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亚峥嵘团队新人陪跑营震撼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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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金销售正在自然「死亡」
带金销售模式在逐渐消亡...
带金模式的营销方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及其代理人寻找并联络具有药品选择权或推荐权的医生、药师、店员等，给予违规的金钱刺激，且金钱数量与其所促销药品的数量直接相关。以此方式作为药品销量核心驱动力的模式即为带金模式。带金模式可通过公式作简要的表达：带金销售=（销售价格-成本价格）×处方数量×院方驱动力（方向及大小）。
众所周知，带金模式曾经主导中国药品市场尤其是医院处方药市场多年，目前正走向穷途末路。
由于各种政策的打压及条件的制约，MAH无金可带、处方药品无量可查、院方无愿去用，带金销售模式终将“自然死亡”。新医改的顶层设计，是这种传统营销模式的系统性、毁灭性的精准打击，与既往一阵风的运动式反商业贿赂有本质上的不同。
01
三大变化釜底抽薪
01.药企无金可带
首先是药品生产成本或存上升风险。无论企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总有降无可降之时。而且，随着基础成本（水、电、人工）的上升、环境监测的趋严、原材料的涨价等，刚性生产成本总体上不降反升。
不过，对于大部分药品而言，生产成本上升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国家层面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如果说“4+7”试点时，药企还在观望，那么，由于现在该政策已经上升为“国策”，药企已经没有退路了。降价既是当下的主旋律，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旋律。随着竞争的加剧，药品价格的“水分”迟早挤干。
此外，其他采购模式如GPO、福建招标等，同样都是以降药价为核心目标。事实上，即使是独家品种，医保局也采用价格谈判的方式，以大幅降低价格。
随着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越来越接近，将使药企从根本上丧失大量的中间费用，从而导致带金模式自然死亡。
02.操作难上加难
即使某些药品还有可观的价差，但从操作层面看也是越来越难。
①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愈发困难
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已经在全国正式执行，医院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趋严是事实和趋势。比较典型的是医院对医药代表“三定一有”的要求，使得二者合规的有效沟通机会大幅减少。
②统方困难直至消失
药品统方是带金销售操作的关键之一。相关文件对此已明令禁止。即使由黑客非法获取，也有不菲的成本，且属违法。
③现金提取困难，成本高昂
财政部穿透式监管，税务系统自动化实时监管系统，让中间费用的提取日益困难，直到无法运转。
03.院方机制逆转
医院及医生激励机制及约束机制的变化，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种机制的逆转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带金模式的冲击也将是釜底抽薪式的。
一是药品零加成。DRG改革下，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来源将彻底改变，从而彻底逆转按项目付费模式下的多用药、用贵药的传统。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无明显治疗价值的药品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廉价药品替代高价药品的绝不含糊。否则，病人的病虽然治好了，但医院和医生却亏钱了。
二是对于不合理用药，管理部门对医生的处罚更为严厉。对于带金模式的定性即商业贿赂，更是犯罪行为。
显而易见，带金模式的几个关键要素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向终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2
合规营销的未来演变
笔者认为，关于带金模式的未来演变：一是考虑带金模式的可借鉴之处，二是考虑如何建立起合规地兼顾或维持与MAH和关键人员（如医生、药师、药店店员等）之间的关系。
MAH和关键人员的关系是不可切断的，因为代表着药品的处方来源。单纯就营销而言，关键人员的作用将长期存在。
因此，传统的带金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将违规部分全部取消，是真正的取消而不是改头换面；二是建立起新的合规的营销机制。为此，笔者提出两种营销驱动新模式。
01.药品研究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医生及药师，以创新药品及有临床研究价值的药品为对象更佳。
创新药必然需要一个被使用者（如医生、药师）了解的过程，且最新的《药品管理法》也有相关要求。
《药品管理法》（2019版）第七十二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第七十三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定期开展上市后评价。必要时，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上市后评价。”
由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药品上市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必需”将完全改变MAH的思路。
药企的传统思路是：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获得药品注册许可，药品上市之后，以高定价、高回扣占领市场，回收利润，完成一个药品项目的商业循环。
MAH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在药品上市后以“药品上市后临床研究”为抓手，既满足法律的基本要求，又能积累临床循证证据，还能通过合规的研究费用维系与研究者（通常为医师或药师）的关系，可谓一举三得。
02.培训奖励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药店店员及促销人员。
变化一是将既往不合规的药品促销提成（回扣）改为合规的推广奖励，这比较容易做到。变化二是必须在药品推广知识及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对相当多企业而言是有难度的。培训和奖励必须二者兼备，驱动效果才会好。
03
结语
总之，传统的带金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及未来的药品营销，必须进行合规而有效的转型。
笔者认为，药品营销的合规转型，依然要抓住关键群体，即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医生、药师及药店店员。这也是药品营销与一般消费品营销的重大差异。患者虽然是药品的最终使用者，但所用药品的选择权（决策权）是不完整的，医生、药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决策。
尊重原创，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带金销售模式在逐渐消亡...
