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美学 | 文人家具论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解读海昏侯墓——青铜器的铭文密码】青铜器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其使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本报记者 徐蕾/文 马悦/图）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
主啊，我们是世上的光，你没有让我们去作光，你已经把光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当圣灵的内住，我们就不在是属于自己，乃是属乎主，我们的本分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常常联于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每个感动与引导，圣灵是为耶稣作见证的，也是喜欢圣洁的，远离污秽的。主耶稣看我今天的光景，就知道我有多大的亏欠，求主赦免，也藉着今天的这句话被光照被提醒，主啊，求你帮助，让我再次被你得着，如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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