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呢？这张照片曾挂满电影院，这张画片更被无数影迷拥有。如今，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他们芳华已逝，影迷也已经老去。1962 年，文化部评选出了 22 名 " 新中国人民演员 "，包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 ( 后进入上影厂 ) 。这 22 位明星，代表了当时新中国影坛的老、中、青演员，都是当年轰动一时、引起空前反响的佼佼者，观众俗称为 " 22 大电影明星 "。10 月 30 日，以 " 新中国 22 大电影明星 " 为主叙事点的纪录电影《演员》在全国上映。该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让影迷共同回忆关于新中国电影的难忘记忆。《演员》是中国首部探讨演员德艺的电影。影片以 "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 为切入点，历时五年、以多重形式进行记录，讲述于蓝、秦怡、田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希娟、牛犇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和艺术成就，挖掘他们对于演员这一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考，并以他们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向百年中国电影致敬。纪录电影《演员》由潘奕霖担任导演、编剧， 历时 5 年，拍摄 100 小时以上素材。1993 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潘奕霖，为 CCTV-6 电影频道成立以来的第一位男主持人，1996 年开始主持《流金岁月》，亦是该栏目的创始人。现任电影频道主持人、《佳片有约》栏目制片人。在多年制作与电影相关节目内容的过程中，潘奕霖与国内外电影人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特别是与中国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有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2021 年，潘奕霖导演了电影处女作——纪录电影《演员》。这部影片全面展示了以 " 22 大电影明星 " 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优秀演员的风貌和精神世界。潘奕霖告诉记者，父亲有一本小小的影集，其中有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明星照，照片中谢芳留着单辫，目光灼灼。后来询问才得知这是电影《早春二月》的定妆照。潘奕霖说还跟妈妈打趣说道：" 我爸真是个‘文艺青年’啊！" 妈妈回答：" 可不，你爸当年就是爱看电影。"小时候，潘奕霖住的部队大院每周都会有新电影上映，父亲带他前往看电影的路上时就会给他介绍这些影片的背景，这一幕的记忆直到现在都特别清晰。潘奕霖就这样喜欢上了电影，并从事了与电影有关的工作。说起拍摄纪录电影《演员》，潘奕霖坦言：" 就是想让 22 大电影明星当下的风采常留大银幕。他们青春的样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前的杰出电影作品中已经被镌刻了。但是，他们老去的生活、状态是否也值得留住？"潘奕霖对记者说：" 1996 年我第一次采访谢芳，那时的她头发乌黑，坐在钢琴前。现在想起来，她那时才 60 出头。结束后聊天，她问我你父亲是谁？我说，您应该不认识，我父亲是部队上的。2018 年，我因拍摄纪录电影《演员》带摄影团队再次找到谢芳，在调试机器的时候，她突然念叨了好几遍 22 并跟我说，距离咱们第一次见面已经 22 年了。谢芳随后又说，‘你采访 22 大明星这个事儿，也是 22，有意思。’ "2018 年 7 月，纪录电影《演员》对于蓝进行了拍摄，接近结束时，潘奕霖问于蓝现在的愿望是什么。于蓝回答得却很干脆：" 我在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听到这个答案，潘奕霖愣住了。" 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有在变得越来越老的至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以及爱过的那个人。每个人，或许都可以从别人身上寻找那个当下、过去或未来的自己。" 潘奕霖说。