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开封市十二次党代会#【绿意盎然荫古城】
9月23日，秋分时节，秋色浓郁，满城林木依然葱茏，绿色满城，与夏日相比多了分深沉，透着芬芳的花香，将秋日点缀得更加迷人。
生机无限的黄河沿线、水清岸绿的护城河、满目葱茏的主次干道、绿树成荫的背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街头游园，应接不暇的绿意，让城市融入大自然，成为最鲜明的生态底色。
游园满城，绿色满园。对照全市破解民生“八需八难”任务清单，市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打好“组合拳”，下足绣花功，持续推进做好“以绿荫城”大文章。
生态答卷硬核
新建公园绿地21块，提升改建公园绿地8块，新建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9块，绿化改造34条背街，39条主干道得到绿化提升，完成立体绿化3.12万平方米……仅去冬今春，我市通过全方位、多手段增绿植绿，新建、改建绿地面积271.3万平方米，城区绿化成效显著，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生态答卷。
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城区生态园林绿化品质，围绕“一城、一水、一中轴”，结合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要求，持续扩大城市绿量，以“环城墙、环水系、主干道、大环境”四个方面为重点，以“拆墙透绿、见缝插绿、垂直挂绿、退硬还绿、拆违建绿”为抓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主导，各区重锤响鼓推进城区绿化工作，让城市绿化总量适宜、分布合理、功能显著、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系统逐步实现。
“大街小巷都是绿色，有树有花有品质，就像身处大自然，那种幸福感，真是无法形容，在开封生活真幸福！”近日，市民李建民连用两个幸福来表达自己对绿化的满意程度。据了解，今年开封人均新增绿地面积0.92平方米，达到15.05平方米，“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城市绿地格局进一步形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向前迈了一大步。
记者从市城管局得知，新建成的环城八期内顺城路（万岁山-安远门）北侧、复兴大道开大北门、禹王台区机场东路带状绿地、马家河湿地、惠济河湿地公园绿化等一批公园绿地和49个小微绿地已有序向市民开放。
生态幸福感满满
天清气朗，惠风和畅。9月23日，宋外城遗址公园一期各色绿植林立，迎风而动，就像夷山大街上的一块生态绿肺，吸引着周边群众前来休闲娱乐。“每天都会来散散步，空气清新，心情愉悦！”广大市民纷纷感慨着城市绿化提升带来的好变化，幸福感满满。
5年来，我市深入开展“绿满汴梁”行动，以园林绿化项目建设为带动，采取拆违建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等有效手段，通过公园游园建设、微景观打造等，全面开展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升级”活动，夯基础、创亮点、建精品，营造“开门见绿、推窗见景”的生态宜居美景，大幅增加城市绿量。
新建环城八期内顺城路（万岁山-安远门）北侧绿地、复兴大道开大北门绿地、禹王台区机场东路带状绿地、马家河湿地、惠济河湿地公园等21个公园绿地项目，提升改造城墙一期、三期、四期、五期等8个公园绿地项目，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减少了热岛效应，增加了吸尘能力、减少了有害气体污染，保护了环境，让市民游憩的场地更多。
在迎宾路、劳动路、新宋路等城市主要道路节点、居住小区周边、街头拐角处，对适宜绿化的拆违地块进行绿化修复，通过微地形处理，合理配植乔木、灌木、花草地被，本着“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植物景观理念，修建小微绿地49块。
加强城区河岸绿化水生态修复，结合马家河、东郊沟、小王屯沟等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开展河岸绿化和生态修复，将城市河道治理和开封古城深厚的人文景观充分结合，再现一河一主题、一段一景观的北方水城盛景。
此外，在立体绿化方面，鼓励学校、行政事业单位等公共设施进行立体绿化改造，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城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去冬今春完成屋顶及垂直绿化3.12万平方米；在拆墙透绿方面，启动城区拆墙透绿工作，全市各单位积极参与。
城市拥抱绿色
绿化更加高质量：紧紧围绕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以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心管护为标准，通过3年的努力，大幅度提升绿地品质，全面提升城市绿色生态效益，建设天蓝地绿水清更加精致开封城。
以人为本，建设为民，绿化惠民：城区绿化始终以人为核心，以提高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为目标，对绿化带和公共绿地进行改造提升，强化生态效果，注重经济实用，丰富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特色，全面提升完善城市园林绿化的文化内涵和服务功能，为广大市民营造绿色、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高标准设计：全面了解群众的健身、休闲等各方面需求，按照便利化、舒适化、宜人化的要求抓好城市绿地规范提升，精心做好绿化布局、动线设计，科学合理布局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等公共设施，切实让群众更方便快捷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且突出汴梁古城特色，因地制宜选择本土化、乡土化植物，充分体现古城风貌。
