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鱼女的风格还是比较小清新的，而且她们的气质中就带着甜美浪漫，所以给人一种特别柔软温暖的感觉。而且双鱼女心善纯真，相由心生，大都长了一张很耐看很舒服的脸。双鱼的整体气质虽然是有些忧郁的，但是她们不是那种浑身缠绕着怨气的女孩子，所以她们还挺爱笑的，并且这些笑透着一种单纯和幸运。 #双鱼座#
#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踏月而歌景山公园 AI乐中轴《月满景山》展盛世之美唱历史传奇
为了加快音乐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打造北京地标音乐新品牌，本届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在第一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创意无限，深入挖掘文化线，打造更有文化、更有底蕴的系列音乐活动。在政策引导、平台孵化及多方支持关注的共同推动下，AI+音乐结合古都北京中轴线文化的创作推广计划《AI乐中轴》在大会期间隆重推出，作为大会音乐+融合计划，音乐+科技发展，音乐+文旅消费的重要项目落地。
总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由元大都时期开始形成，历经元、明、清、民国直到如今。这样一条中轴线，见证了六百年历史兴衰。在中轴线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不同的时代特色。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北京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如果把北京中轴线比作一曲优美的乐章，那么从永定门到天桥便是中轴乐章的序幕。当景山出现时，乐章正式进入高潮，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旋律，为整个中轴线的乐章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极为重要的一员，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地处北京城的中轴线，原为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它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建筑等级最高的宫苑园林之一。景山高耸峻拔，树木蓊郁，为北京城内登高远眺，是观览全城景致的最佳处。
中秋之夜《月满景山》，踏月而歌景山公园背后的历史传奇
景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可以从其历史上多次更名窥得一斑。据载，景山曾被称为青山、万岁山、镇山、煤山……
从元代，景山被称为"青山"。历经数次更名，直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改名为景山。景山几经营建、修缮最终呈现出今天高耸峻拔，树木蓊郁的盛景。
如今的景山，南拥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北望巍峨耸立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初时为帝后娱乐游赏之地，后转变为皇室祭祀供奉祖先场所。在这里登高远眺，是观览北京全城景致的最佳处。
乾隆年间，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形成一道“五连珠”的胜景。其中万春亭位于景山最高峰，被誉为“京华览胜第一处”，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佳的观景地点。在这里，登临其上，可以俯瞰故宫景色，美不胜收。另外四座亭，分别为观妙亭、周赏亭、富览亭、辑芳亭。
景山不仅见证了明朝的盛世景象，同样也亲历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这里也上演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一幕，也意味着明朝276年历史最终结束。为了纪念当年明朝末代皇帝以身殉国之举，现此处立有碑刻两通，分别为：“明思宗殉国处”碑和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
除了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景山公园的自然风光同样为人称道。这里遍植牡丹，令人惊艳。景山公园中有超过500种，两万余株牡丹花，涵盖了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名冠京城。其中，花王“姚黄”、花后“魏紫”、黑牡丹“青龙卧墨池”、绿牡丹“豆绿”、白牡丹“玉板白”稀有珍奇，姹紫嫣红，将古老的景山公园装扮得分外娇娆。
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历史变迁、文化传承、风光揽胜多个角度，景山公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涵义，并在中国明清历史、建筑史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AI音乐科技创新文化传承，《月满景山》活化景山历史文化内涵
