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麦当劳开业50周年】餐饮业巨头的光与影
2021年，日本麦当劳公司迎来了开业50周年。在餐饮业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乘着宅家需求的东风业绩扶摇直上。2020年12月期的合并结算显示，全部门店的总营业额达到5892亿日元，营业利润达312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好记录。熟知该公司初创期的中园仁，为我们回顾了日本麦当劳公司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日本麦当劳50年的发展历程：https://t.cn/A6MD8uBZ
#日本[超话]# #麦当劳[超话]# #日本麦当劳# #日本麦当劳50周年#
2021年，日本麦当劳公司迎来了开业50周年。在餐饮业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乘着宅家需求的东风业绩扶摇直上。2020年12月期的合并结算显示，全部门店的总营业额达到5892亿日元，营业利润达312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好记录。熟知该公司初创期的中园仁，为我们回顾了日本麦当劳公司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日本麦当劳50年的发展历程：https://t.cn/A6MD8uBZ
#日本[超话]# #麦当劳[超话]# #日本麦当劳# #日本麦当劳50周年#
“中国要适时推出‘碳税’。开始向生产环节征收，并逐渐过渡到消费环节。”
10月20日，在广州举办的2021第三届中国石油和化工绿色发展峰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发表《石油化工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抉择》主题演讲时表示。
李毅中还指出，中国在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否则容易拉闸限电等问题。此外，还应重视化石能源，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近期煤炭价格连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研究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
峰会期间，李毅中在接受界面新闻独家采访时指出，类似今年煤价翻倍上涨的现象从未有过。

“这样不合理。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手’就要伸出来管，还应该早点管。”李毅中称。
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不能太急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李毅中介绍，2012年-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比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石油产量稳中有升，天然气产量也有明显的提高。
中国要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届时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到25%，较2020年的15.9%增长9.1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由现在的32%提到超过50%；煤炭消费占比约减少10个百分点。
李毅中指出，这是中国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但难度很大，“这需要循序渐进，不能太着急，否则会出现类似近期拉闸限电的情况。”
他认为，碳中和不意味着化石能源的绝灭。“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将长期共存，逐步替代。要避免出现因能源短缺影响国计民生。”
他还指出，近期出现的拉闸限电，原因之一是国内节能节电放松了。
“1-9月，全国发电量增长10.9%，GDP同比增长9.8%。由此计算，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1.1，国内多年来历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约在0.6。”李毅中表示，这说明今年电力弹性系数太高了，用电需要控制住。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指一段时间内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值，用以评价电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总体关系。
要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油气安全事关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李毅中在会上指出。
2020年，中国进口原油5.4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3.5%，较上一年增长了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2%。
李毅中表示，保障油气供应，应用好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首先，要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已有的油气田要集约开发，提高它的采收率；同时，要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1.95亿吨，同比增长了1.6%；天然气产量192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5%。
在他看来，中国的油气资源并不贫乏。“不要自己给自己戴上贫油少气的帽子，我很不赞成这样提。”李毅中称，目前中国累计的原油探明率不到40%，天然气的探明率不到25%。
这主要因为中国地质条件比较苛刻，油气资源寻找不易，资金和技术投入仍存不足。
“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大投资，适应中国地质条件复杂苛刻的状况，去发现更多的油气田。”李毅中表示。
其次，要保证油气进口，需加强接卸、运输、储藏设备设施。中国现有37座10万吨以上的油码头，有21处LNG接卸站，总计16.2万公里的石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管线，其中包括中俄、中哈、中缅油气管线，从而保障了中国从海陆两个方向进口油气的安全，今后还应加强和提升。
同时，应走出去发挥技术和工程建设的优势，和产油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发共赢，从而获得油气的权益资源。“去年，中国的权益油气量达到2.1亿吨，“十四五”将进一步增加。”李毅中称。
此外，石油和化工行业也要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电解水生产绿氢，回收工业废气中的氢。
