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峰[超话]#
我觉得可能是想表达虽然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语音，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人与人用音乐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再一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巴别塔”，也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能与人言说的事情，只有自己清楚。
而用巴别塔做庆典的定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与交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用音乐将自己的内心陈述。
#巴别塔庆典# 我也不知道我在瞎╳╳说些啥
我觉得可能是想表达虽然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语音，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人与人用音乐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再一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巴别塔”，也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能与人言说的事情，只有自己清楚。
而用巴别塔做庆典的定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与交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用音乐将自己的内心陈述。
#巴别塔庆典# 我也不知道我在瞎╳╳说些啥
【MWC19 上海记者观察：不这样做，5G就没有前途】6月初，随着5G牌照的发放，中国正式进入5G元年。6月末，MWC19上海召开，拿到“参赛资格”的中国各大运营商纷纷召开“赛前发布会”，宣布自己的竞争策略。各自实力不同、策略各异，但无一例外，“合作”是所有人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主线。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大会期间提到，3G有三种标准，4G有两种标准，而5G只有一种标准。这不仅是行业技术融合最直观的体现，也折射出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势——既然目的是“智联万物”的大一统，那更没有必要各自为战。在运营商营收出现放缓甚至下滑的背景下，无论是抱团取暖也好，或是协同发展也罢，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技术标准的完善需要合作。虽然目前3GPP R15标准基本稳定，在2018年6月版本基础上增强了信令安全，仅剩零星CR需补充，不影响SA商用，但是毕竟它只实现了5G高带宽的需求，而要满足5G低时延、多场景等特征就必须要R16版本的冻结。R16不仅包括5G-V2X、高可靠、专网、行业局域网，mMTC（eNB升级空口+5GC），还将有力提升5G性能：MIMO增强、大气波导干扰规避、大数据采集标准化等。不难看出，5G标准的完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囊括无线大数据、服务化架构增强等多个专业化领域，涉及各行业组织，以及产业链各环节，合作是加快标准完善的唯一选择。
终端的发展需要合作。大会期间，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慧镝透露，从2020年1月1日起，5G终端要全面同时支持NSA和SA。在标准未完全成熟的背景下，要在短时间内达成这样的要求，各方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合作是“不二法门”。支持NSA和SA还只是在终端模式方面的要求，完整的终端政策还必须把终端频段、形态以及用户选择等各方面的新变化考虑进去。为实现5G终端快速商用，中国移动选择了将已有的“5G终端先行者”升级为“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面向终端产业链上下游及渠道、业务、平台、行业拓展合作伙伴。
中国联通也围绕5G终端展开了一系列合作，如与爱奇艺达成战略合作，中国联通将提供研发场地、5G 应用相关内场及外场试验环境、试验终端设备等；爱奇艺提供混合现实、增强现实试验环境、试验终端设备等，推动5G VR/AR终端应用创新和落地验证，优化产业价值。
网络的快速低成本建设需要合作。5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运营商TCO方面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运营商面临的建网挑战在于：多频多制式共存带来的网络复杂度增加；网络运维成本高企，尤其是室内站型机房租金和电费逐年激增。运营商迫切期望站点设备能从机房解放出来，降低OPEX。这就需要设备制造商的全力配合。可喜的是在本届大会期间，很多设备商带来了快速低成本建网的方案，例如华为发布的“5G极简”建网策略，主张逐步将基础的语音、IoT、数据业务迁移到LTE网络，打造制式极简的网络。
从另一个维度看，5G建网还需另一个法宝——共建共享。在4G时代尝到甜头的运营商，面对高企的5G成本，会更加深入开展共建共享。大会期间，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在业内对SA网络演进方向达成共识之后，希望与产业各方加强合作，加快5G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华为与中兴等SA异厂家互通，实现爱立信、诺基亚等全球主流厂家的SA测试验证，力争在2020年率先启动面向SA的网络升级，对外开放基于SA的边缘计算、网络切片等5G差异化网络能力。
能力建设和生态繁荣需要合作。杨杰发布了中国移动“5G+”计划，其中重要的内容打造以5G为中心的泛在智能基础设施，构建连接与智能融合服务能力、产业物联专网切片服务能力、一站式云网融合服务能力、安全可信的大数据服务能力、电信级边缘云服务能力。这些能力建设不仅需要全面的开放态度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只有与各技术厂商通力合作，才能充分发挥出乘数效应，赋能各领域发展。
柯瑞文在大会期间也提出，公司将在5G时代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首先就是能力共享，即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加快建设完善5G、天翼云、光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向合作伙伴全面开放云网能力、平台能力、研发能力。
中国联通总经理李国华在会上表示，5G生态层面的合作就要“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为了更好地向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开放灵活的合作方式，中国联通发起成立了“中国联通5G应用创新联盟”，目前已有近200家领军企业加入，未来将达到1000家成员企业。
连续参与MWC19上海多场论坛和活动，记者的一个重要感受是：中国5G产业正以开放共享的姿态，拥抱世界拥抱未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人士，都在呼吁加强与全球产业伙伴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推动5G发展。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在MWC19上海这一行业沟通协作的重要交流平台上，5G产业链各方透露出的最大诉求莫过于合作。唯有勠力同心，才能推动5G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让网络信息技术更好的造福世界和各国人民。（临江）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大会期间提到，3G有三种标准，4G有两种标准，而5G只有一种标准。这不仅是行业技术融合最直观的体现，也折射出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势——既然目的是“智联万物”的大一统，那更没有必要各自为战。在运营商营收出现放缓甚至下滑的背景下，无论是抱团取暖也好，或是协同发展也罢，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技术标准的完善需要合作。虽然目前3GPP R15标准基本稳定，在2018年6月版本基础上增强了信令安全，仅剩零星CR需补充，不影响SA商用，但是毕竟它只实现了5G高带宽的需求，而要满足5G低时延、多场景等特征就必须要R16版本的冻结。R16不仅包括5G-V2X、高可靠、专网、行业局域网，mMTC（eNB升级空口+5GC），还将有力提升5G性能：MIMO增强、大气波导干扰规避、大数据采集标准化等。不难看出，5G标准的完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囊括无线大数据、服务化架构增强等多个专业化领域，涉及各行业组织，以及产业链各环节，合作是加快标准完善的唯一选择。
