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敲定：人口落了户 城市要接住】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要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多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是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又一次创新，有助于人口要素在城乡间、城镇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实施。
1
落户放开放宽，谁将直接受益？
《任务》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措施。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如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无疑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史上的一大突破。
记者查阅住建部公布的最新全国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统计数据，2017年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成都、广州、南京、武汉等9座，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有西安、沈阳、哈尔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连、长春等10座。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到2017年数据发布至今一些城市城区人口有所增长，全国661座城市中，将有绝大多数城市不再有落户限制。
“这项政策主要是解决城市存量人口的落户问题，即帮助那些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范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现状来看，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7%-18%左右，这部分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强，解决这2亿多人的落户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同时，《任务》提出，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专家表示，此举能帮助那些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人口融入城市、摆脱贫困；而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则降低了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将大大减轻。
2
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面临收缩？
除了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松绑，对于超大特大城市，《任务》也提出，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一种观点预测，这将加剧城市间的竞争，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将面临人口收缩。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市间竞争。不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会有竞争，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也会有竞争。
范毅则认为，不同层级城市户籍制度改变不一定会相互影响，未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还是看经济发展，落户放开是给不同层级城市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会必然减少。
记者注意到，此前许多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广栽梧桐引凤凰”，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在这些城市给出的条件之中，除了“零门槛落户”，往往还会有各项配套条件。不难发现，人口流动是一个综合问题，人们选择在哪类城市落户前会对成本收益做出预判和评价。正如廖洪乐所说：“那些产业富有活力、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优良、自身特色鲜明的城镇更具竞争力，其人口会呈现净流入，城镇会越来越繁荣。反之，城市人口就有可能呈现净流出态势，城镇最终走向衰落。”
对于《任务》首次提出的“收缩型城市”概念，应该怎样理解呢？范毅指出，收缩城市概念来自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以城市居住人口减少作为评价标准，居住人口减少的城市称之为收缩城市。
范毅认为，目前对收缩城市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首先，不能以城市辖区人口减少为标准来判断城市收缩，应考察城区人口的增减；其次，不能以城市局部区域（如乡镇街道）代替城市整体，中心城区的空心化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确会存在；另外，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或是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困难的城市，由于产业空心化造成城市收缩，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不能无序蔓延，大城市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其中，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边境城市强化稳边戍边作用；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专家表示，这些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措施，最终会促进人口在更大空间内自由配置。
廖洪乐表示，城乡间、城镇间人口自由流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3
城市人口多了，公共服务会打折吗？
“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去解决问题，目前要分两步走。”范毅认为，一是“落”，即人要进得了城，这就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人能公平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二是“推”，即推公共服务，城市要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为人口提供适宜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
如何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城市人口增多后公共服务是否会打折？这击中了许多已经和想在城市落户的人的痛点。
公共服务扩大增量是政府责任，也是城市发展的表现。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任务》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廖洪乐认为，推进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新增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提高，也要保证原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下降；既涉及城乡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也涉及不同城镇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
对此，廖洪乐提出，实现这个目标，一靠投入，二靠改革。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既要常住地政府扩建或新建更多公立学校，也要改革中高考制度、教育经费分配和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在住房保障方面，常住地政府既要投资建设更多保障性住房，也要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做更多改革探索；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既要打通城乡间壁垒，也要打通不同城镇间壁垒，以确保常住人口在常住地享受基本养老和医疗服务。
4
人口持续流出，农村该如何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可分为缓慢发展（城市化水平低于30%）、加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和平稳发展（城市化水平高于70%）三个阶段。廖洪乐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预计这个阶段会持续到2035年，2035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因此，今后15至20年内会有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城镇。
