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切实解决办事企业群众“办事难、难办事”“到处问、到处跑”等问题，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通过明确事项清单、规范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大力提升镇村便民服务水平，全力实现政务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把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延伸到基层，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人民网的转载刊发。
淄博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三个一”，即“人员一口管理，事项一窗通办，审批一枚印章”；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全面实行“三个办”，即一般事项“就近办”，高频事项“自助办”，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即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实行“政务+金融(邮、商)”服务。目前，全市88个镇（街道）、2927个村居全部建有满足企业群众办事基本需求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镇级办理事项135项，街道办理事项118项，村级办理（代办）事项79项，社区办理（代办）事项60项，85%以上镇级事项可网上办理，进一步优化了基层政务服务资源配置，有效化解了政务服务供需矛盾，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背景
（一）管理机制未理顺，“人”难管。改革之前，尽管全市所有镇（街道）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有固定人员编制，而且大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为副科级干部。但存在未按照编制落实人员、人岗不对应、工作人员普遍兼职等问题。由于各镇（街道）工作人员紧张，大多还负责包村、扶贫、抗旱等工作，导致有个别窗口经常空岗，有的因为经常换人，群众办事要么找不上人，要么工作人员业务不熟不会办，严重影响了基层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究其原因，就是镇级便民服务中心人员管理机制未理顺，中心管的是“别人”的人，既管不住，又管不好。更有甚者，个别镇（街道）把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解决干部级别的地方，只任职，不干事，影响了政务服务质效提升。
（二）事项进驻不规范，“事”难办。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事项进驻不到位，进驻事项有的授权不到位，事项办理权限理不清、落不实，存在事项办理“体外循环”，群众办事跑多次的问题。比如，有的镇（街道）卫健、民政以及村级“五代管”等业务虽然在便民服务中心设有受理窗口，但办理权还在原来的委办，导致群众办事“两头跑”和“体外循环”。按照原有办事盖章模式，窗口工作人员办完业务后还要跑到镇政府、各委办盖章，如果一次找不到人还要跑两次，甚至多次，既费时又费力。
（三）窗口设置不科学，多头跑。“一窗受理”，人是关键，“窗”是基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模式是各委办站所派驻窗口，有多少个入驻单位，就设多少个窗口，有多少个窗口，就安排多少个工作人员。并且各窗口之间，工作人员之间，业务互不相通，每个人只能办理自己的业务。这种以单位为主而非以事项为主设置的窗口，致使各窗口各自为政、忙闲不均，群众办事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又不会办，找到了会办的还要排队，既浪费人力资源，群众办事还极不方便。
二、主要做法
围绕基层便民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体制机制、人员管理、事项办理等角度入手，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群众办事来回跑、多头跑的难题，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三个一”，实现政务服务“进一门、到一窗、盖一章、办所有事”
人员一口管理。创新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打破原来委办站所派人进驻模式，采取人员择优划转、购买服务等方式配齐配强窗口工作人员，理顺人员隶属关系，打造一支真正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将镇（街道）的便民服务由“虚”变“实”，解决了原先进驻窗口工作人员管不住、管不好等问题。通过改革，淄博市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进一步精简，压减率达57%以上，平均年龄由47岁左右下降到35岁，行政运行成本压减68%以上，人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有了质的提升。
事项一窗通办。通过事项划转，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分配业务，重新梳理办理流程135项，专门制定综合服务指南，实现事项办理“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的综合服务模式。采取集中业务培训、综合服务能力培训等措施，推行“零基础手册+实战演练+轮岗培训”的全科人员培训模式，全方位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建立窗口“好差评”评议、考核末位淘汰等机制，保障工作有序规范开展。通过“一窗通办”，统一调配人员、事项，将窗口业务平均分配，实现企业群众来大厅办事“找谁都一样”，将人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审批一枚印章。镇级各类便民事项结果材料，需要各职能站所加盖印章才有效，无形中增加了手续办理环节。实施印章管理改革，变事项办结后分头盖镇政府或委办站所印章为只盖便民服务中心的印章。梳理便民中心划转的135项职责权利，规范化编制权责清单和事项清单，完善镇级政务服务平台信息，提升网办能力，确保镇级便民服务事项由便民服务中心“说了算”。统一刻制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印章，凡是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服务事项，均加盖“便民服务中心”一枚印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梳理个体工商户涉及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通过授权委托的方法，赋予便民服务中心实质性审批权力，进一步扩充镇级可办事项。通过推行镇级“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企业群众办事由找多个部门变为找一个窗口，135项镇级事项实现“一次办好”，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减到1.2天，群众办事跑腿次数平均压减到0.7次，大大提高了基层服务效率和质量。
