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博主说##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的经典台词：
1⃣️“如何事情都始于当初的选择”
2⃣️“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
由于时空的相对性，平行宇宙可能真的存在，只是差别太小我们感觉不到。
一个物体的运动变化，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运动状态，还取决于它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
因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每个物体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也是不一样。
相对性可能还不仅仅局限于时间和空间。信息和意识极有可能也是相对的。
因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宇宙。
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你自己的宇宙。
《黑客帝国》的经典台词：
1⃣️“如何事情都始于当初的选择”
2⃣️“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
由于时空的相对性，平行宇宙可能真的存在，只是差别太小我们感觉不到。
一个物体的运动变化，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运动状态，还取决于它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
因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每个物体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也是不一样。
相对性可能还不仅仅局限于时间和空间。信息和意识极有可能也是相对的。
因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宇宙。
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你自己的宇宙。
#美好武汉对谈计划# 武汉2035: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部崛起龙头、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第一篇 城市竞争力
201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体系呈现出新特征：节点化、等级制、跨区域、强流动
中国群岛的“核心岛屿”已经有了名称：大北京地区（京津雄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加上福建沿海、山东半岛、武汉、长沙、郑州、西安等。
这些城市/地区，最好的大学、研究中心和科学机构，最大的剧院、音乐厅和博物馆，全国性的、跨国的总部和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网络，将吸引最积极的“钱”和“人”。
与其他岛屿地区相比，“核心岛屿”之间往往会建立、维持和加强彼此之间的紧密流动和联系，从而使群岛核心岛屿与其他岛屿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等级制网络和差异化发展体现在：
1、社会经济能力、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基础设施投资在主要大都市圈(“大都市化”)集中度的提高（例如上海大都市圈的迅速扩张、南京都市圈的提出）；
2、本地和区域经济体根据其在双循环背景下,空间劳动力分工中的专业化而日益增长的差异（合肥、杭州等城市在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崛起；东北三四线城市人口的迅速流失）；
3、最具活力的、一体化的大都市核心之间的连通性和相互依赖性水平（京沪深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
4、主要城市-区域与其周边地区和国家内部其他边缘化地区的功能分离越来越多（北京与河北；成都与大部分四川地区、珠三角与粤北粤西粤东发展的功能性脱钩）。
在这个背景下，城市发展要提高城市竞争力迫不及待。在规划和经济发展术语中，“竞争力”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竞争和反思企业、城市和区域的相对表现，以及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政策及其衡量标准。 竞争力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但它的内涵很复杂导致很难理解。竞争力的研究对规划活动特别重要。因为考察城市与地区的竞争力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和辩论，同时也引起了政策审议和战略实施的关注。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竞争力”对区域规划的制定者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种层面的规划关系到城市和地方经济发展。这是规划者最关注的地方，鉴于它往往对规划话语和实践以及重新定位和嵌入经济活动具有重大影响。规划者也通过各种条件的塑造来影响竞争力本身，而城市与区域之间竞争力的比较又给规划者带来各种压力。关于竞争力有什么相关因素构成也存在争议，因此实际评估或衡量竞争力是很复杂的。不同的学科和空间尺度下会出现很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层面的规划者需要谨慎地界定这个概念。
那么如何考察城市的竞争力？什么是城市竞争力，一句话概括就是城市在多尺度空间中体现出的尺度重构（rescaling）的能力。
对当代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言，本地规模经济与外部关联的重要性发生颠倒。在工业化时期，本地集聚经济越大的城市竞争力越强，但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城市竞争力取决于更复杂的因素。空间中介对于城市－区域（都市圈）在各级城市网络中的关系地理而言意义重大，本地尺度集聚经济的重要性低于其在城市网络中尺度重构的能力。
城市是一种空间／地点（space/place）上的存在形式，城市竞争力的大小本质上取决于各种权力要素（经济、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等）在时空中的分配、融合、生产、再分配的循环过程。因此评价城市竞争力实际上是考察一个城市的空间性和本地（spatiality/locality）。