既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是必然现象，那么如何处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要如何发展？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如同铁路的两根铁轨，二者并行不悖。”廖洪乐指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为城乡一体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逐步缩小直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即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此，必须同时对现有城镇制度和农村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那些妨碍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规则，如城乡土地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范毅认为，过去，农村发展不仅依附于城市还要保障城市，各种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未来，城乡间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融合发展。“随着城乡户籍不再是人口发展的限制，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城市人口流向农村，比如到农村消费、休闲、居住等。”（消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要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多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是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又一次创新，有助于人口要素在城乡间、城镇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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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放开放宽，谁将直接受益？
《任务》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措施。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如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无疑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史上的一大突破。
记者查阅住建部公布的最新全国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统计数据，2017年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成都、广州、南京、武汉等9座，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有西安、沈阳、哈尔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连、长春等10座。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到2017年数据发布至今一些城市城区人口有所增长，全国661座城市中，将有绝大多数城市不再有落户限制。
“这项政策主要是解决城市存量人口的落户问题，即帮助那些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范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现状来看，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7%-18%左右，这部分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强，解决这2亿多人的落户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同时，《任务》提出，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专家表示，此举能帮助那些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人口融入城市、摆脱贫困；而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则降低了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将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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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面临收缩？
除了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松绑，对于超大特大城市，《任务》也提出，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一种观点预测，这将加剧城市间的竞争，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将面临人口收缩。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市间竞争。不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会有竞争，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也会有竞争。
范毅则认为，不同层级城市户籍制度改变不一定会相互影响，未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还是看经济发展，落户放开是给不同层级城市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会必然减少。
记者注意到，此前许多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广栽梧桐引凤凰”，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在这些城市给出的条件之中，除了“零门槛落户”，往往还会有各项配套条件。不难发现，人口流动是一个综合问题，人们选择在哪类城市落户前会对成本收益做出预判和评价。正如廖洪乐所说：“那些产业富有活力、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优良、自身特色鲜明的城镇更具竞争力，其人口会呈现净流入，城镇会越来越繁荣。反之，城市人口就有可能呈现净流出态势，城镇最终走向衰落。”
对于《任务》首次提出的“收缩型城市”概念，应该怎样理解呢？范毅指出，收缩城市概念来自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以城市居住人口减少作为评价标准，居住人口减少的城市称之为收缩城市。
范毅认为，目前对收缩城市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首先，不能以城市辖区人口减少为标准来判断城市收缩，应考察城区人口的增减；其次，不能以城市局部区域（如乡镇街道）代替城市整体，中心城区的空心化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确会存在；另外，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或是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困难的城市，由于产业空心化造成城市收缩，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不能无序蔓延，大城市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其中，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边境城市强化稳边戍边作用；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专家表示，这些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措施，最终会促进人口在更大空间内自由配置。
廖洪乐表示，城乡间、城镇间人口自由流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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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多了，公共服务会打折吗？
“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去解决问题，目前要分两步走。”范毅认为，一是“落”，即人要进得了城，这就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人能公平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二是“推”，即推公共服务，城市要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为人口提供适宜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
如何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城市人口增多后公共服务是否会打折？这击中了许多已经和想在城市落户的人的痛点。
公共服务扩大增量是政府责任，也是城市发展的表现。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任务》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廖洪乐认为，推进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新增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提高，也要保证原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下降；既涉及城乡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也涉及不同城镇间政府职责和利益关系调整。