温馨化服务：无论新建还是改建绿地，均把服务性作为重点内容来建设，一是按照规划增加智能公厕，二是增加书吧、驿站、座椅等设施，并设置专门健身空间和儿童游戏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让绿化承载群众更丰富的需求。
精细化设置：逐步统一公园绿地内的宣传牌、公益广告牌等。如，在南城墙、西城墙的景观提升中，全部采用电子显示牌，让“小牌子”成为一道景观，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指示牌采用交互式电子设备，更好服务大众。
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城区绿化同样如此。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生态开封、美丽开封建设，结合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要求，提升城市“三化”管理水平，全面开展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升级”活动，开创园林绿化新局面，让群众拥有更多绿色福利。
9月23日，秋分时节，秋色浓郁，满城林木依然葱茏，绿色满城，与夏日相比多了分深沉，透着芬芳的花香，将秋日点缀得更加迷人。
生机无限的黄河沿线、水清岸绿的护城河、满目葱茏的主次干道、绿树成荫的背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街头游园，应接不暇的绿意，让城市融入大自然，成为最鲜明的生态底色。
游园满城，绿色满园。对照全市破解民生“八需八难”任务清单，市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打好“组合拳”，下足绣花功，持续推进做好“以绿荫城”大文章。
生态答卷硬核
新建公园绿地21块，提升改建公园绿地8块，新建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9块，绿化改造34条背街，39条主干道得到绿化提升，完成立体绿化3.12万平方米……仅去冬今春，我市通过全方位、多手段增绿植绿，新建、改建绿地面积271.3万平方米，城区绿化成效显著，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生态答卷。
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城区生态园林绿化品质，围绕“一城、一水、一中轴”，结合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要求，持续扩大城市绿量，以“环城墙、环水系、主干道、大环境”四个方面为重点，以“拆墙透绿、见缝插绿、垂直挂绿、退硬还绿、拆违建绿”为抓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主导，各区重锤响鼓推进城区绿化工作，让城市绿化总量适宜、分布合理、功能显著、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系统逐步实现。
“大街小巷都是绿色，有树有花有品质，就像身处大自然，那种幸福感，真是无法形容，在开封生活真幸福！”近日，市民李建民连用两个幸福来表达自己对绿化的满意程度。据了解，今年开封人均新增绿地面积0.92平方米，达到15.05平方米，“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城市绿地格局进一步形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向前迈了一大步。
记者从市城管局得知，新建成的环城八期内顺城路（万岁山-安远门）北侧、复兴大道开大北门、禹王台区机场东路带状绿地、马家河湿地、惠济河湿地公园绿化等一批公园绿地和49个小微绿地已有序向市民开放。
生态幸福感满满
天清气朗，惠风和畅。9月23日，宋外城遗址公园一期各色绿植林立，迎风而动，就像夷山大街上的一块生态绿肺，吸引着周边群众前来休闲娱乐。“每天都会来散散步，空气清新，心情愉悦！”广大市民纷纷感慨着城市绿化提升带来的好变化，幸福感满满。
5年来，我市深入开展“绿满汴梁”行动，以园林绿化项目建设为带动，采取拆违建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等有效手段，通过公园游园建设、微景观打造等，全面开展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升级”活动，夯基础、创亮点、建精品，营造“开门见绿、推窗见景”的生态宜居美景，大幅增加城市绿量。
新建环城八期内顺城路（万岁山-安远门）北侧绿地、复兴大道开大北门绿地、禹王台区机场东路带状绿地、马家河湿地、惠济河湿地公园等21个公园绿地项目，提升改造城墙一期、三期、四期、五期等8个公园绿地项目，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减少了热岛效应，增加了吸尘能力、减少了有害气体污染，保护了环境，让市民游憩的场地更多。
在迎宾路、劳动路、新宋路等城市主要道路节点、居住小区周边、街头拐角处，对适宜绿化的拆违地块进行绿化修复，通过微地形处理，合理配植乔木、灌木、花草地被，本着“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植物景观理念，修建小微绿地49块。
加强城区河岸绿化水生态修复，结合马家河、东郊沟、小王屯沟等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开展河岸绿化和生态修复，将城市河道治理和开封古城深厚的人文景观充分结合，再现一河一主题、一段一景观的北方水城盛景。