带金模式的营销方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及其代理人寻找并联络具有药品选择权或推荐权的医生、药师、店员等，给予违规的金钱刺激，且金钱数量与其所促销药品的数量直接相关。以此方式作为药品销量核心驱动力的模式即为带金模式。带金模式可通过公式作简要的表达：带金销售=（销售价格-成本价格）×处方数量×院方驱动力（方向及大小）。
众所周知，带金模式曾经主导中国药品市场尤其是医院处方药市场多年，目前正走向穷途末路。
由于各种政策的打压及条件的制约，MAH无金可带、处方药品无量可查、院方无愿去用，带金销售模式终将“自然死亡”。新医改的顶层设计，是这种传统营销模式的系统性、毁灭性的精准打击，与既往一阵风的运动式反商业贿赂有本质上的不同。
01
三大变化釜底抽薪
01.药企无金可带
首先是药品生产成本或存上升风险。无论企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总有降无可降之时。而且，随着基础成本（水、电、人工）的上升、环境监测的趋严、原材料的涨价等，刚性生产成本总体上不降反升。
不过，对于大部分药品而言，生产成本上升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国家层面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如果说“4+7”试点时，药企还在观望，那么，由于现在该政策已经上升为“国策”，药企已经没有退路了。降价既是当下的主旋律，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旋律。随着竞争的加剧，药品价格的“水分”迟早挤干。
此外，其他采购模式如GPO、福建招标等，同样都是以降药价为核心目标。事实上，即使是独家品种，医保局也采用价格谈判的方式，以大幅降低价格。
随着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越来越接近，将使药企从根本上丧失大量的中间费用，从而导致带金模式自然死亡。
02.操作难上加难
即使某些药品还有可观的价差，但从操作层面看也是越来越难。
①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愈发困难
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已经在全国正式执行，医院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趋严是事实和趋势。比较典型的是医院对医药代表“三定一有”的要求，使得二者合规的有效沟通机会大幅减少。
②统方困难直至消失
药品统方是带金销售操作的关键之一。相关文件对此已明令禁止。即使由黑客非法获取，也有不菲的成本，且属违法。
③现金提取困难，成本高昂
财政部穿透式监管，税务系统自动化实时监管系统，让中间费用的提取日益困难，直到无法运转。
03.院方机制逆转
医院及医生激励机制及约束机制的变化，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种机制的逆转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带金模式的冲击也将是釜底抽薪式的。
一是药品零加成。DRG改革下，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来源将彻底改变，从而彻底逆转按项目付费模式下的多用药、用贵药的传统。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无明显治疗价值的药品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廉价药品替代高价药品的绝不含糊。否则，病人的病虽然治好了，但医院和医生却亏钱了。
二是对于不合理用药，管理部门对医生的处罚更为严厉。对于带金模式的定性即商业贿赂，更是犯罪行为。
显而易见，带金模式的几个关键要素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向终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2
合规营销的未来演变
笔者认为，关于带金模式的未来演变：一是考虑带金模式的可借鉴之处，二是考虑如何建立起合规地兼顾或维持与MAH和关键人员（如医生、药师、药店店员等）之间的关系。
MAH和关键人员的关系是不可切断的，因为代表着药品的处方来源。单纯就营销而言，关键人员的作用将长期存在。
因此，传统的带金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将违规部分全部取消，是真正的取消而不是改头换面；二是建立起新的合规的营销机制。为此，笔者提出两种营销驱动新模式。
01.药品研究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医生及药师，以创新药品及有临床研究价值的药品为对象更佳。
创新药必然需要一个被使用者（如医生、药师）了解的过程，且最新的《药品管理法》也有相关要求。
《药品管理法》（2019版）第七十二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第七十三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定期开展上市后评价。必要时，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上市后评价。”
由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药品上市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必需”将完全改变MAH的思路。
药企的传统思路是：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获得药品注册许可，药品上市之后，以高定价、高回扣占领市场，回收利润，完成一个药品项目的商业循环。
MAH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在药品上市后以“药品上市后临床研究”为抓手，既满足法律的基本要求，又能积累临床循证证据，还能通过合规的研究费用维系与研究者（通常为医师或药师）的关系，可谓一举三得。
02.培训奖励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药店店员及促销人员。
变化一是将既往不合规的药品促销提成（回扣）改为合规的推广奖励，这比较容易做到。变化二是必须在药品推广知识及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对相当多企业而言是有难度的。培训和奖励必须二者兼备，驱动效果才会好。
03
结语
总之，传统的带金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及未来的药品营销，必须进行合规而有效的转型。
笔者认为，药品营销的合规转型，依然要抓住关键群体，即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医生、药师及药店店员。这也是药品营销与一般消费品营销的重大差异。患者虽然是药品的最终使用者，但所用药品的选择权（决策权）是不完整的，医生、药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决策。
尊重原创，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深化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市司法局负责人就日照打造非诉化解直通车答记者问
全媒体记者 李珊
遇到矛盾纠纷怎么办？解决纠纷并非都要到法院“打官司”，过高的诉讼成本和时间代价往往会使当事人“吃不消”。近年来，日照市司法局全面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全力打造非诉化解直通车，非诉化解成本低廉、程序简便，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那么，什么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呢？它有些优势？如果遇到纠纷需要解决，普通市民要如何申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日照市司法局相关负责同志。