对此，廖洪乐提出，实现这个目标，一靠投入，二靠改革。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既要常住地政府扩建或新建更多公立学校，也要改革中高考制度、教育经费分配和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在住房保障方面，常住地政府既要投资建设更多保障性住房，也要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做更多改革探索；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既要打通城乡间壁垒，也要打通不同城镇间壁垒，以确保常住人口在常住地享受基本养老和医疗服务。
4
人口持续流出，农村该如何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可分为缓慢发展（城市化水平低于30%）、加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和平稳发展（城市化水平高于70%）三个阶段。廖洪乐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预计这个阶段会持续到2035年，2035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因此，今后15至20年内会有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城镇。
既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是必然现象，那么如何处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要如何发展？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如同铁路的两根铁轨，二者并行不悖。”廖洪乐指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为城乡一体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逐步缩小直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即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此，必须同时对现有城镇制度和农村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那些妨碍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规则，如城乡土地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范毅认为，过去，农村发展不仅依附于城市还要保障城市，各种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未来，城乡间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融合发展。“随着城乡户籍不再是人口发展的限制，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城市人口流向农村，比如到农村消费、休闲、居住等。”（消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委员风采# 【姜波常委：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校企合作“校热企冷”】
“当前职业教育存在品质建设不深入等三大问题，严重影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省两会上，省政协常委、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表示，陕西作为高教大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新时代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
姜波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提案中认为，由于产教融合形式有限，部分职业院校参考普通高校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使得学生毕业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校企合作层面，由于职业院校强调“社会效益”、生产企业注重“经济效益”，校企双方在目标取向上差异明显，兼容性利益较弱。
具体表现是，国家政策和外部保障制度建立仍不够充分，使得校企双方合作多停滞于表层，难以深入进行，“合而不深”的尴尬局面始终存在。虽有一些相关政策、法规颁布出台，但对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所享受的权利和能获得的利益，均未明确予以细化解释，“校热企冷”的局面不好解决。
此外，制度和政策不够完善，产教供需双向对接渠道不畅通，也是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省虽较早出台《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陕西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等政策，但对校企双方在实施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表达。产教融合的供需双方对接较为困难，市场上的优秀力量难以充分进入职业院校的教学过程中，影响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姜波建议，充分发挥政府统筹调控作用，科学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建立契合社会发展的产教融合机制。由政府牵头，建立由教育、人社、市场管理及相关委厅联合组成的校企合作领导协调小组，统一协调校企合作，制定校企合作发展规划，确定产学研结合的工作方向、目标和重点，协调校企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当前职业教育存在品质建设不深入等三大问题，严重影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省两会上，省政协常委、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表示，陕西作为高教大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新时代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
姜波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提案中认为，由于产教融合形式有限，部分职业院校参考普通高校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使得学生毕业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校企合作层面，由于职业院校强调“社会效益”、生产企业注重“经济效益”，校企双方在目标取向上差异明显，兼容性利益较弱。
具体表现是，国家政策和外部保障制度建立仍不够充分，使得校企双方合作多停滞于表层，难以深入进行，“合而不深”的尴尬局面始终存在。虽有一些相关政策、法规颁布出台，但对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所享受的权利和能获得的利益，均未明确予以细化解释，“校热企冷”的局面不好解决。
此外，制度和政策不够完善，产教供需双向对接渠道不畅通，也是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省虽较早出台《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陕西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等政策，但对校企双方在实施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表达。产教融合的供需双方对接较为困难，市场上的优秀力量难以充分进入职业院校的教学过程中，影响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姜波建议，充分发挥政府统筹调控作用，科学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建立契合社会发展的产教融合机制。由政府牵头，建立由教育、人社、市场管理及相关委厅联合组成的校企合作领导协调小组，统一协调校企合作，制定校企合作发展规划，确定产学研结合的工作方向、目标和重点，协调校企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于华商书院商道领袖博学班82期西安站《国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课堂，近距离聆听林佳梅老师分享的国学智慧，受教了！
林佳梅老师系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企业管理顾问、团队建设专家 、企业文化建设专家--- ---“精神管理”终身推动者、近三百位企业家特聘“心灵建设教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华商书院 国学导师、广东中山大学上市班 《国学领导力》特聘老师 、清华总裁班 《国学与企业文化建设》特聘老师。师从中国现代著名管理哲学大师黎红雷教授、台湾星云大师。 https://t.cn/RyXBPWY
林佳梅老师系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企业管理顾问、团队建设专家 、企业文化建设专家--- ---“精神管理”终身推动者、近三百位企业家特聘“心灵建设教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华商书院 国学导师、广东中山大学上市班 《国学领导力》特聘老师 、清华总裁班 《国学与企业文化建设》特聘老师。师从中国现代著名管理哲学大师黎红雷教授、台湾星云大师。 https://t.cn/RyXBP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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