此外，在立体绿化方面，鼓励学校、行政事业单位等公共设施进行立体绿化改造，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城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去冬今春完成屋顶及垂直绿化3.12万平方米；在拆墙透绿方面，启动城区拆墙透绿工作，全市各单位积极参与。
城市拥抱绿色
绿化更加高质量：紧紧围绕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以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心管护为标准，通过3年的努力，大幅度提升绿地品质，全面提升城市绿色生态效益，建设天蓝地绿水清更加精致开封城。
以人为本，建设为民，绿化惠民：城区绿化始终以人为核心，以提高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为目标，对绿化带和公共绿地进行改造提升，强化生态效果，注重经济实用，丰富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特色，全面提升完善城市园林绿化的文化内涵和服务功能，为广大市民营造绿色、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高标准设计：全面了解群众的健身、休闲等各方面需求，按照便利化、舒适化、宜人化的要求抓好城市绿地规范提升，精心做好绿化布局、动线设计，科学合理布局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等公共设施，切实让群众更方便快捷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且突出汴梁古城特色，因地制宜选择本土化、乡土化植物，充分体现古城风貌。
温馨化服务：无论新建还是改建绿地，均把服务性作为重点内容来建设，一是按照规划增加智能公厕，二是增加书吧、驿站、座椅等设施，并设置专门健身空间和儿童游戏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让绿化承载群众更丰富的需求。
精细化设置：逐步统一公园绿地内的宣传牌、公益广告牌等。如，在南城墙、西城墙的景观提升中，全部采用电子显示牌，让“小牌子”成为一道景观，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指示牌采用交互式电子设备，更好服务大众。
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城区绿化同样如此。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生态开封、美丽开封建设，结合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要求，提升城市“三化”管理水平，全面开展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升级”活动，开创园林绿化新局面，让群众拥有更多绿色福利。
【让“德尔塔”病毒无处遁形的狩猎人，#深度解读郑州防疫流调#】8月28日12时，是郑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时刻”。当正午整点的钟声敲响完毕，郑州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撤除，郑州市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在这场德尔塔病毒阻击战中，郑州市全体流调工作队伍作为狩猎病毒的哨兵，对于及时发现和切断传播途径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郑州市已完成病例流调报告两千余份，梳理核实密接人数近3000人，次密接人数接近9000人。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的常态化，人们逐渐开始了解疾控人的职责和辛苦，“流行病学调查”也成为了疫情防控中的一个热词。很多市民好奇，郑州市此次流调有何特点？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8月26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了郑州市疫情防控流调工作新闻座谈会，对于此次流调工作进行了深度解读。
流调“三快”：集结快、溯源快、报告快
提起此次疫情的流调，郑州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都会反复强调一个字——快！
“流调人员集结快！”郑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本亮表示，遭遇公共性突发事件之后，市疾控中心迅速反应，组织流调力量奔赴现场，“工作人员无论是在岗还是在家，只要接到通知，都第一时间带着防护服赶到现场。”
7月30日17时，郑州市二七区发现1例核酸初筛阳性，后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随即启动应急机制。https://t.cn/A6IRwYjy ，经复核11人为确诊患者，16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当晚，郑州市全面进入应急状态。郑州市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织42名队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李本亮称，“7月30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疾控中心紧急从各区县市抽调了多名流调力量增援二七区；8月6日，省卫健委又组织了各地市的上百名流调队员赶往郑州支援，截至8月13日，郑州市共出动流调人员1780余人次。”
