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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生朋友：没想到会见证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走向堕落（
所以到底怎么去他们的工作室工作啊……[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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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言必称年轻车主，只有这家车企从年轻视角造车[2021]
在国内第一个打出“造年轻人喜爱的智能互联汽车”口号的，叫做凯翼汽车。“年轻人”和“智能互联”两个词，在凯翼成立的2014年第一次被结合到了一起。后来，他们成了所有车企高管“言必称”的关键词。
因为诸多原因，凯翼在初期一炮打响后逐渐沉寂，然后历经股份转让、总部西迁，现已成为西南大省四川的唯一自有车企。如今，被唤醒后蛰伏、重启的凯翼，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10月18日，凯翼首款运动家轿轩度全国上市，有着比捷达更高的级别和更加潮流的设计，6.78-9.39万元的售价格外亲民。
2015年后涌现的“造车新势力”已经基本排定座次，活下来的新势力仅个位数，再难重现当初的热闹，可见汽车行业的艰难。
恰逢疫情，芯片断供，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呈现。在这个时刻“唤醒”一个有着燃油和新能源双资质的整车品牌，难度有多大？《高动能》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凯翼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剑先生。
Q：中级家轿市场竞争激烈，轩度如何突破轿车市场的现有格局？
A：不可否认，家轿市场一直竞争激励，可以说是白日化。尽管中国品牌在家轿市场还未形成较为强大的集团效应，但也并不妨碍星星之火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中有良好的表现。当然，除了产品力本身优秀之外，更多的是做市场和人群的切片，需要更加精准到达和直达消费者心智。凯翼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凯翼轩度正是基于敢想、敢为的年轻一代进行研发与定位，全面满足年轻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将罗威大师操刀的颜值、优秀操控的实力与非凡的舒适体验相结合，为心中燃烧着动力激情又崇尚务实本真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
Q：年轻消费者对品牌有没有炫耀的诉求？
A：当下的年轻人，乐于探索奇妙的世界，乐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并有股乐天的冲劲，他们自信、自强，乐于彰显自我，更加追求精神价值的满足，当然这种彰显和追求并不是炫耀，准确来说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对于他们来说，产品或者品牌更能成为彰显自己性格特征或者精神追求的一种价值标签，就拿汽车产品举例来说，汽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出行代步工具，汽车更像是他们追求生活格调、释放自我个性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亲密的出行伙伴，所以品牌也不再是年轻消费者炫耀的标签。
Q：在未来的发展中，凯翼如何进一步将年轻化体现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
A:经过多轮的讨论，凯翼更加的明晰各阶段、各维度的发展目标，并付诸实施中。凯翼汽车坚持年轻化，要打造性能出众、设计出位、科技出彩、体验出色的品牌，一个让年轻人兴奋的汽车品牌，同时麾下的产品也通过不断的迭代优化，让年轻人惊喜。
在营销层面，首先进行了组织机构重组，关键点是注重两端的变革，一端是客户、一端是经销商。尤其客户维度，更加的是了解客户、经营客户，和年轻客户一起共创品牌和产品，同时建立生态圈层，特别是从产品贩卖到客户经营的转变，更加的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并传递价值。营销动作层面，也是不断的增加和锐化客户的触点，和客户互动、交流，让体验式营销深入人心。
在服务层面，继续加强渠道下沉和覆盖，整合社会化资源，以专业的售后服务体系、资深的技术人员，多重保障措施，为年轻用户提供专业周到的关怀，让消费者畅心享受用车生活。
Q：汽车市场成熟后，新建渠道是不是比较难了？
A：传统的渠道发展评判看两维度，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广度看的是数量和覆盖，包括一网二网三网；深度看的是下沉和渠道质量。就凯翼来说，我们独有的 “一城一代”模式，更多的是解决厂商的关系和区域多家不良竞争的问题。一方面凯翼划分市场区间，厂商一起做大做强，稳进中做扎实，不一定求多，但注重覆盖和渠道质量，同时我们要求和鼓励经销商不断的发展二网和三网，向三四线再往下的区域做延伸，同时厂家通过帮扶、驻店辅导、外派店总等支持，提升经销商的单店运营能力，逐步形成一个精干、精准、扁平高效的网络渠道，目的是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当然，新兴的渠道和营销模式也在快速搭建，这是基于线上线下的打通，通过APP等手段直达客户。
Q：下沉市场的增长潜力如何？
A：下沉市场的潜力很大，因为大城市的容量有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老家生活和创业，所以在小城、城镇奋斗的年轻人也会逐渐增多。人口红利还是有，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下沉市场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下沉市场的潜力和购买力都不容小觑。
Q：今年网络建设目标是多少，上半年的完成情况如何？
A：截至目前凯翼一级网络235家。除了正常开网之外，我们将重点放在稳固网络质量上，提升单店的销能、运营能力，并通过二网红细胞计划、星火燎原计划及50余名外派店总等方式，去帮扶经销商做一些销售能力的提升。
Q：近期的其它产品规划和布局是什么样的？
A：今年陆续上市的有炫界Pro、炫界Pro EV和轩度。凯翼已完成未来5年里的产品布局，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同时海外市场也是同步发展，已在和全球40余个国家展开充分接触，并已于三季度开展出口业务。
Q：出口也有动作？
A：是的，已出口马达加斯加等国家。2021年先以整车形式锚定重点销量国家、打造靶心市场，2022年开始以SKD/CKD进入重点市场。
从陈剑先生务实的回答中，可以看到凯翼所描绘的清晰前景并不遥远。
市场下沉，满足亿级年轻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产品全面铺开，油车和电车都要硬；出口通道开启，连接更大的市场。这三个通道都是现实可预期的，凯翼DNA里务实、理性的基因最先被唤醒了。
从讲故事的层面，整个社会都喜欢谈论蔚小理们的财富故事，毕竟发财就是一种最直接的成功。但从企业长远发展的层面看，凯翼从奇瑞体系得到的技术和管理背书，必将有一次爆发式的呈现。故事容易讲，但是造车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资源，需要扎实地去构建。
