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刘伟：北京专家“看”大棚】开京牌轿车、走乡村小路；别人上班进城，他上班进村。在寿光，有这样一位北京来的蔬菜专家——挂职寿光市科技副市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刘伟。去年4月，记者在大棚里见到他；今年，他还没走，身边多了来自17个课题组的北京同事。
10月29日，记者来到刘伟所在的小院，听他讲讲4年来棚里棚外的故事。
“本想干一年，
没想到事情闹大了，走不了了”
一条乡间公路，两行大杨树，大棚一个挨着一个，三五老人在路边、棚头聊天。10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市洛城街道寨里村。村内画风突变，现代感的玻璃温室挨着红瓦白墙的民房，村西北角一个小院，挂着“国字号”牌子——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
院内是一南一北两栋楼。南楼三层，北楼四层。北楼是实验室，南楼三楼像是宿舍，走廊里晒满了衣服。一年不见，刘伟还是那样热情爽朗、目光炯炯。他说：“隔壁还有400亩试验棚、试验田。去年春节后闹疫情，北京回不去，这里成了蔬菜所‘分所’，接待了150多名师生在这儿进行试验、写论文。现在，研发中心服务了17个团队，还自建、共建了8个团队，你来我往人不断，常住在这里搞科研。”
一转眼，刘伟来寿光已经4年了。2017年，45岁的他刚刚卸任中蔬种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待例行轮岗，所领导找到他：“寿光要咱派出一个人，挂职科技副市长。你干过科研，也干过成果转化，正适合。”“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去吧。”刘伟舍下正上高二的女儿，来了寿光。
2017年12月29日，刘伟来到寿光。3个月间，纪台的茄子、古城的番茄、稻田的甜瓜、化龙的胡萝卜……他转了一遍。“农民需要啥？院地合作如何深入一步？我能干点什么？”刘伟问自己。挂职半年后，他向所里提出：咱在寿光组建一个科研团队，找一个“卡脖子”品种搞研究吧！
“搞一个团队太小，干脆搞个机构得了！不限于育种，咱做全产业链创新！”所领导立即支持。
动议还没正式提出，2018年8月，台风“温比亚”不期而至，忙完防汛，刘伟的一年挂职期满了。他找时任寿光市委常委马焕军汇报工作，拿这个计划交差辞行。马焕军一听：“这个好！一定要干！”刘伟意识到，自己怕是走不了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刘伟意想不到：这次谈话后一个多月，2月24日，寿光市政府和蔬菜所在北京签约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4月20日，研发中心揭牌成立，寿光市30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也迅速到位；5月16日，作为研发中心的运作实体，中蔬生物科技（寿光）有限公司注册完成；5月底，8000平方米的实验办公场所准备就绪，试验农场开始建设。不久，寿光市觉得实验办公场所离试验农场5公里，太远，干脆在寨里村选地新建。没有人，寿光市从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抽调了6名干部，帮刘伟开展工作。
“既然事情闹大了，那就往大里弄呗！”刘伟也被带动起来了。在蔬菜所高建昌博士、董邵云博士、谢学文博士等专家的帮助下，他2个月就建成了3个实验室，自己也被高效率吓了一跳。
“住下来，沉下心，
和当客人就不一样了”
2019年5月16日，按照边建设边运行的原则，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开始正式筹建，试验农场也在寨里村投用。5月24日，蔬菜所菜病综合防治课题组李宝聚团队师生5人就来了。9月，来了大白菜课题组3名学生；接着，黄瓜、西瓜、茄子等课题组也来了，现在，这样的课题组已有17个。
中国农科院地处北京市三环内，没空间了，试验棚没地方建设，仪器没地方摆放。蔬菜所西瓜育种课题组是2018年新调整成立的，找实验室、试验棚尤其困难。而寿光天大地大，课题组负责人高建昌博士和团队一商量，干脆把课题组整建制地搬到了寿光。
“刘市长这里能吃能住，实验室免费用，大棚就在隔壁，拔腿就走，摘一片叶子回来就能检测。在北京，去郊区采样开车得1小时；在外省又没仪器，得寄样回去测。这里太便捷了。”高建昌说，他们在寿光的试验棚种了40亩西瓜，每年种5茬、收5茬，目前，已经筛选出5个品种在经销商那里试种了。今年3月，他索性给刘伟当了助手。
