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二元化体制，把社会成员分化成了自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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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宁：“收租婆”早已今非昔比了
“收租婆”指坐拥房产的寻租食利群体，手提一大串钥匙按月收租——老歌《春天里》唱的“没有钱也要吃碗饭，也要住间房，哪怕老板娘那个怪模样”是老上海。
今非昔比。“推土机经济”造就的高房价（租）的新上海，靠房产食利的“收租婆”们往往是开着“路虎”去催收的。
谁都知道，上海的“农民工劳作供养/市民消费有保障”，缩写了国内的经济生态：你看到每天从早到晚出出进进小区的，送奶的、送水的、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开出租的，干装修的，保姆、钟点工、收破烂的，全都是没有本市户籍的外来农民工。
你也知道，随着房产含金量的节节拔高，贫富分化，首先从资产占有量上分化——靠每日劳作赚取薪酬的工薪阶层，与坐享资产收益的食利阶层，贫富分化的距离越拉越大。
表面上看，那些“房姐”“房叔”“房婶”坐享的是资产升值的收益，实质上，他们真正坐享的是权力升值的收益，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国内资源皆以权力为轴心运转，财富多寡首先是从权力多寡上分化——离权力越近的越富，离权力越远的越穷；于是，特权者必然率先变身资产者。尽人皆知，“收租婆”大多是官员的亲眷。
由此，食利者与供养者的分化也开始了：“无产者把经济活动当成生活方式，是出于随时有衣食之忧的危险；资产者、特权者则能坐享丰厚获利”（韦伯语）。你所看到的“干部不干工人干，市民不干农民工干，富人不干穷人干，能不干就不干，动辄打牌赌钱”的经济生态，背后是由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
那些寻租食利的特权化生存群体，与缴租供养的弱权化生存群体的分化，根源在于通行着垄断与非垄断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与超市场两条生财致富渠道，自由交易与强迫交易两类价格体系,供养财政与财政供养两种生存方式。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二元化体制，把社会成员分化成了自食其力的野生动物，与靠人喂养的豢养动物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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