆都省。
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
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佑真君。
六合无穷高明大帝，
降魔护道天尊。
祖天师宝诰释义
1、祖天师宝诰：祖天师，即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汉留候子房八世孙。建武十年正月十五夜，生于吴之天目山。少通老子之学，曾官至巴郡江州令（今重庆），后弃官归隐，立志修道，与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溯流至云锦山（今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三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闻蜀中民风醇厚，易可教化，入蜀居鹤鸣山修道。宝诰，诰即诰词，一种文体。多用于褒扬。
2、本来南土，上溯蜀都：南土，南方土地。祖天师张道陵为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生于吴之天目山。故称之为“本来南土”。蜀都，古蜀国地，战国秦置。治成都（今属四川）。西汉辖境相当今四川松潘以南，南川、彭县、洪雅以西，峨边、石棉以北，邛崃山、大渡河以东等地。今泛指四川。祖天师曾隐居四川鹤鸣山修道。
3、先获黄帝九鼎之丹书：东汉和帝永二年（90年），祖天师张道陵携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登东平雩于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在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现。一天，祖天师谓王长曰：五岳多仙于，三蜀足名山，吾将能偕游乎？遂与北入嵩山，崖岭石居数年，精思感彻，有绣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有《上三皇内文》和《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得而修之者可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斋戒七日，入其室，果得丹书。此即为《黄帝九鼎之丹书》。
4、后侍老君两度于玉局：侍，侍立。指站在尊长的旁边。老君，太上老君。两度，两次。玉局，即玉局治。为二十四治中“下品人治”之第七治。在成都南门左。局是古代的“矮脚几”（后人又称“局脚玉床”）古人席地而坐，置几于前，作讲经等用。此句言太上老君两次降坛为祖天师讲经说法事。
5、千轴得修真之要，一时成吐纳之功：千轴，指上文太上老君所降赐之经书。修真，即修道。吐纳，即吐故纳新。为道门修炼养生法。即把胸中浊气从口中呼出，再由鼻漫漫吸进新鲜空气。认为吐纳可吸取生气，吐出死气。达到长生不死。
6、法箓全成，受盟威品而结璘诀：法，指道法。宋白玉蟾《道法九要》称：“夫法者，洞晓阴阳造化，明达鬼神机关，呼风召雷，祈晴请雨，行符咒水，治病驱邪，积行累功，与道合真。”箓，又称法箓，宝箓。是一种道教符书，作为入道凭信与行法依据。道经称，得其箓者，方能召唤箓上神吏兵将护卫身形，或役之施行道法。盟威品，即正一盟威箓，此箓由老君降授，祖天师张道陵而传世。璘诀，指盟威箓中秘诀。
7、正邪两辨，夺福庭治而化咸泉：正邪两辨，言太上老君授祖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之事，夺，同“得”。福庭治，福庭即教廷。指阳平治。祖天师立二十四治中，以阳平治为中央教区。其“阳平治都功印”是太上老君所授天师道最高法印。阳平治的教令各治皆应遵守。咸泉，指祖天师在四川所开凿的盐井。
8、德就大丹，道齐七政：德就大丹，指祖天师炼丹功德圆满时龙虎见之事。汉永元初年，祖天师携弟子王长至云锦山（今龙虎山），修炼九天神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二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绕丹鼎；三年丹成龙虎见，山因以名。道齐七政，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此言祖天师的道法与日月五星并驾齐驱。可见其道法之高。
9、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大悲，指悲悯世人。大愿，济度众生的宏愿。大圣，智慧超凡、通真达灵。大慈，慈祥呵护众生。此赞祖天师之盛德。
10、三天扶教，辅玄体道：三天，谓清微天、禹馀天、大赤天。此引指三清尊神。扶教，扶助道教。玄，即道。体道，即得道。
11、大法天师，雷霆都省：大法天师，为祖天师尊号。雷霆，天之号令。都省，仙界官位。此指祖天师代天行发号令。可见其权位之高。
12、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此为祖天师张道陵仙界尊号。
13、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佑真君：此为元成宗对祖天师的封号。
14、六合无穷高明大帝，降魔护道天尊：六合无穷高明大帝，为明崇祯皇帝加封祖天师之号。降魔，即降除妖魔。护道，护卫道教，天尊。对得道神仙的尊称。此对祖天师张道陵盛德的颂赞。
正月十五 祖天师圣诞
祖天师张道陵，字辅汉，东汉时期正一盟威道（即天师道）的创始人，上承黄老下启道教诸派，是为"老祖天师"即天师张氏之始祖；又称"正一真人"、"三天扶教大法师"、“高明上帝”等号。
恭祝祖天师降诞之辰正月十五为祖天师圣诞，无法亲自前往天师府参拜的善信，也可以斋戒焚香，转发本文并持诵《祖天师宝诰》，同样获福无量 。
祖天师宝诰