“有了‘据点’，我们的育种家‘反客为主’了，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刘伟说。
有一次，黄瓜育种专家顾兴芳研究员，凌晨4点多跑去大棚里看黄瓜。因为有些性状只有凌晨才表现。“搁以前，部门或者企业请专家来指导，专家住宾馆，走到哪儿，人家陪着。一寻思怪麻烦人，专家可能就不来了。”刘伟说，“育种家住下来，沉下心，和当客人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干活。”
育种家来搞科研，刘伟也不用陪着。一日三餐，还要收费。共建课题组，出了品种、论文、专利等成果，团队和寿光研发中心共享所有权；成果有了收益，七三或八二分成。若不共建，课题组也可以进驻、托管，寿光研发中心收取服务费。刘伟觉得，大家都是各自给自己干事儿，市场化运作才能走得更远，不仅是所里的同事，别的高校、院所也可以来合作。各自激发了活力，才有利于出成果。
刘伟的“科研客栈”，又像“全程代办”。李宝聚团队多年前就开发出了高效的植保产品，一直没有合适的载体推向市场。来到寿光后，中心提供平台，协助设计包装、注册商标、搞推介会、安排大户示范，李宝聚团队专心创新研究、完善产品、把握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了27种产品，市场销售额600多万元。
研发中心吸引的不仅是育种家。食品加工、智慧农业等蔬菜的全产业链创新，刘伟都感兴趣。西兰花富含莱菔硫烷等抗癌物质，有企业想将其做成冻干食品，但是试验多次，冻后西兰花总是掉渣，极大影响商品性。企业找到刘伟，想让育种家育出“结实”不掉渣的品种。刘伟对这样的“育加一体化”项目表示欢迎。他说，这家企业希望合作建立研发团队，并有意在寿光投资建厂。
村头小院和试验棚里，人气越来越旺。刘伟高兴着，也感动着。“我们的育种家，到地头戴个草帽、骑三轮车，像个农民；回到楼里，换件衣服，进实验室，又成了专家教授。大家撇家舍业，一年在这里待三四个月，是真能干！”
“不要找我，去找农民吧！”
刘伟初到寿光，钻大棚搞调研。问菜农有啥需要，菜农说：“你们育出些品种，比超市的东西好吃就行。”
时间长了，他发现寿光菜农很专业。比如指头肚大小的玲珑小番茄“釜山88”，不采用特殊栽培方法种不出来那个味儿，栽培和品种的重要性可说是对半开。通常，要想提高糖度，只有控制产量、果实大小。但是有的寿光菜农能做到既高产，又比较好吃。“这就说明，一些菜农的栽培方法可能走在栽培研究者前面去了，真是高手在民间。”刘伟说。
这启发了搞栽培出身的刘伟，不见得像往常一样，科研人员搞出品种，配套良种、良法，再推广给农民，也可以是农民先把它种出来。科研人员可以进行提炼优化，研发出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反向搞科研。
但寿光菜农有时又“过于自信”。刘伟说，在试验棚里，从事田间管理的都是他们请的当地菜农。比起外地菜农，寿光菜农能把新品种“种出效果”，确保试验可靠、可重复。但是，你跟他说怎么种，菜农可能会说：“你那么种不对。我种了30年菜了，没你这么种的……”你只好让他按他的方法种2/3面积，用你的方法种1/3面积，最后比比看，以此检验新技术成果的真正实效。
前几天，刘伟刚刚送走了一个搞智慧农业的团队。他们带来了好多概念性的产品，让刘伟给找企业对接。刘伟说：“不要找我，去找农民吧！”团队去找农民，发现农民对一种智能卷帘机感兴趣。刘伟说，农民的需求，就是市场的方向。
寨里村村民张润泽，在研发中心承包管理着一个温室大棚。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采摘草莓口味的番茄。“这个小柿子酸溜溜甜丝丝，口感好，好多人打听着来买，一点不愁卖。”张润泽说，“有这些大专家在，寿光不愁没好菜种。”
在大棚里，张润泽见过方智远院士，也遇到过顾兴芳、李宝聚、李君明等知名专家。他说，这个棚里的番茄种子就来自番茄育种专家李君明。
和中国农科院强强联合的，还有寿光本地的育种专家。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副科级干部、国家大宗蔬菜产业体系寿光综合试验站工作负责人赵志伟，从最初就参与了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的建设，现在，在研发中心管理着试验农场，做着番茄育种工作。按照寿光市和蔬菜所的合作协议，赵志伟等4名寿光综合试验站的本地科技人员实质性并入了研发中心，保留身份和待遇，参与科研开发工作。