（二）村级便民服务站实行“三个办”，实现政务服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一般事项“就近办”。以“六有一能”为标准，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现民政、社保、计生等65项业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一窗受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新生儿参保、求职登记等15项业务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直接办理，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高频事项“自助办”。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设备延伸布设到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事。目前，已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布设政务服务自助设备75台，可查询办理商事登记、人社、交通、不动产、税务等10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着力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将村一级作为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落脚点，重点围绕农村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开展村级帮办代办服务。全面制定帮办代办服务标准，明确帮办代办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咨询告知、授权委托、开展帮办代办、协调办理、跟踪反馈、评价归档”“六步法”帮办代办流程，实现帮办代办规范化。建立帮办代办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村级便民服务“红色代办”服务队，发挥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按照“就近就熟”的原则，每名党员干部联系一定数量的企业和群众，为本村（社区）企业群众代理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三）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实现政务服务“多点融合、区域通办
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在周村区试点设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下沉到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办公，与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具有同等权限，将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领域123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放至行政审批服务所受（办）理，实现区级事项全部在镇级办理，事项审批时限压缩40%以上，切实解决了企业群众办事路途远、基层便民服务业务“不全”、人员“不专”等问题。
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在临淄区金山镇、桓台县马桥镇设立镇级政务服务局，与镇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赋予至少45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10项公共服务事项的直接审批办理权，镇域内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不用再到区（县）政务服务中心跑腿，省时又省力。
实施“政务+金融(邮、商)”服务。充分发挥银行、邮政、超市等覆盖城乡的网点优势，携手金融(邮、商)机构建设“政务+金融(邮、商)便民微服务厅”项目，推动部分高频事项许可证办理向镇（街道）、村居（社区）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77家银行网点可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社保费缴纳、车购税缴纳、食品经营许可等20项政务服务业务。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张清单办到底”是前提。镇、村规范的事项标准、完善的服务指南是解决群众“来回跑”的重点，是实现“一次办好”的基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制定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清单，明确每项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标准和审查标准，实现了统一事项、统一标准、统一编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群众在镇（街道）、村（社区）能办哪些事、不能办哪些事，哪些事可以帮办、哪些事可以代办。下一步，重点是加快推进事项进驻规范化，将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事项延伸到镇村办理，做到“能放必放、应放尽放、应进全进”，确保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以基层群众群众视角同步完善服务指南，做到简洁、明了、接地气，让群众一看就明白、一来就会办。
（二）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个窗口全通办”是基础。“一窗通办”可以有效解决办事无序、忙闲不均、服务质量不好、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对于解决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人手紧张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破各委办站所的界限，改变各自受理、独立办理、业务分散的现状，整合重构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全面提升了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率。下一步，主要根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综合受理窗口”设置，着力增强办理事项分类和综合窗口布局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协调性。
（三）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支队伍帮代办”是关键。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标准化建设要真正取得实效，首要任务是理顺对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核心是打造一支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的审批队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指导镇（街道）落实人员编制、购买服务、人员划转等方式，打造了一支完全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用“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既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又提高了政务服务质效。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上，提升“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一岗多能”的“全科型”人才。
