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互帮互助的行为源远流长，在云贵灾荒救助中有所体现】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历史上华佗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上次给大家说了药圣李时珍的故事，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古代历史上的名医。说到古代的名医，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华佗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华佗在世”来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很多人是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知道的华佗，那么历史上华佗真的为关羽刮骨疗毒过吗？华佗被曹操所杀，是因为医德跟人品有问题吗？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华佗这位神医的故事。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
很多人是通过《三国演义》知道的华佗，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对于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有过一段详细的描写，这段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关羽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曹操手下的人用箭射中了胳膊，回去之后取下箭才发现箭头有毒，而且毒已经入侵到了骨头。一般的医生不敢治，后来打听到了神医华佗，于是就把华佗请来给关羽治病。
《三国演义》原文记载：
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华佗让人立了一个柱子，柱子上拴一个铁环，让关羽把胳膊穿进去，然后用绳子固定住胳膊，再用被子蒙住头，华佗用尖刀割开皮肉，再把骨头上的毒刮干净敷上药，最后再把伤口缝上就可以了。关羽笑着说，不用柱子和铁环，直接动手就行了。华佗一边给关羽刮骨疗毒，关羽这边就淡定的喝酒下棋，半个时辰手术就做好了，关羽的胳膊也能动了。这件事既歌颂了关羽，有歌颂了华佗的医术高超。
以上都是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内容，有很多都是虚构的，与正史中记载的有出入。那么在正史中这段历史又是怎么记载的呢？真正的历史上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是没有的事情，关羽中毒箭《三国志》有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右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但关羽中箭的时候华佗已经死了十年，二人根本就没见过面，所以历史上华佗并没有给关羽刮骨疗毒过。
华佗与曹操的故事
那么小说中的华佗和曹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中描写了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原文记载：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
小说中提到，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就有头风病，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就找来了华佗给自己治病。华佗对曹操说，大王你的病是从中风上得来的，但是根源在你的脑袋中，光吃汤药是不管用的。我有个治疗的办法，就是先喝下麻沸汤，等没有知觉后，再用斧头砍开脑袋，把里边的风涎取出来就可以根除了。曹操生性多疑，听到华佗说要用斧头劈开脑袋后大怒，认为华佗跟关羽有交情要杀他为关羽报仇。
此时关羽已经被孙权杀了，孙权怕刘备打过来就假意说是奉曹操的命令，并把关羽的头割下来送到许昌给曹操，想嫁祸给曹操。曹操疑心很重，认为华佗是要给关羽报仇，于是就让手下把他关进大牢，最后华佗死在了大牢里。
华佗给曹操治病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但不是在关羽死了之后，而是在关羽死之前的十几年。治病的过程史书中也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中记载：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独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
《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方技传中记载：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
通过史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华佗给曹操治病并没有说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想到开颅手术这种治疗方法，华佗给曹操治疗的方法是针灸，但是华佗也知道针灸治不了根本，只能是发作的时候用针灸控制，于是曹操就把华佗留在自己身边，随时给自己针灸。但华佗并不想一直留在曹操身边任其驱使，就像之前说到过的李时珍因为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而被留在楚王身边一样，华佗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医生，一直留在曹操身边就不能再去治疗更多的人，自己的一身医术也就没办法发挥了。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华佗就跟曹操请假说自己想家了，而且自己的妻子也生病了，自己想回家看看。曹操同意华佗回家待一段时间，可是华佗回家之后就一直没回来，于是曹操就派人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催华佗赶紧回来。往返好几次没有结果之后，曹操生气了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有病可以给他一些粮食，再宽限几日，如果他要是骗我就把他抓过来。结果曹操派的人过去一看，华佗果然是在骗他，于是就把华佗抓了回来，关进监狱，最后死在监狱里边。
华佗的死因分析
关于华佗被曹操所杀的原因，网上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华佗仗着自己的医术谋求高官厚禄，被曹操看穿后杀了；有的说华佗恃才傲物没有医德，故意不给曹操看病才被杀的，死的不冤枉；还有的说是华佗生性不喜欢约束，曹操本人生性多疑自私，这才导致被曹操所杀，那么华佗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史料分析一下。