现在，这两支育种家队伍联手，正在打造国际番茄育种中心。
“中国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在科研理论、基础研究、育种技术等方面有优势，我们擅长田间实践。我们优势互补，研究成果能真实地落到田间地头，更容易出成绩。”赵志伟说。
外地育种家、本地育种家、菜农种植能手等三股力量强强联合，再借助寿光的市场、产业优势，刘伟说，所里给研发中心的定位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蔬菜科技创新中心，他有这个信心。
大棚越“看”越多
去年疫情期间，刘伟作为科技副市长，出面帮农民直播带货。他炒甘蓝、吃甜瓜、带网友逛大棚、讲新品种诞生的故事。每次直播，关注网友都达10万左右。他意识到，寿光这个“蔬菜产业窗口”“风真的很大”。
疫情一好转，受此启发，刘伟就把寿光研发中心的大棚变成了“会客厅”，组织品鉴会、田头讲座、参观、论坛等，把成果推向市场。最热闹的是系列新品种品鉴会，甘蓝、西红柿、茄子、甜瓜、西瓜、黄瓜等轮番登场，只要在微信公众号上一通知，全国各地的农业企业、种子经销商都来。棚内参观品鉴，棚外报名试种。刘伟还把品鉴会开到了全福元超市，让消费者“吃瓜”，给品种“投票”。
寿光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加上专家的科技优势，研发中心的大棚产了“金蛋”。顾兴芳团队育成的“中农62号”“中农72号”等黄瓜新品种，2020年在寿光首次推向市场，目前已由寿光众多种业企业面向全国市场进行了推广，今年种子销售一空，销量超过3000斤，覆盖超过2万亩地。刘伟说，按过去的方式，推一个新品种没三五年达不到这个效果；现在在寿光，只要成果过硬，推广只需一两年。
11月4日，就在记者完稿前核实信息时，刘伟刚送走了寿光蔬菜鲜品电商销售龙头——鲜馥公司的来客。他们的主播和刘伟一起做电商直播，在棚里随便逛逛、拍小视频时，偶然摘了个瓜一尝，感到口味独特、非常好吃。他这次来找刘伟，要求迅速加繁这种瓜的种子，春季就试种20亩，希望能用特色品种给网店增添亮点。刘伟说，像鲜馥一样，当地很多类似企业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科研成果。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很多成果都能通过他们的市场运作，迅速进行转化。”他说，“我们也期望能为寿光蔬菜企业不断提供源头性的科研成果，支持企业、支持地方产业发展。”
现在，刘伟“看”的试验农场，已经种满了。“哪个专家不希望自己培育的成果能迅速转化？寿光是蔬菜先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窗口，研发中心又有好的机会和条件，专家会不请自来。只要我们给专家建好基地、做好服务，人才自然就愿意来，留得下，成果就会不断涌现。”他说。
今年7月30日，寿光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是上榜的72个县（市、区）之一。这个“先行县”，任务是探索科技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机制新模式，寿光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结对共建。
最近，寿光市选定了离研发中心5公里的一处地方，再建设240多亩的农场，用作国际番茄育种中心的基地。寿光市还给蔬菜研究所划拨了30亩建设用地、240多亩设施用地，拟建设国家蔬菜智能分子设计育种创新中心。刘伟“看”的大棚，这下要越来越多了。
“一步一步地建，不能贪多嚼不烂，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协调起来。”他说，寿光的很多项目都列入了中国农科院中长期建设规划。他感到，自己在远离北京的寿光棚头，和北京的同事做的是一样的工作：用科技，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大众日报）
10月29日，记者来到刘伟所在的小院，听他讲讲4年来棚里棚外的故事。
“本想干一年，
没想到事情闹大了，走不了了”
一条乡间公路，两行大杨树，大棚一个挨着一个，三五老人在路边、棚头聊天。10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市洛城街道寨里村。村内画风突变，现代感的玻璃温室挨着红瓦白墙的民房，村西北角一个小院，挂着“国字号”牌子——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