溯源快，是本次新冠疫情被及时发现与控制的一个基础。郑州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梁士杰告诉正观新闻记者，在针对早期1例新冠阳性病例的流调过程中，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询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重点就该病例的同事、家庭成员和接触的所有人员进行排查，甚至包括所接触的医务人员。经过判定后迅速将溯源的目光锁定在了郑州市六院及其周边区域。
“德尔塔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对于源头的追溯晚一两天，都可能会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梁士杰表示，也正是由于流调工作者对密接和次密接人员排查的严谨，为这次新冠疫情的早发现和早控制提供了方向。
“此次疫情流调工作之中，流调报告的形成也不走寻常路”，梁士杰表示，往年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流调报告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上报指挥部之后还需要再进行审核。但今年郑州采取的流调方式是，只要发现1例疑似，就迅速对其密接与次密接人群全部进行排查，等到该病例的复核阳性结果出来的同时，其流调报告也已经同步形成，相关的密接次密接人群也已被集中管控隔离。
“郑州市疫情防控措施开展迅速，之前确诊的多例，都是作为密接或者次密接人员在被隔离之中转为确诊的，印证了流调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郑州防控措施的切实有效”，梁士杰称。
流调“三准”：对象准、地点准、时间准
流调摸排之中，如何做到不漏一人？郑州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李肖红表示，这需要根据既定方案和相应标准，对于病例轨迹中的密接和次密接人群作出准确判断，“漏掉一个可能就是隐患，从而造成更大的传播。”
李肖红表示，出现确诊病例后，流调人员首先需要根据其回忆进行梳理，对于其出现过的场所、所接触到的人、乘坐过的交通工具等进行现场勘查。“如何受到感染，又感染了谁，是流调人员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事情。”李肖红说，其次要观察梳理确诊病患的临床发病表现，以及排查病患是否存在因为职业或者自身疾病等伴随而来的危险因素，最终将病毒传播链条梳理清楚。
“对于密接次密接人群的判断非常重要”，李肖红称，“譬如确诊人员曾接触过很多人，但不可能全部都定为密接人群”，她告诉记者，这需要流调人员根据场所的空间、面积、人流、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空气流通情况，以及既定方案、现行标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衡量和判断。“指挥部门针对流调工作专门设立了基层流调组、下沉组和专家组，层层严格把关。”
“在对一场400多人的婚宴进行流调时”，李本亮回忆，当时郑州该区域一共出动了50多名流调人员，通过新郎新娘的回忆、监控、婚礼礼单、司仪等多方摸排，基本还原了婚礼之中每桌上每一个人的座次，确保了流调对象的精准。
郑州市疾控中心工会主席李新庆表示，此次郑州疫情流调工作纷繁复杂，加上之前暴雨造成了郑州市区部分地带摄像头损坏，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但本着宁肯扩大排查范围，也不漏掉一人的工作准则，郑州市全体流调工作者为阻止疫情传播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流调“三细”：轨迹细、数据细、措施细
“流调对象的日常活动轨迹、发病期间的各项指标和检测数据，以及确诊后的管控措施，都要细致”，李本亮说，“譬如何时第一次检测为阳性，第二次复核为阳性的时间；被隔离之后病例的所在地点、隔离开始结束时间等，都需要详尽掌握。”
“在接到流调确诊病例的任务后，流调人员第一时间要迅速摸清其症状出现后前5天的轨迹”，梁士杰称，“此时该病例已经具备了感染性，这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可能会受到感染，排查5天之内的轨迹，是为了知道他可能感染了谁；往前推14天，排查确诊病例接触的人群，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域，能够明确其如何被感染。”
“8月1日在接到工作通知后，我立刻就给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来把我家里的孩子给接走。”郑州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所副主任医生李喜英告诉记者。接到通知之后，她迅速预判了此次工作的强度与持续性，也开启了以单位为家的工作节奏。她告诉记者，在工作最紧张的那几天，很多流调队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因为压力和工作强度，经常忍不住流泪哭泣。
