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晖时隔258天终赢球 想保住“中国一哥”有点难】在11月1日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资格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4-1逆转帕吉特，将自己的职业赛连续不胜纪录终结于258天。
综合中新网、北青体育报道，丁俊晖在延期资格赛中对阵安德鲁帕吉特。后者于1982年出生于威尔士，此前曾三度获得职业资格。目前，帕吉特世界排名第101位，职业生涯共打出过45杆破百，排名赛最好成绩为四次32强。
面对实力一般的对手，丁俊晖开局后依旧“慢热”，帕吉特打出单杆52分，拿下首局。此后，帕吉特失误不断，丁俊晖的手感终于缓慢恢复，打出单杆60、61和53分，连胜4局晋级正赛。下一轮，丁俊晖将对阵同胞田鹏飞。
https://t.cn/A6x7OICU
#侨报新闻速递#
综合中新网、北青体育报道，丁俊晖在延期资格赛中对阵安德鲁帕吉特。后者于1982年出生于威尔士，此前曾三度获得职业资格。目前，帕吉特世界排名第101位，职业生涯共打出过45杆破百，排名赛最好成绩为四次32强。
面对实力一般的对手，丁俊晖开局后依旧“慢热”，帕吉特打出单杆52分，拿下首局。此后，帕吉特失误不断，丁俊晖的手感终于缓慢恢复，打出单杆60、61和53分，连胜4局晋级正赛。下一轮，丁俊晖将对阵同胞田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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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爱穿针织衫吗# 《没人能拒绝针织衫的诱惑》文 |达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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