院内是一南一北两栋楼。南楼三层，北楼四层。北楼是实验室，南楼三楼像是宿舍，走廊里晒满了衣服。一年不见，刘伟还是那样热情爽朗、目光炯炯。他说：“隔壁还有400亩试验棚、试验田。去年春节后闹疫情，北京回不去，这里成了蔬菜所‘分所’，接待了150多名师生在这儿进行试验、写论文。现在，研发中心服务了17个团队，还自建、共建了8个团队，你来我往人不断，常住在这里搞科研。”
一转眼，刘伟来寿光已经4年了。2017年，45岁的他刚刚卸任中蔬种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待例行轮岗，所领导找到他：“寿光要咱派出一个人，挂职科技副市长。你干过科研，也干过成果转化，正适合。”“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去吧。”刘伟舍下正上高二的女儿，来了寿光。
2017年12月29日，刘伟来到寿光。3个月间，纪台的茄子、古城的番茄、稻田的甜瓜、化龙的胡萝卜……他转了一遍。“农民需要啥？院地合作如何深入一步？我能干点什么？”刘伟问自己。挂职半年后，他向所里提出：咱在寿光组建一个科研团队，找一个“卡脖子”品种搞研究吧！
“搞一个团队太小，干脆搞个机构得了！不限于育种，咱做全产业链创新！”所领导立即支持。
动议还没正式提出，2018年8月，台风“温比亚”不期而至，忙完防汛，刘伟的一年挂职期满了。他找时任寿光市委常委马焕军汇报工作，拿这个计划交差辞行。马焕军一听：“这个好！一定要干！”刘伟意识到，自己怕是走不了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刘伟意想不到：这次谈话后一个多月，2月24日，寿光市政府和蔬菜所在北京签约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4月20日，研发中心揭牌成立，寿光市30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也迅速到位；5月16日，作为研发中心的运作实体，中蔬生物科技（寿光）有限公司注册完成；5月底，8000平方米的实验办公场所准备就绪，试验农场开始建设。不久，寿光市觉得实验办公场所离试验农场5公里，太远，干脆在寨里村选地新建。没有人，寿光市从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抽调了6名干部，帮刘伟开展工作。
“既然事情闹大了，那就往大里弄呗！”刘伟也被带动起来了。在蔬菜所高建昌博士、董邵云博士、谢学文博士等专家的帮助下，他2个月就建成了3个实验室，自己也被高效率吓了一跳。
“住下来，沉下心，
和当客人就不一样了”
2019年5月16日，按照边建设边运行的原则，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开始正式筹建，试验农场也在寨里村投用。5月24日，蔬菜所菜病综合防治课题组李宝聚团队师生5人就来了。9月，来了大白菜课题组3名学生；接着，黄瓜、西瓜、茄子等课题组也来了，现在，这样的课题组已有17个。
中国农科院地处北京市三环内，没空间了，试验棚没地方建设，仪器没地方摆放。蔬菜所西瓜育种课题组是2018年新调整成立的，找实验室、试验棚尤其困难。而寿光天大地大，课题组负责人高建昌博士和团队一商量，干脆把课题组整建制地搬到了寿光。
“刘市长这里能吃能住，实验室免费用，大棚就在隔壁，拔腿就走，摘一片叶子回来就能检测。在北京，去郊区采样开车得1小时；在外省又没仪器，得寄样回去测。这里太便捷了。”高建昌说，他们在寿光的试验棚种了40亩西瓜，每年种5茬、收5茬，目前，已经筛选出5个品种在经销商那里试种了。今年3月，他索性给刘伟当了助手。
“有了‘据点’，我们的育种家‘反客为主’了，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刘伟说。
有一次，黄瓜育种专家顾兴芳研究员，凌晨4点多跑去大棚里看黄瓜。因为有些性状只有凌晨才表现。“搁以前，部门或者企业请专家来指导，专家住宾馆，走到哪儿，人家陪着。一寻思怪麻烦人，专家可能就不来了。”刘伟说，“育种家住下来，沉下心，和当客人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干活。”
育种家来搞科研，刘伟也不用陪着。一日三餐，还要收费。共建课题组，出了品种、论文、专利等成果，团队和寿光研发中心共享所有权；成果有了收益，七三或八二分成。若不共建，课题组也可以进驻、托管，寿光研发中心收取服务费。刘伟觉得，大家都是各自给自己干事儿，市场化运作才能走得更远，不仅是所里的同事，别的高校、院所也可以来合作。各自激发了活力，才有利于出成果。