“经过近两年的宣传，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工作都比较配合”，郑州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检测与评价所主管医师朱慧丽告诉记者。对于一些不想泄漏隐私的患者，工作人员会耐心解释，确保流调报告的切实有效，但报告内容会向外界保密，在最终公布的病例轨迹中，也会帮助患者将涉及隐私的内容略去。“一些阳性病例在得知情况后会有害怕、激动等情绪”，朱慧丽说，流调工作人员会通过关心其身体和家庭状况，安抚对方情绪，以及用添加微信等方式，不断开导病患，启发其回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谈及多日来的工作，郑州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所长宋彩娟颇为感慨，因为工作，她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我告诉我的孩子，那个病毒是坏蛋，妈妈是去打坏蛋了，等妈妈把坏蛋打跑，你就可以出去跑着玩了。”宋彩娟表示，不止是她，许许多多流调队员都抛下家里的事情，专心投入了工作之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此次郑州市流调工作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流调工作者的专业过硬、基层流调工作者在一线的冲锋陷阵、省市县各级流调人员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逆行向前”，李本亮表示。
8月28日，郑州市全面解封，众多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享受久违的自由，而正是此次“战疫”中各岗位工作人员的无私付出，才迎来了现在的正常生活。（正观新闻记者 古晨茜）#洞见计划#
在这场德尔塔病毒阻击战中，郑州市全体流调工作队伍作为狩猎病毒的哨兵，对于及时发现和切断传播途径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郑州市已完成病例流调报告两千余份，梳理核实密接人数近3000人，次密接人数接近9000人。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的常态化，人们逐渐开始了解疾控人的职责和辛苦，“流行病学调查”也成为了疫情防控中的一个热词。很多市民好奇，郑州市此次流调有何特点？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8月26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了郑州市疫情防控流调工作新闻座谈会，对于此次流调工作进行了深度解读。
流调“三快”：集结快、溯源快、报告快
提起此次疫情的流调，郑州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都会反复强调一个字——快！
“流调人员集结快！”郑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本亮表示，遭遇公共性突发事件之后，市疾控中心迅速反应，组织流调力量奔赴现场，“工作人员无论是在岗还是在家，只要接到通知，都第一时间带着防护服赶到现场。”
7月30日17时，郑州市二七区发现1例核酸初筛阳性，后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随即启动应急机制。https://t.cn/A6IRwYjy ，经复核11人为确诊患者，16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当晚，郑州市全面进入应急状态。郑州市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织42名队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李本亮称，“7月30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疾控中心紧急从各区县市抽调了多名流调力量增援二七区；8月6日，省卫健委又组织了各地市的上百名流调队员赶往郑州支援，截至8月13日，郑州市共出动流调人员1780余人次。”
溯源快，是本次新冠疫情被及时发现与控制的一个基础。郑州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梁士杰告诉正观新闻记者，在针对早期1例新冠阳性病例的流调过程中，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询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重点就该病例的同事、家庭成员和接触的所有人员进行排查，甚至包括所接触的医务人员。经过判定后迅速将溯源的目光锁定在了郑州市六院及其周边区域。
“德尔塔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对于源头的追溯晚一两天，都可能会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梁士杰表示，也正是由于流调工作者对密接和次密接人员排查的严谨，为这次新冠疫情的早发现和早控制提供了方向。
“此次疫情流调工作之中，流调报告的形成也不走寻常路”，梁士杰表示，往年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流调报告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上报指挥部之后还需要再进行审核。但今年郑州采取的流调方式是，只要发现1例疑似，就迅速对其密接与次密接人群全部进行排查，等到该病例的复核阳性结果出来的同时，其流调报告也已经同步形成，相关的密接次密接人群也已被集中管控隔离。
“郑州市疫情防控措施开展迅速，之前确诊的多例，都是作为密接或者次密接人员在被隔离之中转为确诊的，印证了流调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郑州防控措施的切实有效”，梁士杰称。
流调“三准”：对象准、地点准、时间准
流调摸排之中，如何做到不漏一人？郑州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李肖红表示，这需要根据既定方案和相应标准，对于病例轨迹中的密接和次密接人群作出准确判断，“漏掉一个可能就是隐患，从而造成更大的传播。”
李肖红表示，出现确诊病例后，流调人员首先需要根据其回忆进行梳理，对于其出现过的场所、所接触到的人、乘坐过的交通工具等进行现场勘查。“如何受到感染，又感染了谁，是流调人员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事情。”李肖红说，其次要观察梳理确诊病患的临床发病表现，以及排查病患是否存在因为职业或者自身疾病等伴随而来的危险因素，最终将病毒传播链条梳理清楚。