首先说华佗想凭借自己的医术来谋求高官厚禄有没有根据呢，《三国志》中记载：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这里是曹操认为，华佗能治好他的病，但是故意不给他治好，以此为要挟来谋求官职。这里显然是曹操为了报复华佗而找的借口，头风病放到现在也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疾病，而且说华佗想借此谋求官职也不太可能。
《后汉书》中记载：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三国志》中也有记载：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这里说的是华佗本来是想读书入仕，但是当了医生之后，常常会感到后悔。但是华佗此时后悔当医生是在他被曹操留在身边之后，在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华佗在民间给百姓和和一些达官显贵看病的时候，很受人们的尊敬，但是到了曹操这里，华佗就是一个下人被曹操随意使唤，曹操心里就没有把华佗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一点从《三国志》中荀彧为曹操求情后，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可以看出来，而曹操身边的高官权贵自然也看不上华佗这个社会底层的人物，如此一来华佗肯定会有心理落差，因此后悔当医生也是情理之中可以理解的。
《后汉书》中还记载：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佗恃能厌事，独不肯至。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华佗之前也是可以当官的，可是志不在此，而且曹操派人叫华佗回去的时候，华佗因不喜欢为吃饭而受人役使，所以不肯前去。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来，华佗想通过医术谋求官职，可能性不大。
其次说华佗恃才傲物没有医德，故意不给曹操看病有没有根据呢？首先，恃才傲物从“佗恃能厌事”可以看出来，但是说华佗没有医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从《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佗留下的不过的治病案例可以看出来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华佗都是一视同仁尽力救治。《三国志》中记载过一个华佗救人的事：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县车边，欲造佗。
路边遇见有人噎住喉咙的人，华佗出于医生的责任心，听到病人的呻吟后立即停车查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华佗高尚的品德。再有就是华佗不肯回去给曹操继续治病，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华佗对待病人一视同仁，不想因为曹操一个人放弃给其他人治病。总的来说，华佗作为一名有个性、有医德的医生，因为不愿意给曹操一个人服务而被曹操所杀实在是令人惋惜，而因为他的死，导致其所著的医书不能流传后世，对于中医学来说更是一大损失。
综上所述，华佗的死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自身的性格，而作为这场医患纠纷中强势的一方，曹操对于华佗的死难辞其咎。
上次给大家说了药圣李时珍的故事，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古代历史上的名医。说到古代的名医，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华佗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华佗在世”来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很多人是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知道的华佗，那么历史上华佗真的为关羽刮骨疗毒过吗？华佗被曹操所杀，是因为医德跟人品有问题吗？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华佗这位神医的故事。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
很多人是通过《三国演义》知道的华佗，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对于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有过一段详细的描写，这段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关羽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曹操手下的人用箭射中了胳膊，回去之后取下箭才发现箭头有毒，而且毒已经入侵到了骨头。一般的医生不敢治，后来打听到了神医华佗，于是就把华佗请来给关羽治病。
《三国演义》原文记载：
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华佗让人立了一个柱子，柱子上拴一个铁环，让关羽把胳膊穿进去，然后用绳子固定住胳膊，再用被子蒙住头，华佗用尖刀割开皮肉，再把骨头上的毒刮干净敷上药，最后再把伤口缝上就可以了。关羽笑着说，不用柱子和铁环，直接动手就行了。华佗一边给关羽刮骨疗毒，关羽这边就淡定的喝酒下棋，半个时辰手术就做好了，关羽的胳膊也能动了。这件事既歌颂了关羽，有歌颂了华佗的医术高超。
以上都是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内容，有很多都是虚构的，与正史中记载的有出入。那么在正史中这段历史又是怎么记载的呢？真正的历史上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是没有的事情，关羽中毒箭《三国志》有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右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但关羽中箭的时候华佗已经死了十年，二人根本就没见过面，所以历史上华佗并没有给关羽刮骨疗毒过。
华佗与曹操的故事
那么小说中的华佗和曹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中描写了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原文记载：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