本地性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的空间异质性，指的是城市的本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以及城市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环境。 从本地性上讲，城市作为一种容纳的能力，这是一种中心化的概念。当代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城市的本地性不仅考察经济指标，还要考察与经济相关的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要素，这是造成城市之间产生差异的根源之一。
空间性指的是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力（本地空间的外部性），城市被看作是一种媒介，也就是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这种观点中，城市是通过资源流动所依托的社会互动网络而产生的。现代城市的空间特征体现在哪几个关键词上呢？ 我归纳为：快速的扩张、反身的多尺度空间、关系地理与城市网络。这些关键词都伴随着尺度重构的过程。
从空间生产的层次看, 空间发展的首要含义是物理空间发展, 基本财富增加。进而在权力的介入下, 通过关系地理，产生了一个个“中心－边缘空间”, 并不断强化这一格局。随着资本的扩展, 资本成为城市空间联结的“总导演”, 权力通过资本的流动而使城市成为空间生产的控制与指挥中心, 建立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空间秩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城市网络。
城市应该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流动网络中空间生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显著影响了城市本地性的特征；反过来城市的本地性又会影响城市的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能力。
进一步来说，城市的空间性和本地性体现在哪里呢？反映在一个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流动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上。空间性表现在：货物、劳动力、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上，在服务业、信息和创新驱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人才、金融资本和知识的流动上，而城市的本地性本质上就是这些流的汇聚，最终落到节点城市这个概念上来。
城市是价值流动、资本循环和社会空间生产中的节点，而国家中心城市就是城市网络中的巨大节点，全国性的节点，以控制、协调和分配这些流动，来实现价值增值和经济增长。城市网络实际上一个“network of value", 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城市的竞争力强弱主要体现在这个网络中空间生产的能力。
这里的空间不仅指的是可见的物理空间，而且包括不可见的关系空间的生产，主要是通过流动（flows）和网络（network）实现的，而流动和网络所依赖的空间中介包括企业（跨国公司和中小微企业）、各级政府和人才（企业家、普通白领和劳动者），而这些关系地理的建立主要依靠价值流动实现，主要流的形式是金融、信息／知识、和劳动力。
节点城市本质上这些流动的集散地，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亦反映在这些与流动相关的关系地理指标上。城市是价值流动、资本循环和社会空间生产中的节点，而国家中心城市就是网络中的巨大节点，全国性的节点，以控制、协调和分配这些流动，以实现价值增值和经济增长。
对于流的空间中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要处理好一对关系：fixity（固定）和mobility（流动）。
所谓mobility就是让城市加速融入各种流的运行网络中去，城市不是一潭死水，动起来才有活力，只有这样才有获得更多更广阔资源的可能性。但同时又要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使这些“流”（资源）固定（fixity）在本地，才能提升本地的规模经济：GDP、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城市在mobility方面确实提升了很多，比如很多城市有了机场、高铁等，但城市不仅没发展起来，本地原有的资源还被吸走了，因为它们与大城市相比缺乏fixity的能力。 https://t.cn/R2WxQOQ
201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体系呈现出新特征：节点化、等级制、跨区域、强流动
中国群岛的“核心岛屿”已经有了名称：大北京地区（京津雄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加上福建沿海、山东半岛、武汉、长沙、郑州、西安等。
这些城市/地区，最好的大学、研究中心和科学机构，最大的剧院、音乐厅和博物馆，全国性的、跨国的总部和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网络，将吸引最积极的“钱”和“人”。
与其他岛屿地区相比，“核心岛屿”之间往往会建立、维持和加强彼此之间的紧密流动和联系，从而使群岛核心岛屿与其他岛屿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等级制网络和差异化发展体现在：
1、社会经济能力、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基础设施投资在主要大都市圈(“大都市化”)集中度的提高（例如上海大都市圈的迅速扩张、南京都市圈的提出）；
2、本地和区域经济体根据其在双循环背景下,空间劳动力分工中的专业化而日益增长的差异（合肥、杭州等城市在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崛起；东北三四线城市人口的迅速流失）；
3、最具活力的、一体化的大都市核心之间的连通性和相互依赖性水平（京沪深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
4、主要城市-区域与其周边地区和国家内部其他边缘化地区的功能分离越来越多（北京与河北；成都与大部分四川地区、珠三角与粤北粤西粤东发展的功能性脱钩）。