2020 年，还是传来了于蓝辞世的消息，此时距离拍摄于蓝已经过了 23 个月。潘奕霖在《演员》中有一个遗憾，这部电影的最后有一段字幕：" 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那一代人 …… " 但可惜，后来被要求删去了。" 其实我本想表达的是，跟我父母亲同时代人，他们作为观众对现在 22 大电影明星的关注。而我的父亲于今年 1 月因病辞世，享年 89 岁，很遗憾如此喜爱电影的他没有等到《演员》上映的那一天，没有看到儿子的首部电影。" 潘奕霖告诉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潘奕霖同时也创作了《演员》同名书作，这本书以作者的采访手记为主要内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录电影《演员》是一部国产经典老电影的光影回忆录，更是一封致敬中国电影、致敬记忆中那个老电影时代的情书。一代传奇影星年轻时的风华绝代，以及老去后的智慧与优雅，都将带来奇妙而丰富的观影体验。来源：哈尔滨新闻网记者：申志远 于秋莹编辑：刘奕萱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新诗为什么会青睐主观意象？（新书书摘之九）
摘自黄梵《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旦知道什么是客观意象，什么是主观意象，再讲如何用它们来写新诗，就相当方便。我想告诉大家，古今中外的诗人，固然都会用客观意象和主观印象写诗，但中国古典诗词，多数是用客观意象写成的，其间夹杂着少量的主观意象。也就是说，古典诗人，尤其是中国古代诗人，主要依靠客观意象写诗。比如，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可以想一想，诗中的每句话，是不是一个客观意象？每句都是对实际或可能场景的客观描绘，全诗皆用客观意象写成。再看李白的《秋浦歌》之一。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白发三千丈”是不是一个主观意象？你必须靠想象，才能“看见”三千丈长的白发，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景象，是超现实的事物，当然是主观意象。诗中还有古人惯用的象征“秋霜”，一般指斑白的头发，诗人照镜子时感慨，镜子里的秋霜是从何而来的？只要李白不直说“白发”，而迂回地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此句就是一个主观意象，因为诗人照镜子是看不见秋霜的，他必须把白发想象成秋霜。说到李白诗中的主观意象，也等于说到李白诗的要害，他诗中很多奇异的感觉，多数要拜主观意象所赐。李白是少数常用主观意象的古人，他在文学史中的例外身份，同样要拜主观意象所赐。中国古典诗词由于格律规范严格，平仄搭配有音乐实效，诗词产生诗意，并不主要仰赖主观意象。我后面会讲，主观意象属于诗意浓烈的意象，必须要靠创新才能写出，尤其不适合需要即兴唱和的宫廷场合，不适合需要即兴写作的应景诗等，对创造力稍逊的诗人，那会费时太多。这样不就难理解，为了即兴写诗或快速唱和，诗意较淡的客观意象，就成为古典诗词的首选，毕竟写出客观意象的难度，要远低于写出主观意象的难度。古典诗词的严谨格律和音乐性，这些形式本身就自带诗意，就不要求意象本身有浓烈的诗意，这样与诗意较淡的客观意象搭配，尤为相称。
为了看清这一点，你只需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分别译成现代白话，比如译成“朱雀桥边长满了野草和野花，乌衣巷口的夕阳已经斜挂”，“三千丈长的白发，是因为愁才长得这么长”。不难看出，一旦去掉形式上的诗意，即去掉诗的格律和音乐性，只靠诗的内容产生诗意，李白这句诗就会在现代白话中胜出，仍旧保有诗意。刘禹锡的这句诗，就难敌翻译对诗意的破坏，屈就成了大白话。刘禹锡写的客观意象，比李白写的主观意象，更依赖诗的外部形式，说明客观意象由内容提供的诗意，要弱于主观意象由内容提供的诗意。这样就容易看出，诗歌试图穿过翻译语言之墙时，客观意象的诗意容易被过滤掉，多数诗意无法在新的语言中问世或成立，除非用转译重新创造出对等的诗意，来适应新的语言。但主观意象的主体诗意，一般通过直译，就能穿过语言之墙，神奇地幸存下来，