志心皈命礼
本来南土，上溯蜀都。
先获黄帝九鼎之丹书，
后侍老君两度于玉局。
千轴得修真之要，
一时成吐纳之功。
法箓全成，受盟威品而结璘诀。
正邪两辨，夺福庭治而化咸泉。
德就大丹，道齐七政。
大悲大愿，大圣大慈。
三天扶教，辅玄体道。
大法天师，雷霆都省。
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
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佑真君。
六合无穷高明大帝，
降魔护道天尊。
祖天师宝诰释义
1、祖天师宝诰：祖天师，即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汉留候子房八世孙。建武十年正月十五夜，生于吴之天目山。少通老子之学，曾官至巴郡江州令（今重庆），后弃官归隐，立志修道，与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溯流至云锦山（今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三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闻蜀中民风醇厚，易可教化，入蜀居鹤鸣山修道。宝诰，诰即诰词，一种文体。多用于褒扬。
2、本来南土，上溯蜀都：南土，南方土地。祖天师张道陵为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生于吴之天目山。故称之为“本来南土”。蜀都，古蜀国地，战国秦置。治成都（今属四川）。西汉辖境相当今四川松潘以南，南川、彭县、洪雅以西，峨边、石棉以北，邛崃山、大渡河以东等地。今泛指四川。祖天师曾隐居四川鹤鸣山修道。
3、先获黄帝九鼎之丹书：东汉和帝永二年（90年），祖天师张道陵携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登东平雩于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在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现。一天，祖天师谓王长曰：五岳多仙于，三蜀足名山，吾将能偕游乎？遂与北入嵩山，崖岭石居数年，精思感彻，有绣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有《上三皇内文》和《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得而修之者可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斋戒七日，入其室，果得丹书。此即为《黄帝九鼎之丹书》。
4、后侍老君两度于玉局：侍，侍立。指站在尊长的旁边。老君，太上老君。两度，两次。玉局，即玉局治。为二十四治中“下品人治”之第七治。在成都南门左。局是古代的“矮脚几”（后人又称“局脚玉床”）古人席地而坐，置几于前，作讲经等用。此句言太上老君两次降坛为祖天师讲经说法事。
5、千轴得修真之要，一时成吐纳之功：千轴，指上文太上老君所降赐之经书。修真，即修道。吐纳，即吐故纳新。为道门修炼养生法。即把胸中浊气从口中呼出，再由鼻漫漫吸进新鲜空气。认为吐纳可吸取生气，吐出死气。达到长生不死。
6、法箓全成，受盟威品而结璘诀：法，指道法。宋白玉蟾《道法九要》称：“夫法者，洞晓阴阳造化，明达鬼神机关，呼风召雷，祈晴请雨，行符咒水，治病驱邪，积行累功，与道合真。”箓，又称法箓，宝箓。是一种道教符书，作为入道凭信与行法依据。道经称，得其箓者，方能召唤箓上神吏兵将护卫身形，或役之施行道法。盟威品，即正一盟威箓，此箓由老君降授，祖天师张道陵而传世。璘诀，指盟威箓中秘诀。
7、正邪两辨，夺福庭治而化咸泉：正邪两辨，言太上老君授祖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之事，夺，同“得”。福庭治，福庭即教廷。指阳平治。祖天师立二十四治中，以阳平治为中央教区。其“阳平治都功印”是太上老君所授天师道最高法印。阳平治的教令各治皆应遵守。咸泉，指祖天师在四川所开凿的盐井。
8、德就大丹，道齐七政：德就大丹，指祖天师炼丹功德圆满时龙虎见之事。汉永元初年，祖天师携弟子王长至云锦山（今龙虎山），修炼九天神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二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绕丹鼎；三年丹成龙虎见，山因以名。道齐七政，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此言祖天师的道法与日月五星并驾齐驱。可见其道法之高。
9、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大悲，指悲悯世人。大愿，济度众生的宏愿。大圣，智慧超凡、通真达灵。大慈，慈祥呵护众生。此赞祖天师之盛德。
10、三天扶教，辅玄体道：三天，谓清微天、禹馀天、大赤天。此引指三清尊神。扶教，扶助道教。玄，即道。体道，即得道。
11、大法天师，雷霆都省：大法天师，为祖天师尊号。雷霆，天之号令。都省，仙界官位。此指祖天师代天行发号令。可见其权位之高。
12、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此为祖天师张道陵仙界尊号。
13、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佑真君：此为元成宗对祖天师的封号。
14、六合无穷高明大帝，降魔护道天尊：六合无穷高明大帝，为明崇祯皇帝加封祖天师之号。降魔，即降除妖魔。护道，护卫道教，天尊。对得道神仙的尊称。此对祖天师张道陵盛德的颂赞。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