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振西坚持义务救援16年#【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牛振西：义务救援16年 会一直坚守救援一线】牛振西说，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59岁的牛振西第二次获得提名奖。早在2013年，牛振西带领的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就被河南省文明办、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河南省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优秀团队”荣誉称号；2018年，牛振西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河南优秀志愿者”，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
荣誉的背后，是牛振西坚持16年义务救援的故事。他从自己一个人救人，到组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带领的义务救援队伍共打捞各类溺水者遗体546具，成功挽救近百个鲜活生命。
连续两年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模范，牛振西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肯定。这份成绩对于牛振西而言，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还有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如今，年近60岁的牛振西即将退休，他对救援事业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样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救援队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
义务救援16年
11月5日，牛振西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他穿着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队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第二次被提名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内心仍然澎湃。
今年7月20日，历史罕见的特大灾害性暴雨侵袭河南时，牛振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在全网扩散，那一晚，他的电话成了繁忙的求助热线。求助者庆幸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或许并不知道，牛振西的手机每天24小时从不关机，年年如此。
如今，牛振西成立义务救援队已经16年了。
回忆起组建水上义务救援队的初衷，牛振西记得，由于喜欢游泳，他曾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和朋友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水里游泳，可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人影。牛振西和朋友没来得及多想跳进河里救开始搜救。
更触动牛振西的，是那些无法挽救的生命。溺水事故中，黄金救援时间很短。2005年9月，几个冬泳爱好者一商量，郑州市义务救援队就成立了。从那天起，队友们就约定，无论如何，绝不要溺水者家属一分钱。2012年，这支队伍正式注册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救援队一度面临着经费不足、装备欠缺的困难。牛振西说，救援装备都是队友们自己掏钱买的，但很多专业的设备及拉运车辆价格昂贵，队员们就算自掏腰包凑钱也难以全部补齐。除了设备，每一次救援的所有成本都是队员们自费承担，把私家车当救援车也是常有的事。
然而，起初最让救援队难以接受的是来自他人的误解。起初，旁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救人是分文不取，家属的不信任也偶尔发生。
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最让队员徐世海触动的是，队长牛振西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一句话。牛振西说：“十几年来看着队友们不计回报的付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听到误解的话我心里也难受，但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问心无愧。”
现在，经过16年的发展，牛振西带领的队伍已经成为拥有注册志愿者152人，骨干队员百余人的民间专业水上救援队伍。
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尸体
每次听到溺水者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牛振西就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只要想到每一次的赶赴现场都是求助者的希望，他和队员们从不敢懈怠。
2016年2月3日下午，在荥阳市广武镇广武村，一名两岁多的男童坠入绿化带中一口30多米枯井中。危难之时，救援队队长牛振西等人根据长期积累和借鉴来的打捞的经验，提出了使用往井下送铁钩的方法。在多方协助下，经过20多次尝试，最终用钩子成功钩住孩子的衣服，匀速拖拽把孩子顺利救出。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男童的生命体征正常，没有生命危险，只有轻微擦伤。
除了救人，救援队还经常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参与遗体的打捞。
死者出水，是家属最悲伤的时刻。民间尸体打捞，因为没有专业设备，都撑船用竹竿排查，往水下捣弄，用触感判断落水人的位置，然后用挂钩拉上来，更粗犷的是拉网式排查，就像打渔，网上挂钩，整个水域来回拉，最后遗体被挂钩拉上来。很多遗体被拖拽上来时，面目全非。最初，因为设备缺乏，牛振西的队伍也采取过这种方式。“家属看到死者的一瞬间，很多是直接瘫倒了。”
牛振西和队员们决定，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队员下水打捞。这种打捞，队员可以第一眼看到落水者面目，及时作出处理。把遗体拉出水面以前，在水上接应的队员让死者面孔朝下，用衣服包住头部。这是队里现在严格的打捞流程，打捞死者尽量下水，用手打捞，以免伤及遗体，出水时保持溺水者面部朝下，用衣物盖面，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把搜救转向防患于未然