终端的发展需要合作。大会期间，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慧镝透露，从2020年1月1日起，5G终端要全面同时支持NSA和SA。在标准未完全成熟的背景下，要在短时间内达成这样的要求，各方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合作是“不二法门”。支持NSA和SA还只是在终端模式方面的要求，完整的终端政策还必须把终端频段、形态以及用户选择等各方面的新变化考虑进去。为实现5G终端快速商用，中国移动选择了将已有的“5G终端先行者”升级为“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面向终端产业链上下游及渠道、业务、平台、行业拓展合作伙伴。
中国联通也围绕5G终端展开了一系列合作，如与爱奇艺达成战略合作，中国联通将提供研发场地、5G 应用相关内场及外场试验环境、试验终端设备等；爱奇艺提供混合现实、增强现实试验环境、试验终端设备等，推动5G VR/AR终端应用创新和落地验证，优化产业价值。
网络的快速低成本建设需要合作。5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运营商TCO方面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运营商面临的建网挑战在于：多频多制式共存带来的网络复杂度增加；网络运维成本高企，尤其是室内站型机房租金和电费逐年激增。运营商迫切期望站点设备能从机房解放出来，降低OPEX。这就需要设备制造商的全力配合。可喜的是在本届大会期间，很多设备商带来了快速低成本建网的方案，例如华为发布的“5G极简”建网策略，主张逐步将基础的语音、IoT、数据业务迁移到LTE网络，打造制式极简的网络。
从另一个维度看，5G建网还需另一个法宝——共建共享。在4G时代尝到甜头的运营商，面对高企的5G成本，会更加深入开展共建共享。大会期间，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在业内对SA网络演进方向达成共识之后，希望与产业各方加强合作，加快5G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华为与中兴等SA异厂家互通，实现爱立信、诺基亚等全球主流厂家的SA测试验证，力争在2020年率先启动面向SA的网络升级，对外开放基于SA的边缘计算、网络切片等5G差异化网络能力。
能力建设和生态繁荣需要合作。杨杰发布了中国移动“5G+”计划，其中重要的内容打造以5G为中心的泛在智能基础设施，构建连接与智能融合服务能力、产业物联专网切片服务能力、一站式云网融合服务能力、安全可信的大数据服务能力、电信级边缘云服务能力。这些能力建设不仅需要全面的开放态度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只有与各技术厂商通力合作，才能充分发挥出乘数效应，赋能各领域发展。
柯瑞文在大会期间也提出，公司将在5G时代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首先就是能力共享，即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加快建设完善5G、天翼云、光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向合作伙伴全面开放云网能力、平台能力、研发能力。
中国联通总经理李国华在会上表示，5G生态层面的合作就要“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为了更好地向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开放灵活的合作方式，中国联通发起成立了“中国联通5G应用创新联盟”，目前已有近200家领军企业加入，未来将达到1000家成员企业。
连续参与MWC19上海多场论坛和活动，记者的一个重要感受是：中国5G产业正以开放共享的姿态，拥抱世界拥抱未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人士，都在呼吁加强与全球产业伙伴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推动5G发展。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在MWC19上海这一行业沟通协作的重要交流平台上，5G产业链各方透露出的最大诉求莫过于合作。唯有勠力同心，才能推动5G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让网络信息技术更好的造福世界和各国人民。（临江）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显著提升，人工智能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治理方面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治理原则》，以“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为主题，希望“负责任”贯穿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影响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在引发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人工智能该如何健康发展？
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治理原则》），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这是我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成果。
治理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学界业界都在探索自律
“自2017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入，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说，人工智能正在对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治理方面的问题不断出现，引起了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国际组织、产业联盟和知名企业都在研究制定人工智能相关的准则，我国一些学术组织和产业联盟在这方面非常活跃，业界也在积极探索行业自律。”薛澜说。
为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统筹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工作，起草这份《治理原则》就是委员会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起草过程中，委员会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们在网络上公开动员公众参与，形成了上百条重要建议。”薛澜说，委员会还多次召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凝聚了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毅介绍，目前全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产业界机构已发布了超过40份人工智能准则，这些准则往往是在发布征求意见稿之后听取意见。“《治理原则》是在未发布任何内容的情况下，收集从业人员甚至普通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和愿景，这是《治理原则》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负责任”是主题，