刘伟的“科研客栈”，又像“全程代办”。李宝聚团队多年前就开发出了高效的植保产品，一直没有合适的载体推向市场。来到寿光后，中心提供平台，协助设计包装、注册商标、搞推介会、安排大户示范，李宝聚团队专心创新研究、完善产品、把握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了27种产品，市场销售额600多万元。
研发中心吸引的不仅是育种家。食品加工、智慧农业等蔬菜的全产业链创新，刘伟都感兴趣。西兰花富含莱菔硫烷等抗癌物质，有企业想将其做成冻干食品，但是试验多次，冻后西兰花总是掉渣，极大影响商品性。企业找到刘伟，想让育种家育出“结实”不掉渣的品种。刘伟对这样的“育加一体化”项目表示欢迎。他说，这家企业希望合作建立研发团队，并有意在寿光投资建厂。
村头小院和试验棚里，人气越来越旺。刘伟高兴着，也感动着。“我们的育种家，到地头戴个草帽、骑三轮车，像个农民；回到楼里，换件衣服，进实验室，又成了专家教授。大家撇家舍业，一年在这里待三四个月，是真能干！”
“不要找我，去找农民吧！”
刘伟初到寿光，钻大棚搞调研。问菜农有啥需要，菜农说：“你们育出些品种，比超市的东西好吃就行。”
时间长了，他发现寿光菜农很专业。比如指头肚大小的玲珑小番茄“釜山88”，不采用特殊栽培方法种不出来那个味儿，栽培和品种的重要性可说是对半开。通常，要想提高糖度，只有控制产量、果实大小。但是有的寿光菜农能做到既高产，又比较好吃。“这就说明，一些菜农的栽培方法可能走在栽培研究者前面去了，真是高手在民间。”刘伟说。
这启发了搞栽培出身的刘伟，不见得像往常一样，科研人员搞出品种，配套良种、良法，再推广给农民，也可以是农民先把它种出来。科研人员可以进行提炼优化，研发出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反向搞科研。
但寿光菜农有时又“过于自信”。刘伟说，在试验棚里，从事田间管理的都是他们请的当地菜农。比起外地菜农，寿光菜农能把新品种“种出效果”，确保试验可靠、可重复。但是，你跟他说怎么种，菜农可能会说：“你那么种不对。我种了30年菜了，没你这么种的……”你只好让他按他的方法种2/3面积，用你的方法种1/3面积，最后比比看，以此检验新技术成果的真正实效。
前几天，刘伟刚刚送走了一个搞智慧农业的团队。他们带来了好多概念性的产品，让刘伟给找企业对接。刘伟说：“不要找我，去找农民吧！”团队去找农民，发现农民对一种智能卷帘机感兴趣。刘伟说，农民的需求，就是市场的方向。
寨里村村民张润泽，在研发中心承包管理着一个温室大棚。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采摘草莓口味的番茄。“这个小柿子酸溜溜甜丝丝，口感好，好多人打听着来买，一点不愁卖。”张润泽说，“有这些大专家在，寿光不愁没好菜种。”
在大棚里，张润泽见过方智远院士，也遇到过顾兴芳、李宝聚、李君明等知名专家。他说，这个棚里的番茄种子就来自番茄育种专家李君明。
和中国农科院强强联合的，还有寿光本地的育种专家。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副科级干部、国家大宗蔬菜产业体系寿光综合试验站工作负责人赵志伟，从最初就参与了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的建设，现在，在研发中心管理着试验农场，做着番茄育种工作。按照寿光市和蔬菜所的合作协议，赵志伟等4名寿光综合试验站的本地科技人员实质性并入了研发中心，保留身份和待遇，参与科研开发工作。
现在，这两支育种家队伍联手，正在打造国际番茄育种中心。
“中国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在科研理论、基础研究、育种技术等方面有优势，我们擅长田间实践。我们优势互补，研究成果能真实地落到田间地头，更容易出成绩。”赵志伟说。
外地育种家、本地育种家、菜农种植能手等三股力量强强联合，再借助寿光的市场、产业优势，刘伟说，所里给研发中心的定位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蔬菜科技创新中心，他有这个信心。
大棚越“看”越多
去年疫情期间，刘伟作为科技副市长，出面帮农民直播带货。他炒甘蓝、吃甜瓜、带网友逛大棚、讲新品种诞生的故事。每次直播，关注网友都达10万左右。他意识到，寿光这个“蔬菜产业窗口”“风真的很大”。