小说中提到，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就有头风病，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就找来了华佗给自己治病。华佗对曹操说，大王你的病是从中风上得来的，但是根源在你的脑袋中，光吃汤药是不管用的。我有个治疗的办法，就是先喝下麻沸汤，等没有知觉后，再用斧头砍开脑袋，把里边的风涎取出来就可以根除了。曹操生性多疑，听到华佗说要用斧头劈开脑袋后大怒，认为华佗跟关羽有交情要杀他为关羽报仇。
此时关羽已经被孙权杀了，孙权怕刘备打过来就假意说是奉曹操的命令，并把关羽的头割下来送到许昌给曹操，想嫁祸给曹操。曹操疑心很重，认为华佗是要给关羽报仇，于是就让手下把他关进大牢，最后华佗死在了大牢里。
华佗给曹操治病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但不是在关羽死了之后，而是在关羽死之前的十几年。治病的过程史书中也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中记载：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独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
《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方技传中记载：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
通过史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华佗给曹操治病并没有说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想到开颅手术这种治疗方法，华佗给曹操治疗的方法是针灸，但是华佗也知道针灸治不了根本，只能是发作的时候用针灸控制，于是曹操就把华佗留在自己身边，随时给自己针灸。但华佗并不想一直留在曹操身边任其驱使，就像之前说到过的李时珍因为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而被留在楚王身边一样，华佗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医生，一直留在曹操身边就不能再去治疗更多的人，自己的一身医术也就没办法发挥了。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华佗就跟曹操请假说自己想家了，而且自己的妻子也生病了，自己想回家看看。曹操同意华佗回家待一段时间，可是华佗回家之后就一直没回来，于是曹操就派人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催华佗赶紧回来。往返好几次没有结果之后，曹操生气了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有病可以给他一些粮食，再宽限几日，如果他要是骗我就把他抓过来。结果曹操派的人过去一看，华佗果然是在骗他，于是就把华佗抓了回来，关进监狱，最后死在监狱里边。
华佗的死因分析
关于华佗被曹操所杀的原因，网上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华佗仗着自己的医术谋求高官厚禄，被曹操看穿后杀了；有的说华佗恃才傲物没有医德，故意不给曹操看病才被杀的，死的不冤枉；还有的说是华佗生性不喜欢约束，曹操本人生性多疑自私，这才导致被曹操所杀，那么华佗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史料分析一下。
首先说华佗想凭借自己的医术来谋求高官厚禄有没有根据呢，《三国志》中记载：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这里是曹操认为，华佗能治好他的病，但是故意不给他治好，以此为要挟来谋求官职。这里显然是曹操为了报复华佗而找的借口，头风病放到现在也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疾病，而且说华佗想借此谋求官职也不太可能。
《后汉书》中记载：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三国志》中也有记载：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这里说的是华佗本来是想读书入仕，但是当了医生之后，常常会感到后悔。但是华佗此时后悔当医生是在他被曹操留在身边之后，在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华佗在民间给百姓和和一些达官显贵看病的时候，很受人们的尊敬，但是到了曹操这里，华佗就是一个下人被曹操随意使唤，曹操心里就没有把华佗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一点从《三国志》中荀彧为曹操求情后，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可以看出来，而曹操身边的高官权贵自然也看不上华佗这个社会底层的人物，如此一来华佗肯定会有心理落差，因此后悔当医生也是情理之中可以理解的。
《后汉书》中还记载：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佗恃能厌事，独不肯至。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华佗之前也是可以当官的，可是志不在此，而且曹操派人叫华佗回去的时候，华佗因不喜欢为吃饭而受人役使，所以不肯前去。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来，华佗想通过医术谋求官职，可能性不大。
其次说华佗恃才傲物没有医德，故意不给曹操看病有没有根据呢？首先，恃才傲物从“佗恃能厌事”可以看出来，但是说华佗没有医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从《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佗留下的不过的治病案例可以看出来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华佗都是一视同仁尽力救治。《三国志》中记载过一个华佗救人的事：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县车边，欲造佗。
路边遇见有人噎住喉咙的人，华佗出于医生的责任心，听到病人的呻吟后立即停车查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华佗高尚的品德。再有就是华佗不肯回去给曹操继续治病，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华佗对待病人一视同仁，不想因为曹操一个人放弃给其他人治病。总的来说，华佗作为一名有个性、有医德的医生，因为不愿意给曹操一个人服务而被曹操所杀实在是令人惋惜，而因为他的死，导致其所著的医书不能流传后世，对于中医学来说更是一大损失。
综上所述，华佗的死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自身的性格，而作为这场医患纠纷中强势的一方，曹操对于华佗的死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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