在这一场艺术与美的盛宴中，景山将自然风光的秀美，历史文化的跌宕起伏和如今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有机结合。通过AI乐中轴项目，将几种元素重新融合，以科技创新传承历史文化，以音乐之声重新唤起古建活力。
如何创新传统文化表达，利用科技手段创作新作品，《文脉中轴——AI乐中轴》给出了全新的答案。通过科技的创新表达，接地气，聚人气，显灵气，最终让景山公园重新焕发不一样的生机。
音乐创作内核上，通过国风的音乐表达，传递了独有的文化态度和精神。这一次中秋上线的《月满景山》篇歌曲在歌声的部分采用了第三代合成引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可以更加完美的从整体上提升歌曲在音质、音高与呼吸声控制这三个方面的听觉体验。
音质上面有了很大的提升，最终获得更接近真人声的合成音质量；音高控制方面采用了升级后的连续音乐特征标记法，使得生成的音频质感更加顺滑；补充升级样本后，在转音音高标注准确率上让歌曲在整体音高的呈现效果更为稳定；新版本从模型端解除了气音与静音的依赖程度，加强了对呼吸声的控制，效果更加贴近真人演唱的品质。
在歌词生成方面，通过对百亿级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进行调试升级，确保了生成歌词的流畅性和上下文逻辑的一致性，有效降低了歌词生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主题漂移现象，同时也提升了关键词的相关性，利用预训练模型里丰富的语言知识储备，对输入的关键词进行强化扩展和联想，并且在技术上实现了精确的控制来保证生成的歌词行数与字数在确保与曲子的词格一致情况下，最大程度的让歌词产生丰富的画面感，彻底告别流水账式的“口水歌”。创作上不仅加强了《月满景山》中景山公园的古建特色和古今联系，同时添加进中秋的节气特色，更显出“佳期如梦，花好月圆”的温柔沉静之美，从而为景山公园的整体形象增添人文气息的厚重底蕴和浪漫情怀。
在音乐表现形式方面，利用智能AI编曲引擎在15-30秒内便可生成一首出版级高质量编曲，实现技术+内容+音乐三种元素的相互碰撞与糅合，重新定义国风音乐。将音乐和科技价值相结合，进一步凸显数字文旅的意义。这首单曲将科技和审美、内容和创意相结合，根据景山古建群历史文化背景，加入对应的古乐器元素，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一览风华；赏国色芳菲，品盛世之姿。
海报设计上，主体突出景山公园万春亭，将建筑艺术的匠心之美与圆月、秋枫、牡丹明艳的自然之美相融合，同时融入了具有祈福之意的孔明灯作为画面点缀。整体设计视觉力图呈现古今碰撞，将中国古代建筑营造特色与现代化设计相结合，在AI音乐的大背景下加入古乐器梆笛，形成不一样视觉张力。从审美艺术的体验中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碰撞之美。
历经六百年沧桑，景山公园在歌声里重焕青春
站在景山公园万春亭上俯瞰紫禁城，聆听着《月满景山》，我们或许能从这样的视角中，感受到祖国锦绣江山的一隅。而仅仅是这俯瞰紫禁城的一角，都会让人感受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血脉相传，风骨犹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景山历经六百年沧桑，依然屹立如初。这中间蕴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传承。
《月满景山》的歌声将景山历史演变背后的朝代更迭，历史兴衰，文明传承娓娓道来。在这里，景山不仅增加了中轴线的制高点，还进一步丰富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如今，秉承着这份历史古建带给我们的精神启迪，以文脉中轴为基点，立足传统文化背景，将打造优质视听体验和新时代年轻群体的审美偏好相结合，从传承古建筑的角度，呼唤起公众的文化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最终令传统文化重获新生。
随着音乐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与2021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同步推进，未来，我们将以AI乐中轴系列为切入点，利用数字化的新手段、新模式、新方案将多元的音乐内容与文脉中轴IP有机融合，创新表达中轴线沿线丰富的古建筑文化，助力文化遗产重获新生。
今天，在中秋月圆之夜，在景山公园登临远眺，让我们在《月满景山》的歌声中，重新感受“江山临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豪迈胸襟，体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温柔隽永，品味对月清歌，浅斟低唱的《月满景山》，感受科技和音乐相结合的盛世之美！
在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支持下，《AI乐中轴》系列将会继续保持应用灵活多元的音乐内容为公众阐释中轴线古建筑背后的故事，阐释中轴线沿线丰富的古建筑文化，利用数字化的新手段、新模式、新方案助力文化遗产以新声焕新生。也将继续完成年度AI音乐+北京中轴线文化创作推广计划，完成第6首原创音乐作品钟鼓楼《雪寒钟鼓》篇。通过贯穿全年的持续深耕与推进，助力音乐+融合计划，推动音乐+科技创新发展进程。