在这个背景下，城市发展要提高城市竞争力迫不及待。在规划和经济发展术语中，“竞争力”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竞争和反思企业、城市和区域的相对表现，以及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政策及其衡量标准。 竞争力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但它的内涵很复杂导致很难理解。竞争力的研究对规划活动特别重要。因为考察城市与地区的竞争力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和辩论，同时也引起了政策审议和战略实施的关注。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竞争力”对区域规划的制定者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种层面的规划关系到城市和地方经济发展。这是规划者最关注的地方，鉴于它往往对规划话语和实践以及重新定位和嵌入经济活动具有重大影响。规划者也通过各种条件的塑造来影响竞争力本身，而城市与区域之间竞争力的比较又给规划者带来各种压力。关于竞争力有什么相关因素构成也存在争议，因此实际评估或衡量竞争力是很复杂的。不同的学科和空间尺度下会出现很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层面的规划者需要谨慎地界定这个概念。
那么如何考察城市的竞争力？什么是城市竞争力，一句话概括就是城市在多尺度空间中体现出的尺度重构（rescaling）的能力。
对当代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言，本地规模经济与外部关联的重要性发生颠倒。在工业化时期，本地集聚经济越大的城市竞争力越强，但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城市竞争力取决于更复杂的因素。空间中介对于城市－区域（都市圈）在各级城市网络中的关系地理而言意义重大，本地尺度集聚经济的重要性低于其在城市网络中尺度重构的能力。
城市是一种空间／地点（space/place）上的存在形式，城市竞争力的大小本质上取决于各种权力要素（经济、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等）在时空中的分配、融合、生产、再分配的循环过程。因此评价城市竞争力实际上是考察一个城市的空间性和本地（spatiality/locality）。
本地性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的空间异质性，指的是城市的本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以及城市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环境。 从本地性上讲，城市作为一种容纳的能力，这是一种中心化的概念。当代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城市的本地性不仅考察经济指标，还要考察与经济相关的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要素，这是造成城市之间产生差异的根源之一。
空间性指的是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力（本地空间的外部性），城市被看作是一种媒介，也就是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这种观点中，城市是通过资源流动所依托的社会互动网络而产生的。现代城市的空间特征体现在哪几个关键词上呢？ 我归纳为：快速的扩张、反身的多尺度空间、关系地理与城市网络。这些关键词都伴随着尺度重构的过程。
从空间生产的层次看, 空间发展的首要含义是物理空间发展, 基本财富增加。进而在权力的介入下, 通过关系地理，产生了一个个“中心－边缘空间”, 并不断强化这一格局。随着资本的扩展, 资本成为城市空间联结的“总导演”, 权力通过资本的流动而使城市成为空间生产的控制与指挥中心, 建立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空间秩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城市网络。
城市应该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流动网络中空间生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显著影响了城市本地性的特征；反过来城市的本地性又会影响城市的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能力。
进一步来说，城市的空间性和本地性体现在哪里呢？反映在一个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流动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上。空间性表现在：货物、劳动力、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上，在服务业、信息和创新驱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人才、金融资本和知识的流动上，而城市的本地性本质上就是这些流的汇聚，最终落到节点城市这个概念上来。
城市是价值流动、资本循环和社会空间生产中的节点，而国家中心城市就是城市网络中的巨大节点，全国性的节点，以控制、协调和分配这些流动，来实现价值增值和经济增长。城市网络实际上一个“network of value", 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城市的竞争力强弱主要体现在这个网络中空间生产的能力。
这里的空间不仅指的是可见的物理空间，而且包括不可见的关系空间的生产，主要是通过流动（flows）和网络（network）实现的，而流动和网络所依赖的空间中介包括企业（跨国公司和中小微企业）、各级政府和人才（企业家、普通白领和劳动者），而这些关系地理的建立主要依靠价值流动实现，主要流的形式是金融、信息／知识、和劳动力。
节点城市本质上这些流动的集散地，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亦反映在这些与流动相关的关系地理指标上。城市是价值流动、资本循环和社会空间生产中的节点，而国家中心城市就是网络中的巨大节点，全国性的节点，以控制、协调和分配这些流动，以实现价值增值和经济增长。
对于流的空间中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要处理好一对关系：fixity（固定）和mobility（流动）。
所谓mobility就是让城市加速融入各种流的运行网络中去，城市不是一潭死水，动起来才有活力，只有这样才有获得更多更广阔资源的可能性。但同时又要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使这些“流”（资源）固定（fixity）在本地，才能提升本地的规模经济：GDP、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城市在mobility方面确实提升了很多，比如很多城市有了机场、高铁等，但城市不仅没发展起来，本地原有的资源还被吸走了，因为它们与大城市相比缺乏fixity的能力。 https://t.cn/R2WxQOQ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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