为切实解决办事企业群众“办事难、难办事”“到处问、到处跑”等问题，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通过明确事项清单、规范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大力提升镇村便民服务水平，全力实现政务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把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延伸到基层，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人民网的转载刊发。
淄博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三个一”，即“人员一口管理，事项一窗通办，审批一枚印章”；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全面实行“三个办”，即一般事项“就近办”，高频事项“自助办”，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即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实行“政务+金融(邮、商)”服务。目前，全市88个镇（街道）、2927个村居全部建有满足企业群众办事基本需求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镇级办理事项135项，街道办理事项118项，村级办理（代办）事项79项，社区办理（代办）事项60项，85%以上镇级事项可网上办理，进一步优化了基层政务服务资源配置，有效化解了政务服务供需矛盾，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背景
（一）管理机制未理顺，“人”难管。改革之前，尽管全市所有镇（街道）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有固定人员编制，而且大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为副科级干部。但存在未按照编制落实人员、人岗不对应、工作人员普遍兼职等问题。由于各镇（街道）工作人员紧张，大多还负责包村、扶贫、抗旱等工作，导致有个别窗口经常空岗，有的因为经常换人，群众办事要么找不上人，要么工作人员业务不熟不会办，严重影响了基层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究其原因，就是镇级便民服务中心人员管理机制未理顺，中心管的是“别人”的人，既管不住，又管不好。更有甚者，个别镇（街道）把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解决干部级别的地方，只任职，不干事，影响了政务服务质效提升。
（二）事项进驻不规范，“事”难办。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事项进驻不到位，进驻事项有的授权不到位，事项办理权限理不清、落不实，存在事项办理“体外循环”，群众办事跑多次的问题。比如，有的镇（街道）卫健、民政以及村级“五代管”等业务虽然在便民服务中心设有受理窗口，但办理权还在原来的委办，导致群众办事“两头跑”和“体外循环”。按照原有办事盖章模式，窗口工作人员办完业务后还要跑到镇政府、各委办盖章，如果一次找不到人还要跑两次，甚至多次，既费时又费力。
（三）窗口设置不科学，多头跑。“一窗受理”，人是关键，“窗”是基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模式是各委办站所派驻窗口，有多少个入驻单位，就设多少个窗口，有多少个窗口，就安排多少个工作人员。并且各窗口之间，工作人员之间，业务互不相通，每个人只能办理自己的业务。这种以单位为主而非以事项为主设置的窗口，致使各窗口各自为政、忙闲不均，群众办事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又不会办，找到了会办的还要排队，既浪费人力资源，群众办事还极不方便。
二、主要做法
围绕基层便民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体制机制、人员管理、事项办理等角度入手，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群众办事来回跑、多头跑的难题，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三个一”，实现政务服务“进一门、到一窗、盖一章、办所有事”
人员一口管理。创新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打破原来委办站所派人进驻模式，采取人员择优划转、购买服务等方式配齐配强窗口工作人员，理顺人员隶属关系，打造一支真正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将镇（街道）的便民服务由“虚”变“实”，解决了原先进驻窗口工作人员管不住、管不好等问题。通过改革，淄博市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进一步精简，压减率达57%以上，平均年龄由47岁左右下降到35岁，行政运行成本压减68%以上，人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有了质的提升。
事项一窗通办。通过事项划转，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分配业务，重新梳理办理流程135项，专门制定综合服务指南，实现事项办理“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的综合服务模式。采取集中业务培训、综合服务能力培训等措施，推行“零基础手册+实战演练+轮岗培训”的全科人员培训模式，全方位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建立窗口“好差评”评议、考核末位淘汰等机制，保障工作有序规范开展。通过“一窗通办”，统一调配人员、事项，将窗口业务平均分配，实现企业群众来大厅办事“找谁都一样”，将人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审批一枚印章。镇级各类便民事项结果材料，需要各职能站所加盖印章才有效，无形中增加了手续办理环节。实施印章管理改革，变事项办结后分头盖镇政府或委办站所印章为只盖便民服务中心的印章。梳理便民中心划转的135项职责权利，规范化编制权责清单和事项清单，完善镇级政务服务平台信息，提升网办能力，确保镇级便民服务事项由便民服务中心“说了算”。统一刻制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印章，凡是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服务事项，均加盖“便民服务中心”一枚印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梳理个体工商户涉及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通过授权委托的方法，赋予便民服务中心实质性审批权力，进一步扩充镇级可办事项。通过推行镇级“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企业群众办事由找多个部门变为找一个窗口，135项镇级事项实现“一次办好”，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减到1.2天，群众办事跑腿次数平均压减到0.7次，大大提高了基层服务效率和质量。