另外，从9月起，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将会举行超百场音乐公益演出，不断挖掘音乐带动消费的辐射效应，提高内需增长潜力，不断提升城市文化供给水平，以此活跃音乐城市氛围，推动音乐产业繁荣发展，引领高品质音乐消费，打造音乐城市新名片。#音乐V力量#
为了加快音乐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打造北京地标音乐新品牌，本届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在第一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创意无限，深入挖掘文化线，打造更有文化、更有底蕴的系列音乐活动。在政策引导、平台孵化及多方支持关注的共同推动下，AI+音乐结合古都北京中轴线文化的创作推广计划《AI乐中轴》在大会期间隆重推出，作为大会音乐+融合计划，音乐+科技发展，音乐+文旅消费的重要项目落地。
总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由元大都时期开始形成，历经元、明、清、民国直到如今。这样一条中轴线，见证了六百年历史兴衰。在中轴线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不同的时代特色。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北京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如果把北京中轴线比作一曲优美的乐章，那么从永定门到天桥便是中轴乐章的序幕。当景山出现时，乐章正式进入高潮，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旋律，为整个中轴线的乐章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极为重要的一员，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地处北京城的中轴线，原为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它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建筑等级最高的宫苑园林之一。景山高耸峻拔，树木蓊郁，为北京城内登高远眺，是观览全城景致的最佳处。
中秋之夜《月满景山》，踏月而歌景山公园背后的历史传奇
景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可以从其历史上多次更名窥得一斑。据载，景山曾被称为青山、万岁山、镇山、煤山……
从元代，景山被称为"青山"。历经数次更名，直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改名为景山。景山几经营建、修缮最终呈现出今天高耸峻拔，树木蓊郁的盛景。
如今的景山，南拥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北望巍峨耸立的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初时为帝后娱乐游赏之地，后转变为皇室祭祀供奉祖先场所。在这里登高远眺，是观览北京全城景致的最佳处。
乾隆年间，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形成一道“五连珠”的胜景。其中万春亭位于景山最高峰，被誉为“京华览胜第一处”，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佳的观景地点。在这里，登临其上，可以俯瞰故宫景色，美不胜收。另外四座亭，分别为观妙亭、周赏亭、富览亭、辑芳亭。
景山不仅见证了明朝的盛世景象，同样也亲历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这里也上演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一幕，也意味着明朝276年历史最终结束。为了纪念当年明朝末代皇帝以身殉国之举，现此处立有碑刻两通，分别为：“明思宗殉国处”碑和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
除了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景山公园的自然风光同样为人称道。这里遍植牡丹，令人惊艳。景山公园中有超过500种，两万余株牡丹花，涵盖了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名冠京城。其中，花王“姚黄”、花后“魏紫”、黑牡丹“青龙卧墨池”、绿牡丹“豆绿”、白牡丹“玉板白”稀有珍奇，姹紫嫣红，将古老的景山公园装扮得分外娇娆。
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历史变迁、文化传承、风光揽胜多个角度，景山公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涵义，并在中国明清历史、建筑史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AI音乐科技创新文化传承，《月满景山》活化景山历史文化内涵
在这一场艺术与美的盛宴中，景山将自然风光的秀美，历史文化的跌宕起伏和如今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有机结合。通过AI乐中轴项目，将几种元素重新融合，以科技创新传承历史文化，以音乐之声重新唤起古建活力。