十多年的救援经历，牛振西和队员们看到了太多家属无助的眼神和撕心裂肺的哭泣，那样的场景往往伴随着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一个家庭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牛振西意识到，搜救固然重要，防患于未然更加迫切。2021年起，牛振西带领队友们在大型自然水域周边的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鲜活的事例呈现在照片和视频里，学生们一下就意识到什么是危险了。9年来，救援队开展各类防溺水讲座800余场，对象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社区和单位等，直接受益数十万人。
谈到未来的打算，牛振西感慨，最开始的时候组建义务救援队，常常半夜随叫随到，危险性也可以想见，妻子出于担心也劝导过他，但慢慢地，家人已经成为他坚持做义务救援的坚强支持者。牛振西的儿子也早在几年前受到父亲的熏陶，加入了救援队，父子二人常常一同出现在救援一线。
牛振西的妻子回忆起救援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难掩情绪哭了起来，自从牛振西组建了救援队，她就再也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卡。在7·20郑州暴雨的时候，牛振西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从最初的反对到多年的支持，牛振西的妻子在亲眼目睹过丈夫的一次救援后，就果决地跟他站在了一起。
16年来，救援队在牛振西的坚持下，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向被救助人员收取任何费用。未来，水上义务救援队的目标是什么？牛振西说，如今，救援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公益的认识和支持都越来越充分，不少爱心人士通过捐赠支持救援。“而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洞见计划#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59岁的牛振西第二次获得提名奖。早在2013年，牛振西带领的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就被河南省文明办、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河南省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优秀团队”荣誉称号；2018年，牛振西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河南优秀志愿者”，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
荣誉的背后，是牛振西坚持16年义务救援的故事。他从自己一个人救人，到组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带领的义务救援队伍共打捞各类溺水者遗体546具，成功挽救近百个鲜活生命。
连续两年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模范，牛振西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肯定。这份成绩对于牛振西而言，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还有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如今，年近60岁的牛振西即将退休，他对救援事业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样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救援队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
义务救援16年
11月5日，牛振西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他穿着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队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第二次被提名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内心仍然澎湃。
今年7月20日，历史罕见的特大灾害性暴雨侵袭河南时，牛振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在全网扩散，那一晚，他的电话成了繁忙的求助热线。求助者庆幸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或许并不知道，牛振西的手机每天24小时从不关机，年年如此。
如今，牛振西成立义务救援队已经16年了。
回忆起组建水上义务救援队的初衷，牛振西记得，由于喜欢游泳，他曾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和朋友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水里游泳，可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人影。牛振西和朋友没来得及多想跳进河里救开始搜救。
更触动牛振西的，是那些无法挽救的生命。溺水事故中，黄金救援时间很短。2005年9月，几个冬泳爱好者一商量，郑州市义务救援队就成立了。从那天起，队友们就约定，无论如何，绝不要溺水者家属一分钱。2012年，这支队伍正式注册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救援队一度面临着经费不足、装备欠缺的困难。牛振西说，救援装备都是队友们自己掏钱买的，但很多专业的设备及拉运车辆价格昂贵，队员们就算自掏腰包凑钱也难以全部补齐。除了设备，每一次救援的所有成本都是队员们自费承担，把私家车当救援车也是常有的事。
然而，起初最让救援队难以接受的是来自他人的误解。起初，旁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救人是分文不取，家属的不信任也偶尔发生。
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最让队员徐世海触动的是，队长牛振西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一句话。牛振西说：“十几年来看着队友们不计回报的付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听到误解的话我心里也难受，但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问心无愧。”