（二）村级便民服务站实行“三个办”，实现政务服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一般事项“就近办”。以“六有一能”为标准，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现民政、社保、计生等65项业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一窗受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新生儿参保、求职登记等15项业务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直接办理，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高频事项“自助办”。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设备延伸布设到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事。目前，已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布设政务服务自助设备75台，可查询办理商事登记、人社、交通、不动产、税务等10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着力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将村一级作为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落脚点，重点围绕农村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开展村级帮办代办服务。全面制定帮办代办服务标准，明确帮办代办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咨询告知、授权委托、开展帮办代办、协调办理、跟踪反馈、评价归档”“六步法”帮办代办流程，实现帮办代办规范化。建立帮办代办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村级便民服务“红色代办”服务队，发挥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按照“就近就熟”的原则，每名党员干部联系一定数量的企业和群众，为本村（社区）企业群众代理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三）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实现政务服务“多点融合、区域通办
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在周村区试点设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下沉到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办公，与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具有同等权限，将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领域123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放至行政审批服务所受（办）理，实现区级事项全部在镇级办理，事项审批时限压缩40%以上，切实解决了企业群众办事路途远、基层便民服务业务“不全”、人员“不专”等问题。
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在临淄区金山镇、桓台县马桥镇设立镇级政务服务局，与镇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赋予至少45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10项公共服务事项的直接审批办理权，镇域内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不用再到区（县）政务服务中心跑腿，省时又省力。
实施“政务+金融(邮、商)”服务。充分发挥银行、邮政、超市等覆盖城乡的网点优势，携手金融(邮、商)机构建设“政务+金融(邮、商)便民微服务厅”项目，推动部分高频事项许可证办理向镇（街道）、村居（社区）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77家银行网点可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社保费缴纳、车购税缴纳、食品经营许可等20项政务服务业务。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张清单办到底”是前提。镇、村规范的事项标准、完善的服务指南是解决群众“来回跑”的重点，是实现“一次办好”的基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制定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清单，明确每项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标准和审查标准，实现了统一事项、统一标准、统一编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群众在镇（街道）、村（社区）能办哪些事、不能办哪些事，哪些事可以帮办、哪些事可以代办。下一步，重点是加快推进事项进驻规范化，将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事项延伸到镇村办理，做到“能放必放、应放尽放、应进全进”，确保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以基层群众群众视角同步完善服务指南，做到简洁、明了、接地气，让群众一看就明白、一来就会办。
（二）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个窗口全通办”是基础。“一窗通办”可以有效解决办事无序、忙闲不均、服务质量不好、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对于解决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人手紧张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破各委办站所的界限，改变各自受理、独立办理、业务分散的现状，整合重构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全面提升了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率。下一步，主要根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综合受理窗口”设置，着力增强办理事项分类和综合窗口布局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协调性。
（三）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支队伍帮代办”是关键。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标准化建设要真正取得实效，首要任务是理顺对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核心是打造一支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的审批队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指导镇（街道）落实人员编制、购买服务、人员划转等方式，打造了一支完全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用“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既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又提高了政务服务质效。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上，提升“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一岗多能”的“全科型”人才。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https://t.cn/A6Msk4TT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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