如何创新传统文化表达，利用科技手段创作新作品，《文脉中轴——AI乐中轴》给出了全新的答案。通过科技的创新表达，接地气，聚人气，显灵气，最终让景山公园重新焕发不一样的生机。
音乐创作内核上，通过国风的音乐表达，传递了独有的文化态度和精神。这一次中秋上线的《月满景山》篇歌曲在歌声的部分采用了第三代合成引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可以更加完美的从整体上提升歌曲在音质、音高与呼吸声控制这三个方面的听觉体验。
音质上面有了很大的提升，最终获得更接近真人声的合成音质量；音高控制方面采用了升级后的连续音乐特征标记法，使得生成的音频质感更加顺滑；补充升级样本后，在转音音高标注准确率上让歌曲在整体音高的呈现效果更为稳定；新版本从模型端解除了气音与静音的依赖程度，加强了对呼吸声的控制，效果更加贴近真人演唱的品质。
在歌词生成方面，通过对百亿级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进行调试升级，确保了生成歌词的流畅性和上下文逻辑的一致性，有效降低了歌词生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主题漂移现象，同时也提升了关键词的相关性，利用预训练模型里丰富的语言知识储备，对输入的关键词进行强化扩展和联想，并且在技术上实现了精确的控制来保证生成的歌词行数与字数在确保与曲子的词格一致情况下，最大程度的让歌词产生丰富的画面感，彻底告别流水账式的“口水歌”。创作上不仅加强了《月满景山》中景山公园的古建特色和古今联系，同时添加进中秋的节气特色，更显出“佳期如梦，花好月圆”的温柔沉静之美，从而为景山公园的整体形象增添人文气息的厚重底蕴和浪漫情怀。
在音乐表现形式方面，利用智能AI编曲引擎在15-30秒内便可生成一首出版级高质量编曲，实现技术+内容+音乐三种元素的相互碰撞与糅合，重新定义国风音乐。将音乐和科技价值相结合，进一步凸显数字文旅的意义。这首单曲将科技和审美、内容和创意相结合，根据景山古建群历史文化背景，加入对应的古乐器元素，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一览风华；赏国色芳菲，品盛世之姿。
海报设计上，主体突出景山公园万春亭，将建筑艺术的匠心之美与圆月、秋枫、牡丹明艳的自然之美相融合，同时融入了具有祈福之意的孔明灯作为画面点缀。整体设计视觉力图呈现古今碰撞，将中国古代建筑营造特色与现代化设计相结合，在AI音乐的大背景下加入古乐器梆笛，形成不一样视觉张力。从审美艺术的体验中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碰撞之美。
历经六百年沧桑，景山公园在歌声里重焕青春
站在景山公园万春亭上俯瞰紫禁城，聆听着《月满景山》，我们或许能从这样的视角中，感受到祖国锦绣江山的一隅。而仅仅是这俯瞰紫禁城的一角，都会让人感受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血脉相传，风骨犹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景山历经六百年沧桑，依然屹立如初。这中间蕴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传承。
《月满景山》的歌声将景山历史演变背后的朝代更迭，历史兴衰，文明传承娓娓道来。在这里，景山不仅增加了中轴线的制高点，还进一步丰富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如今，秉承着这份历史古建带给我们的精神启迪，以文脉中轴为基点，立足传统文化背景，将打造优质视听体验和新时代年轻群体的审美偏好相结合，从传承古建筑的角度，呼唤起公众的文化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最终令传统文化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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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秋月圆之夜，在景山公园登临远眺，让我们在《月满景山》的歌声中，重新感受“江山临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豪迈胸襟，体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温柔隽永，品味对月清歌，浅斟低唱的《月满景山》，感受科技和音乐相结合的盛世之美！
在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支持下，《AI乐中轴》系列将会继续保持应用灵活多元的音乐内容为公众阐释中轴线古建筑背后的故事，阐释中轴线沿线丰富的古建筑文化，利用数字化的新手段、新模式、新方案助力文化遗产以新声焕新生。也将继续完成年度AI音乐+北京中轴线文化创作推广计划，完成第6首原创音乐作品钟鼓楼《雪寒钟鼓》篇。通过贯穿全年的持续深耕与推进，助力音乐+融合计划，推动音乐+科技创新发展进程。
另外，从9月起，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将会举行超百场音乐公益演出，不断挖掘音乐带动消费的辐射效应，提高内需增长潜力，不断提升城市文化供给水平，以此活跃音乐城市氛围，推动音乐产业繁荣发展，引领高品质音乐消费，打造音乐城市新名片。#音乐V力量#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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