据介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公证、仲裁等7个种类。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7个类型的具体含义分别是什么呢？
答：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前面，分流到不同的解纷程序，有利于减轻群众获取法律服务的成本，有效节省司法资源。
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行政调解是指由行政机关主持或者主导，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达成调解协议，依法化解有关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对于公证机构职能范围内的法律关系所发生的争端，当事人可以申请公证机构予以调处。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领域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活动。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无需缴纳任何行政复议费用。
仲裁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活动。除了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外，均可以申请仲裁。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哪些优势？
答：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坚持“一体化导向”“交融式衔接”，充分整合各类纠纷解决方式，畅通纠纷化解渠道，提升多元化解纠纷的整体合力和综合效应，实现化解效率最大化。
非诉讼方式灵活多样，程序简便，处理时间短。例如，诉前调解的一般期限是30天，而诉讼程序则一般需要3—6个月或更长。
大部分非诉讼方式不收费，可以节约成本。
人民调解员调解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避免双方激化矛盾，及时高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非诉讼方式一般不公开进行，有效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便公开的信息。
有利于当事人履行义务。调解室以双方意见一致为基础，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并自愿履行，且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避免遇到“执行难”。
问：发生纠纷了，老百姓可以到哪里申请非诉讼纠纷方式解决？
答：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文件部署要求，市司法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指挥协调，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各项工作。
市、县、乡三级依托市县司法局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全部建立了“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在法院、信访等重点部门设立了服务分中心，建成了上下贯通的非诉讼纠纷化解实体平台。
全市54个乡镇（街道）、2075个村居（社区）全部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全市共有66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市级已建成市诉前纠纷、信访事项纠纷、总商会、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纠纷、知识产权、保险纠纷、旅游纠纷、劳动人事争议、海事海商人民调解委员会等1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县级共建成54个行专调委会。
乡镇（街道）等基层调解组织与全市66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之间建有案件推送调处机制，方便案件推送，联调联排。
群众如果在民事、商事、家事、行政等领域遇到矛盾纠纷，希望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的，可根据需要到所属的非诉讼解决服务中心或就近的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进行咨询、办理。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纳入律师调解这一类职业力量，律师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答：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不包括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担任一方代理人而开展的调解工作和律师以人民调解员身份主持的调解活动。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市司法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通过探索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和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的组织形式，坚持依法调解、平等自愿、调解中立、便民高效、协调合作的原则，依法调处民商事纠纷。
问：我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和运行是什么情况呢？
答：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的领导下，日照市司法局注重从完善组织、优化队伍、健全主体、强化联动、创新机制等多个方面统筹推进，强化法、检、公、访、仲、调“六位一体”，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按照“一体化”“集约化”要求，市、县、乡三级建立起了上下贯通的非诉讼纠纷化解实体平台。全市一体的非诉讼纠纷化解网络平台正在积极推进研发，运行后将实现线上线下化解平台互联互通、“一网通办”。
全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还积极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特色调解品牌三个作用，通过建强基层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训特色调解品牌的方式，实现基层区域、关键区域、重点领域全覆盖，筑牢“第一道化解防线”。
同时畅通行政调解、律师调解、行政争议和解调解及行政复议等渠道，扩大纠纷化解参与主体，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推送流转，力争做到矛盾纠纷应接尽接、应调尽调。
深化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市司法局负责人就日照打造非诉化解直通车答记者问
全媒体记者 李珊