这等于道出，当新诗（自由诗、现代诗）没有了外部形式，为了弥补失掉外部形式造成的诗意损失，新诗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当新诗脱去了古典格律的形式外衣，完全要靠裸体内容，支撑全部诗意时，就应该让内容诗意浓烈的主观意象，作为主角粉墨登场，让古典诗词中的原主角客观意象，像华生医生配合福尔摩斯那样，成为新诗中主观意象的配角。一句话，为了确保新诗有足够的诗意，更多要仰赖主观意象。我举台湾诗人夏宇的《甜蜜的仇恨》为例。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这是一个典型的主观意象。影子怎么可能用盐腌起来呢？你只能靠想象，去脑海里捕捉那幅图景。夏宇想说的真相是，恋人刚分手时，因爱生恨，恨不得朝伤情撒盐，腌起来，当人老了，回忆已逝的伤情，一切又变得美好，美好到可以当美味的下酒菜了。这类情感极容易写得有鸡汤味，但夏宇用主观意象，把情感处理得神秘，深邃，不肤浅。主观意象之所以特别耐读，是因为它不容易被人完全琢磨透，谁也不敢声称，他能百分之百读懂主观意象，但面对客观意象，诸如“黄河入海流”，“朱雀桥边野草花”之类，大概没人会说自己不懂。你还可以看出，夏宇这个主观意象的诗意，比我刚才的散文解释浓烈得多，就算不分行，它的诗意也不会有多少损失。就是说，好的主观意象甚至可以彻底摆脱对外部形式的依赖，就算把它置于诗以外的体裁中，它的诗意仍有抗环境的耐受力。比如，后面我会讲到，主观意象也可以帮助小说家“看见”新风物，可以把任何没诗意的风物，都写得诗意浓厚。主观意象的这种诗意特性，与新诗的需要不谋而合，新诗正好需要对语境、外部形式不敏感的意象，以确保诗意可以徜徉在各种自由语境中，没有多少损失。所以，主观意象理所当然，就成为新诗诗意的解决之道。
H.D.是美国的意象派诗人，我们来看看她怎么写水池？她把水池想象成是一个人，用的是一个主观意象。
你还活着吗？
我摸一摸你。
你象海鱼似地颤动。
我用网罩住你。
你是何人？一个被捆绑者？
——H.D.《水池》（张子清译）
因为一摸水池，池水就产生细密的波纹，诗人就想象那是一张渔网，同时也像鱼的鳞片，所以，她说：“你象海鱼似地颤动/我用网罩住你。/你是何人？一个被捆绑者？”与直接描绘水池相比，用主观意象来描绘，就避开了熟稔的套路，令读者仿佛是第一次看见水池似的，用客观意象就无法做到这样的“第一次看见”。考虑到主观意象，总有一些不可名状的意味，借助它，读者就能触到直觉才能触及的言外之意，这样就使得诗体“松散”的新诗，不容易变得单薄。我常说“主观意象是诗意的浓稠剂”，就是指它惊人的诗化蛮力，只要运用得当，完全能抵御诗体“松散”带来的散文化。所以，我把主观意象视为诗体“松散”后，新诗的诗意救星，认为新诗应该更多依靠主观意象，写诗时一旦发觉诗意稀薄，就可以用主观意象来救场。
臧棣有一首诗《芹菜的琴丛书》，就是通过排除对芹菜的客观描述，像H.D.用海鱼、渔网写水池那样，用琴来重新描述芹菜，把芹菜这一客观意象，转变成了诗意浓烈的主观意象。当读者被迫用琴的外形和内涵，去重新审视芹菜时，他们就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仿佛像诗人那样，平生“第一次看见”了芹菜。
我用芹菜做了
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
碧绿的琴弦，镇静如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
但并不缺少线索。
弹奏它时，我确信
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
死神也没见过。
（节选）
摘自黄梵《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旦知道什么是客观意象，什么是主观意象，再讲如何用它们来写新诗，就相当方便。我想告诉大家，古今中外的诗人，固然都会用客观意象和主观印象写诗，但中国古典诗词，多数是用客观意象写成的，其间夹杂着少量的主观意象。也就是说，古典诗人，尤其是中国古代诗人，主要依靠客观意象写诗。比如，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可以想一想，诗中的每句话，是不是一个客观意象？每句都是对实际或可能场景的客观描绘，全诗皆用客观意象写成。再看李白的《秋浦歌》之一。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白发三千丈”是不是一个主观意象？你必须靠想象，才能“看见”三千丈长的白发，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景象，是超现实的事物，当然是主观意象。诗中还有古人惯用的象征“秋霜”，一般指斑白的头发，诗人照镜子时感慨，镜子里的秋霜是从何而来的？只要李白不直说“白发”，而迂回地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此句就是一个主观意象，因为诗人照镜子是看不见秋霜的，他必须把白发想象成秋霜。说到李白诗中的主观意象，也等于说到李白诗的要害，他诗中很多奇异的感觉，多数要拜主观意象所赐。李白是少数常用主观意象的古人，他在文学史中的例外身份，同样要拜主观意象所赐。中国古典诗词由于格律规范严格，平仄搭配有音乐实效，诗词产生诗意，并不主要仰赖主观意象。我后面会讲，主观意象属于诗意浓烈的意象，必须要靠创新才能写出，尤其不适合需要即兴唱和的宫廷场合，不适合需要即兴写作的应景诗等，对创造力稍逊的诗人，那会费时太多。这样不就难理解，为了即兴写诗或快速唱和，诗意较淡的客观意象，就成为古典诗词的首选，毕竟写出客观意象的难度，要远低于写出主观意象的难度。古典诗词的严谨格律和音乐性，这些形式本身就自带诗意，就不要求意象本身有浓烈的诗意，这样与诗意较淡的客观意象搭配，尤为相称。