中国是一个层次丰富的消费市场，各个品牌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小米汽车还在从0到1，凯翼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可以更早看到朝阳。
在国内第一个打出“造年轻人喜爱的智能互联汽车”口号的，叫做凯翼汽车。“年轻人”和“智能互联”两个词，在凯翼成立的2014年第一次被结合到了一起。后来，他们成了所有车企高管“言必称”的关键词。
因为诸多原因，凯翼在初期一炮打响后逐渐沉寂，然后历经股份转让、总部西迁，现已成为西南大省四川的唯一自有车企。如今，被唤醒后蛰伏、重启的凯翼，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10月18日，凯翼首款运动家轿轩度全国上市，有着比捷达更高的级别和更加潮流的设计，6.78-9.39万元的售价格外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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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疫情，芯片断供，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呈现。在这个时刻“唤醒”一个有着燃油和新能源双资质的整车品牌，难度有多大？《高动能》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凯翼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剑先生。
Q：中级家轿市场竞争激烈，轩度如何突破轿车市场的现有格局？
A：不可否认，家轿市场一直竞争激励，可以说是白日化。尽管中国品牌在家轿市场还未形成较为强大的集团效应，但也并不妨碍星星之火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中有良好的表现。当然，除了产品力本身优秀之外，更多的是做市场和人群的切片，需要更加精准到达和直达消费者心智。凯翼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凯翼轩度正是基于敢想、敢为的年轻一代进行研发与定位，全面满足年轻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将罗威大师操刀的颜值、优秀操控的实力与非凡的舒适体验相结合，为心中燃烧着动力激情又崇尚务实本真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
Q：年轻消费者对品牌有没有炫耀的诉求？
A：当下的年轻人，乐于探索奇妙的世界，乐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并有股乐天的冲劲，他们自信、自强，乐于彰显自我，更加追求精神价值的满足，当然这种彰显和追求并不是炫耀，准确来说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对于他们来说，产品或者品牌更能成为彰显自己性格特征或者精神追求的一种价值标签，就拿汽车产品举例来说，汽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出行代步工具，汽车更像是他们追求生活格调、释放自我个性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亲密的出行伙伴，所以品牌也不再是年轻消费者炫耀的标签。
Q：在未来的发展中，凯翼如何进一步将年轻化体现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
A:经过多轮的讨论，凯翼更加的明晰各阶段、各维度的发展目标，并付诸实施中。凯翼汽车坚持年轻化，要打造性能出众、设计出位、科技出彩、体验出色的品牌，一个让年轻人兴奋的汽车品牌，同时麾下的产品也通过不断的迭代优化，让年轻人惊喜。
在营销层面，首先进行了组织机构重组，关键点是注重两端的变革，一端是客户、一端是经销商。尤其客户维度，更加的是了解客户、经营客户，和年轻客户一起共创品牌和产品，同时建立生态圈层，特别是从产品贩卖到客户经营的转变，更加的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并传递价值。营销动作层面，也是不断的增加和锐化客户的触点，和客户互动、交流，让体验式营销深入人心。
在服务层面，继续加强渠道下沉和覆盖，整合社会化资源，以专业的售后服务体系、资深的技术人员，多重保障措施，为年轻用户提供专业周到的关怀，让消费者畅心享受用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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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传统的渠道发展评判看两维度，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广度看的是数量和覆盖，包括一网二网三网；深度看的是下沉和渠道质量。就凯翼来说，我们独有的 “一城一代”模式，更多的是解决厂商的关系和区域多家不良竞争的问题。一方面凯翼划分市场区间，厂商一起做大做强，稳进中做扎实，不一定求多，但注重覆盖和渠道质量，同时我们要求和鼓励经销商不断的发展二网和三网，向三四线再往下的区域做延伸，同时厂家通过帮扶、驻店辅导、外派店总等支持，提升经销商的单店运营能力，逐步形成一个精干、精准、扁平高效的网络渠道，目的是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当然，新兴的渠道和营销模式也在快速搭建，这是基于线上线下的打通，通过APP等手段直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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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至目前凯翼一级网络235家。除了正常开网之外，我们将重点放在稳固网络质量上，提升单店的销能、运营能力，并通过二网红细胞计划、星火燎原计划及50余名外派店总等方式，去帮扶经销商做一些销售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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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剑先生务实的回答中，可以看到凯翼所描绘的清晰前景并不遥远。
市场下沉，满足亿级年轻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产品全面铺开，油车和电车都要硬；出口通道开启，连接更大的市场。这三个通道都是现实可预期的，凯翼DNA里务实、理性的基因最先被唤醒了。
从讲故事的层面，整个社会都喜欢谈论蔚小理们的财富故事，毕竟发财就是一种最直接的成功。但从企业长远发展的层面看，凯翼从奇瑞体系得到的技术和管理背书，必将有一次爆发式的呈现。故事容易讲，但是造车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资源，需要扎实地去构建。
中国是一个层次丰富的消费市场，各个品牌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小米汽车还在从0到1，凯翼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可以更早看到朝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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