疫情一好转，受此启发，刘伟就把寿光研发中心的大棚变成了“会客厅”，组织品鉴会、田头讲座、参观、论坛等，把成果推向市场。最热闹的是系列新品种品鉴会，甘蓝、西红柿、茄子、甜瓜、西瓜、黄瓜等轮番登场，只要在微信公众号上一通知，全国各地的农业企业、种子经销商都来。棚内参观品鉴，棚外报名试种。刘伟还把品鉴会开到了全福元超市，让消费者“吃瓜”，给品种“投票”。
寿光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加上专家的科技优势，研发中心的大棚产了“金蛋”。顾兴芳团队育成的“中农62号”“中农72号”等黄瓜新品种，2020年在寿光首次推向市场，目前已由寿光众多种业企业面向全国市场进行了推广，今年种子销售一空，销量超过3000斤，覆盖超过2万亩地。刘伟说，按过去的方式，推一个新品种没三五年达不到这个效果；现在在寿光，只要成果过硬，推广只需一两年。
11月4日，就在记者完稿前核实信息时，刘伟刚送走了寿光蔬菜鲜品电商销售龙头——鲜馥公司的来客。他们的主播和刘伟一起做电商直播，在棚里随便逛逛、拍小视频时，偶然摘了个瓜一尝，感到口味独特、非常好吃。他这次来找刘伟，要求迅速加繁这种瓜的种子，春季就试种20亩，希望能用特色品种给网店增添亮点。刘伟说，像鲜馥一样，当地很多类似企业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科研成果。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很多成果都能通过他们的市场运作，迅速进行转化。”他说，“我们也期望能为寿光蔬菜企业不断提供源头性的科研成果，支持企业、支持地方产业发展。”
现在，刘伟“看”的试验农场，已经种满了。“哪个专家不希望自己培育的成果能迅速转化？寿光是蔬菜先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窗口，研发中心又有好的机会和条件，专家会不请自来。只要我们给专家建好基地、做好服务，人才自然就愿意来，留得下，成果就会不断涌现。”他说。
今年7月30日，寿光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是上榜的72个县（市、区）之一。这个“先行县”，任务是探索科技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机制新模式，寿光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结对共建。
最近，寿光市选定了离研发中心5公里的一处地方，再建设240多亩的农场，用作国际番茄育种中心的基地。寿光市还给蔬菜研究所划拨了30亩建设用地、240多亩设施用地，拟建设国家蔬菜智能分子设计育种创新中心。刘伟“看”的大棚，这下要越来越多了。
“一步一步地建，不能贪多嚼不烂，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协调起来。”他说，寿光的很多项目都列入了中国农科院中长期建设规划。他感到，自己在远离北京的寿光棚头，和北京的同事做的是一样的工作：用科技，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大众日报）
【网购营销信息调查：退订仍会遭到骚扰，短信没停电话又来】#电商通过短信电话对用户轮番营销# 据@法制日报 报道，1258条——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居民戴莹手机里未读短信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类电商的营销短信。26岁的戴莹大学时开始接触线上购物，网购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其中，电商的营销短信、电话，特别是临近“双11”“6·18”等节点前的轰炸，更是让她不堪其扰。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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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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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美育”的重要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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