涵盖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到应用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治理原则》的主题，在受访专家看来，“负责任”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层到应用层，更应成为贯穿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条主线。薛澜举例说：“比如我们提出的‘和谐友好’等原则，强调无论是人工智能提供的产品还是服务，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全面的，应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应该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避免误用，禁止滥用、恶用。”
《治理原则》旨在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构成了《治理原则》的4个主要亮点。
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实现“双轮驱动”。上海大学教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李仁涵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应该及时纳入治理框架之中。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张旭表示，要平衡发展和治理的关系，对一些共性问题要加强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同时对于差异性的问题，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规范把《治理原则》的内容更好纳入进来，使示范推广和产品应用更好结合，推动《治理原则》的落地。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规避风险隐患。“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存在技术和社会潜在影响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对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潜在风险持续地开展研究和预判，确保人工智能健康稳健发展。”曾毅指出，现在一些技术开发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通过创新为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对相关的风险不重视或无意识，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隐患，希望《治理原则》的发布，推动“自适应”的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全人类、全社会及自然生态有益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原则写在纸上，最终希望能写到每一个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使用者的心里。”他说。
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共享。曾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使能技术，应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更应该正视发展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说，“人工智能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同时在发展中缩小地域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这符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要。”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开放协作。“很多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工智能可能也面临着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就需要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和对话。”薛澜表示，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才能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今后还将根据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全球领先，企业数量等多项指标居全球第二位。在李仁涵看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人工智能的较快发展。
曾毅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提升。“在数据隐私、安全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他举例说，“以《治理原则》提出的‘个人数据授权撤销机制’来说，在全球来看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概念。这说明，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是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来推进的。”
“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按照渐进性的思路推进人工智能的治理。”薛澜表示，《治理原则》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主要发挥宏观引导作用，今后还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在薛澜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发布的《治理原则》，也为今后的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而立法的周期较长，因此也很难只用法律框架来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的原则准则、行业规范，包括从业者的自律，来协同推进其健康发展。”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显著提升，人工智能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治理方面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治理原则》，以“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为主题，希望“负责任”贯穿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影响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在引发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人工智能该如何健康发展？
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治理原则》），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这是我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成果。
治理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学界业界都在探索自律
“自2017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入，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说，人工智能正在对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治理方面的问题不断出现，引起了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国际组织、产业联盟和知名企业都在研究制定人工智能相关的准则，我国一些学术组织和产业联盟在这方面非常活跃，业界也在积极探索行业自律。”薛澜说。