为了看清这一点，你只需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分别译成现代白话，比如译成“朱雀桥边长满了野草和野花，乌衣巷口的夕阳已经斜挂”，“三千丈长的白发，是因为愁才长得这么长”。不难看出，一旦去掉形式上的诗意，即去掉诗的格律和音乐性，只靠诗的内容产生诗意，李白这句诗就会在现代白话中胜出，仍旧保有诗意。刘禹锡的这句诗，就难敌翻译对诗意的破坏，屈就成了大白话。刘禹锡写的客观意象，比李白写的主观意象，更依赖诗的外部形式，说明客观意象由内容提供的诗意，要弱于主观意象由内容提供的诗意。这样就容易看出，诗歌试图穿过翻译语言之墙时，客观意象的诗意容易被过滤掉，多数诗意无法在新的语言中问世或成立，除非用转译重新创造出对等的诗意，来适应新的语言。但主观意象的主体诗意，一般通过直译，就能穿过语言之墙，神奇地幸存下来，
这等于道出，当新诗（自由诗、现代诗）没有了外部形式，为了弥补失掉外部形式造成的诗意损失，新诗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当新诗脱去了古典格律的形式外衣，完全要靠裸体内容，支撑全部诗意时，就应该让内容诗意浓烈的主观意象，作为主角粉墨登场，让古典诗词中的原主角客观意象，像华生医生配合福尔摩斯那样，成为新诗中主观意象的配角。一句话，为了确保新诗有足够的诗意，更多要仰赖主观意象。我举台湾诗人夏宇的《甜蜜的仇恨》为例。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这是一个典型的主观意象。影子怎么可能用盐腌起来呢？你只能靠想象，去脑海里捕捉那幅图景。夏宇想说的真相是，恋人刚分手时，因爱生恨，恨不得朝伤情撒盐，腌起来，当人老了，回忆已逝的伤情，一切又变得美好，美好到可以当美味的下酒菜了。这类情感极容易写得有鸡汤味，但夏宇用主观意象，把情感处理得神秘，深邃，不肤浅。主观意象之所以特别耐读，是因为它不容易被人完全琢磨透，谁也不敢声称，他能百分之百读懂主观意象，但面对客观意象，诸如“黄河入海流”，“朱雀桥边野草花”之类，大概没人会说自己不懂。你还可以看出，夏宇这个主观意象的诗意，比我刚才的散文解释浓烈得多，就算不分行，它的诗意也不会有多少损失。就是说，好的主观意象甚至可以彻底摆脱对外部形式的依赖，就算把它置于诗以外的体裁中，它的诗意仍有抗环境的耐受力。比如，后面我会讲到，主观意象也可以帮助小说家“看见”新风物，可以把任何没诗意的风物，都写得诗意浓厚。主观意象的这种诗意特性，与新诗的需要不谋而合，新诗正好需要对语境、外部形式不敏感的意象，以确保诗意可以徜徉在各种自由语境中，没有多少损失。所以，主观意象理所当然，就成为新诗诗意的解决之道。
H.D.是美国的意象派诗人，我们来看看她怎么写水池？她把水池想象成是一个人，用的是一个主观意象。
你还活着吗？
我摸一摸你。
你象海鱼似地颤动。
我用网罩住你。
你是何人？一个被捆绑者？
——H.D.《水池》（张子清译）
因为一摸水池，池水就产生细密的波纹，诗人就想象那是一张渔网，同时也像鱼的鳞片，所以，她说：“你象海鱼似地颤动/我用网罩住你。/你是何人？一个被捆绑者？”与直接描绘水池相比，用主观意象来描绘，就避开了熟稔的套路，令读者仿佛是第一次看见水池似的，用客观意象就无法做到这样的“第一次看见”。考虑到主观意象，总有一些不可名状的意味，借助它，读者就能触到直觉才能触及的言外之意，这样就使得诗体“松散”的新诗，不容易变得单薄。我常说“主观意象是诗意的浓稠剂”，就是指它惊人的诗化蛮力，只要运用得当，完全能抵御诗体“松散”带来的散文化。所以，我把主观意象视为诗体“松散”后，新诗的诗意救星，认为新诗应该更多依靠主观意象，写诗时一旦发觉诗意稀薄，就可以用主观意象来救场。
臧棣有一首诗《芹菜的琴丛书》，就是通过排除对芹菜的客观描述，像H.D.用海鱼、渔网写水池那样，用琴来重新描述芹菜，把芹菜这一客观意象，转变成了诗意浓烈的主观意象。当读者被迫用琴的外形和内涵，去重新审视芹菜时，他们就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仿佛像诗人那样，平生“第一次看见”了芹菜。
我用芹菜做了
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
碧绿的琴弦，镇静如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
但并不缺少线索。
弹奏它时，我确信
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
死神也没见过。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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