遇到矛盾纠纷怎么办？解决纠纷并非都要到法院“打官司”，过高的诉讼成本和时间代价往往会使当事人“吃不消”。近年来，日照市司法局全面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全力打造非诉化解直通车，非诉化解成本低廉、程序简便，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那么，什么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呢？它有些优势？如果遇到纠纷需要解决，普通市民要如何申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日照市司法局相关负责同志。
据介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公证、仲裁等7个种类。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7个类型的具体含义分别是什么呢？
答：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前面，分流到不同的解纷程序，有利于减轻群众获取法律服务的成本，有效节省司法资源。
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行政调解是指由行政机关主持或者主导，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达成调解协议，依法化解有关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对于公证机构职能范围内的法律关系所发生的争端，当事人可以申请公证机构予以调处。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领域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活动。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无需缴纳任何行政复议费用。
仲裁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活动。除了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外，均可以申请仲裁。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哪些优势？
答：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坚持“一体化导向”“交融式衔接”，充分整合各类纠纷解决方式，畅通纠纷化解渠道，提升多元化解纠纷的整体合力和综合效应，实现化解效率最大化。
非诉讼方式灵活多样，程序简便，处理时间短。例如，诉前调解的一般期限是30天，而诉讼程序则一般需要3—6个月或更长。
大部分非诉讼方式不收费，可以节约成本。
人民调解员调解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避免双方激化矛盾，及时高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非诉讼方式一般不公开进行，有效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便公开的信息。
有利于当事人履行义务。调解室以双方意见一致为基础，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并自愿履行，且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避免遇到“执行难”。
问：发生纠纷了，老百姓可以到哪里申请非诉讼纠纷方式解决？
答：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文件部署要求，市司法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指挥协调，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各项工作。
市、县、乡三级依托市县司法局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全部建立了“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在法院、信访等重点部门设立了服务分中心，建成了上下贯通的非诉讼纠纷化解实体平台。
全市54个乡镇（街道）、2075个村居（社区）全部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全市共有66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市级已建成市诉前纠纷、信访事项纠纷、总商会、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纠纷、知识产权、保险纠纷、旅游纠纷、劳动人事争议、海事海商人民调解委员会等1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县级共建成54个行专调委会。
乡镇（街道）等基层调解组织与全市66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之间建有案件推送调处机制，方便案件推送，联调联排。
群众如果在民事、商事、家事、行政等领域遇到矛盾纠纷，希望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的，可根据需要到所属的非诉讼解决服务中心或就近的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进行咨询、办理。
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纳入律师调解这一类职业力量，律师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答：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不包括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担任一方代理人而开展的调解工作和律师以人民调解员身份主持的调解活动。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市司法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通过探索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和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的组织形式，坚持依法调解、平等自愿、调解中立、便民高效、协调合作的原则，依法调处民商事纠纷。
问：我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和运行是什么情况呢？
答：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的领导下，日照市司法局注重从完善组织、优化队伍、健全主体、强化联动、创新机制等多个方面统筹推进，强化法、检、公、访、仲、调“六位一体”，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按照“一体化”“集约化”要求，市、县、乡三级建立起了上下贯通的非诉讼纠纷化解实体平台。全市一体的非诉讼纠纷化解网络平台正在积极推进研发，运行后将实现线上线下化解平台互联互通、“一网通办”。
全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还积极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特色调解品牌三个作用，通过建强基层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训特色调解品牌的方式，实现基层区域、关键区域、重点领域全覆盖，筑牢“第一道化解防线”。
同时畅通行政调解、律师调解、行政争议和解调解及行政复议等渠道，扩大纠纷化解参与主体，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推送流转，力争做到矛盾纠纷应接尽接、应调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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