“对于密接次密接人群的判断非常重要”，李肖红称，“譬如确诊人员曾接触过很多人，但不可能全部都定为密接人群”，她告诉记者，这需要流调人员根据场所的空间、面积、人流、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空气流通情况，以及既定方案、现行标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衡量和判断。“指挥部门针对流调工作专门设立了基层流调组、下沉组和专家组，层层严格把关。”
“在对一场400多人的婚宴进行流调时”，李本亮回忆，当时郑州该区域一共出动了50多名流调人员，通过新郎新娘的回忆、监控、婚礼礼单、司仪等多方摸排，基本还原了婚礼之中每桌上每一个人的座次，确保了流调对象的精准。
郑州市疾控中心工会主席李新庆表示，此次郑州疫情流调工作纷繁复杂，加上之前暴雨造成了郑州市区部分地带摄像头损坏，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但本着宁肯扩大排查范围，也不漏掉一人的工作准则，郑州市全体流调工作者为阻止疫情传播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流调“三细”：轨迹细、数据细、措施细
“流调对象的日常活动轨迹、发病期间的各项指标和检测数据，以及确诊后的管控措施，都要细致”，李本亮说，“譬如何时第一次检测为阳性，第二次复核为阳性的时间；被隔离之后病例的所在地点、隔离开始结束时间等，都需要详尽掌握。”
“在接到流调确诊病例的任务后，流调人员第一时间要迅速摸清其症状出现后前5天的轨迹”，梁士杰称，“此时该病例已经具备了感染性，这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可能会受到感染，排查5天之内的轨迹，是为了知道他可能感染了谁；往前推14天，排查确诊病例接触的人群，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域，能够明确其如何被感染。”
“8月1日在接到工作通知后，我立刻就给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来把我家里的孩子给接走。”郑州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所副主任医生李喜英告诉记者。接到通知之后，她迅速预判了此次工作的强度与持续性，也开启了以单位为家的工作节奏。她告诉记者，在工作最紧张的那几天，很多流调队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因为压力和工作强度，经常忍不住流泪哭泣。
“经过近两年的宣传，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工作都比较配合”，郑州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检测与评价所主管医师朱慧丽告诉记者。对于一些不想泄漏隐私的患者，工作人员会耐心解释，确保流调报告的切实有效，但报告内容会向外界保密，在最终公布的病例轨迹中，也会帮助患者将涉及隐私的内容略去。“一些阳性病例在得知情况后会有害怕、激动等情绪”，朱慧丽说，流调工作人员会通过关心其身体和家庭状况，安抚对方情绪，以及用添加微信等方式，不断开导病患，启发其回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谈及多日来的工作，郑州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所长宋彩娟颇为感慨，因为工作，她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我告诉我的孩子，那个病毒是坏蛋，妈妈是去打坏蛋了，等妈妈把坏蛋打跑，你就可以出去跑着玩了。”宋彩娟表示，不止是她，许许多多流调队员都抛下家里的事情，专心投入了工作之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此次郑州市流调工作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流调工作者的专业过硬、基层流调工作者在一线的冲锋陷阵、省市县各级流调人员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逆行向前”，李本亮表示。
8月28日，郑州市全面解封，众多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享受久违的自由，而正是此次“战疫”中各岗位工作人员的无私付出，才迎来了现在的正常生活。（正观新闻记者 古晨茜）#洞见计划#
【华春莹：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华春莹说新冠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8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比如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始终没有回应。近日，媒体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照片显示，自2020年3月至今年8月期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之时，德特里克堡基地却大兴土木，开垦了新的建筑用地并有建筑物移动的明显痕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等人都表示，美国情报界鼓动溯源调查的终极目的就是转移对美抗疫不力的注意并归咎于中国，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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