现在，经过16年的发展，牛振西带领的队伍已经成为拥有注册志愿者152人，骨干队员百余人的民间专业水上救援队伍。
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尸体
每次听到溺水者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牛振西就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只要想到每一次的赶赴现场都是求助者的希望，他和队员们从不敢懈怠。
2016年2月3日下午，在荥阳市广武镇广武村，一名两岁多的男童坠入绿化带中一口30多米枯井中。危难之时，救援队队长牛振西等人根据长期积累和借鉴来的打捞的经验，提出了使用往井下送铁钩的方法。在多方协助下，经过20多次尝试，最终用钩子成功钩住孩子的衣服，匀速拖拽把孩子顺利救出。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男童的生命体征正常，没有生命危险，只有轻微擦伤。
除了救人，救援队还经常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参与遗体的打捞。
死者出水，是家属最悲伤的时刻。民间尸体打捞，因为没有专业设备，都撑船用竹竿排查，往水下捣弄，用触感判断落水人的位置，然后用挂钩拉上来，更粗犷的是拉网式排查，就像打渔，网上挂钩，整个水域来回拉，最后遗体被挂钩拉上来。很多遗体被拖拽上来时，面目全非。最初，因为设备缺乏，牛振西的队伍也采取过这种方式。“家属看到死者的一瞬间，很多是直接瘫倒了。”
牛振西和队员们决定，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队员下水打捞。这种打捞，队员可以第一眼看到落水者面目，及时作出处理。把遗体拉出水面以前，在水上接应的队员让死者面孔朝下，用衣服包住头部。这是队里现在严格的打捞流程，打捞死者尽量下水，用手打捞，以免伤及遗体，出水时保持溺水者面部朝下，用衣物盖面，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把搜救转向防患于未然
十多年的救援经历，牛振西和队员们看到了太多家属无助的眼神和撕心裂肺的哭泣，那样的场景往往伴随着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一个家庭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牛振西意识到，搜救固然重要，防患于未然更加迫切。2021年起，牛振西带领队友们在大型自然水域周边的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鲜活的事例呈现在照片和视频里，学生们一下就意识到什么是危险了。9年来，救援队开展各类防溺水讲座800余场，对象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社区和单位等，直接受益数十万人。
谈到未来的打算，牛振西感慨，最开始的时候组建义务救援队，常常半夜随叫随到，危险性也可以想见，妻子出于担心也劝导过他，但慢慢地，家人已经成为他坚持做义务救援的坚强支持者。牛振西的儿子也早在几年前受到父亲的熏陶，加入了救援队，父子二人常常一同出现在救援一线。
牛振西的妻子回忆起救援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难掩情绪哭了起来，自从牛振西组建了救援队，她就再也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卡。在7·20郑州暴雨的时候，牛振西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从最初的反对到多年的支持，牛振西的妻子在亲眼目睹过丈夫的一次救援后，就果决地跟他站在了一起。
16年来，救援队在牛振西的坚持下，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向被救助人员收取任何费用。未来，水上义务救援队的目标是什么？牛振西说，如今，救援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公益的认识和支持都越来越充分，不少爱心人士通过捐赠支持救援。“而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洞见计划#
#保护野生动物# 用相机记录美好瞬间，用影像保护野生动物
今天听了军长的讲座，军长分享了一个黑嘴端凤头燕鸥十五年的生命故事，听完后对野生保护教育有了新的感悟，致敬军长。
军长，一位热衷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一个去闽江河口拍摄黑嘴端凤头燕鸥500多次，坚持了十五年，拍了上百万张照片，记录了黑嘴端凤头燕鸥，白鹇等鸟类的美丽身影，创作了许多珍贵的作品，刚刚获评“”2021年中国十大生态摄影师”。
讲座一开场，军长展示了一张照片——正在飞行的鸟，它是谁？
不认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闽江河口三宝之一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它曾经消失了63年，后来在摄影爱好者的无意拍摄中被发现，再后来一系列的保护之下，从一开始发现只有十多只，截止去年观察到了110多只，不愧是海上神鸟，希望它永续。
再仔细一看，这张照片中的它，嘴里卡着一个塑料瓶。心头微微一震，随手丢的瓶子可能会害死一只可爱的生灵。
怎么样保护野生动物？——不乱丢垃圾，你就是在保护野生动物。
今天听了军长的讲座，军长分享了一个黑嘴端凤头燕鸥十五年的生命故事，听完后对野生保护教育有了新的感悟，致敬军长。
军长，一位热衷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一个去闽江河口拍摄黑嘴端凤头燕鸥500多次，坚持了十五年，拍了上百万张照片，记录了黑嘴端凤头燕鸥，白鹇等鸟类的美丽身影，创作了许多珍贵的作品，刚刚获评“”2021年中国十大生态摄影师”。
讲座一开场，军长展示了一张照片——正在飞行的鸟，它是谁？
不认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闽江河口三宝之一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它曾经消失了63年，后来在摄影爱好者的无意拍摄中被发现，再后来一系列的保护之下，从一开始发现只有十多只，截止去年观察到了110多只，不愧是海上神鸟，希望它永续。
再仔细一看，这张照片中的它，嘴里卡着一个塑料瓶。心头微微一震，随手丢的瓶子可能会害死一只可爱的生灵。
怎么样保护野生动物？——不乱丢垃圾，你就是在保护野生动物。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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