为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统筹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工作，起草这份《治理原则》就是委员会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起草过程中，委员会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们在网络上公开动员公众参与，形成了上百条重要建议。”薛澜说，委员会还多次召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凝聚了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毅介绍，目前全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产业界机构已发布了超过40份人工智能准则，这些准则往往是在发布征求意见稿之后听取意见。“《治理原则》是在未发布任何内容的情况下，收集从业人员甚至普通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和愿景，这是《治理原则》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负责任”是主题，
涵盖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到应用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治理原则》的主题，在受访专家看来，“负责任”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层到应用层，更应成为贯穿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条主线。薛澜举例说：“比如我们提出的‘和谐友好’等原则，强调无论是人工智能提供的产品还是服务，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全面的，应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应该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避免误用，禁止滥用、恶用。”
《治理原则》旨在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构成了《治理原则》的4个主要亮点。
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实现“双轮驱动”。上海大学教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李仁涵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应该及时纳入治理框架之中。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张旭表示，要平衡发展和治理的关系，对一些共性问题要加强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同时对于差异性的问题，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规范把《治理原则》的内容更好纳入进来，使示范推广和产品应用更好结合，推动《治理原则》的落地。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规避风险隐患。“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存在技术和社会潜在影响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对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潜在风险持续地开展研究和预判，确保人工智能健康稳健发展。”曾毅指出，现在一些技术开发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通过创新为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对相关的风险不重视或无意识，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隐患，希望《治理原则》的发布，推动“自适应”的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全人类、全社会及自然生态有益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原则写在纸上，最终希望能写到每一个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使用者的心里。”他说。
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共享。曾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使能技术，应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更应该正视发展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说，“人工智能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同时在发展中缩小地域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这符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要。”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开放协作。“很多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工智能可能也面临着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就需要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和对话。”薛澜表示，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才能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今后还将根据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全球领先，企业数量等多项指标居全球第二位。在李仁涵看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人工智能的较快发展。
曾毅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提升。“在数据隐私、安全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他举例说，“以《治理原则》提出的‘个人数据授权撤销机制’来说，在全球来看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概念。这说明，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是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来推进的。”
“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按照渐进性的思路推进人工智能的治理。”薛澜表示，《治理原则》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主要发挥宏观引导作用，今后还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在薛澜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发布的《治理原则》，也为今后的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而立法的周期较长，因此也很难只用法律框架来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的原则准则、行业规范，包括从业者的自律，来协同推进其健康发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