石化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
对于当前石油化工产业结构，李毅中指出，中国炼油和乙烯已有雄厚实力，但石油化工结构仍不够合理。
“一方面，炼油能力严重过剩，仍有有大量在建。另一方面是乙烯能力严重不足，建设得不够。”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炼油能力达到8.6亿吨，加工6.7亿吨，产能利用率77.9%。
“根据规划，到2025年炼油能力将达到10亿吨，但届时的加工量预计为7.3亿吨。产能利用率没有上升还下降了，说明产能严重过剩。”李毅中称。
与此同时，预计2025年乙烯和乙烯制品等年表观消费量约7150万吨，生产能力为5734万吨，将呈现供不应求态势。
去年，国内成品油净出口达3348万吨。“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油，另一方面大量出口成品油，”李毅中认为，这也不合理，“无论是从减碳减排，还是从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等方面，都需要调整。”
就此，李毅中提出三大建议。首先，审视“十四五”石油化工发展规划，控制炼油能力增长，加快增加乙烯能力。
其次，优化生产方案，成品油馏分部分转为乙烯原料，转为芳烃原料，让燃料变成原料，实现原料的优质化、轻质化，对现有的炼油化工进行一体化改造，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再次，有序发展“绿氢”，发展氢基炼化和氢基煤化，用绿氢来代替煤，来耦合煤化工。
应适时推出“碳税”
对于“双碳”目标实现过程的政策研究方面，李毅中表示，应认真梳理全过程二氧化碳的生成和排放，“不仅要查碳排放，还要查碳足迹，这是更有意义的”。
例如石化行业应负担的碳排放，应是油气、勘探、开采、加工、储运、销售全产业链全过程中消耗的化石能源以及外购电产生的二氧化碳相加。
因为电力生产过程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平均一度电要伴生565克二氧化碳，一度火电则伴生850克二氧化氮。”李毅中称，因此，使用的用电量，都需要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并征收碳税。
同时，要查清所用材料、物料，在制造过程中所包含的二氧化碳量，如炼钢、有色等。“只有清楚了碳排放和碳足迹，才能落实责任，针对性地减碳减排。”
碳交易与碳税是借助市场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两种重要手段。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正式启动。
李毅中认为，国家还应适时稳步推出“碳税”。首先在生产环节增收，并逐渐过渡到消费环节，按照直接和间接的碳排放量去收税。
李毅中特别强调，希望有关部门在推行碳税时，不要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稳步推进；煤炭行业和石油石化行业要顾全大局，要承担任务。
“若征收碳税，其他方面则要减税，尽量不增加总的税负。”李毅中称，双碳政策很复杂，需要多部门协作，通盘考虑。
10月20日，在广州举办的2021第三届中国石油和化工绿色发展峰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发表《石油化工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抉择》主题演讲时表示。
李毅中还指出，中国在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否则容易拉闸限电等问题。此外，还应重视化石能源，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近期煤炭价格连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研究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
峰会期间，李毅中在接受界面新闻独家采访时指出，类似今年煤价翻倍上涨的现象从未有过。

“这样不合理。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手’就要伸出来管，还应该早点管。”李毅中称。
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不能太急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李毅中介绍，2012年-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比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石油产量稳中有升，天然气产量也有明显的提高。
中国要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届时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到25%，较2020年的15.9%增长9.1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由现在的32%提到超过50%；煤炭消费占比约减少10个百分点。
李毅中指出，这是中国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但难度很大，“这需要循序渐进，不能太着急，否则会出现类似近期拉闸限电的情况。”
他认为，碳中和不意味着化石能源的绝灭。“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将长期共存，逐步替代。要避免出现因能源短缺影响国计民生。”
他还指出，近期出现的拉闸限电，原因之一是国内节能节电放松了。
“1-9月，全国发电量增长10.9%，GDP同比增长9.8%。由此计算，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1.1，国内多年来历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约在0.6。”李毅中表示，这说明今年电力弹性系数太高了，用电需要控制住。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指一段时间内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值，用以评价电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总体关系。
要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油气安全事关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李毅中在会上指出。
2020年，中国进口原油5.4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3.5%，较上一年增长了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2%。
李毅中表示，保障油气供应，应用好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首先，要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已有的油气田要集约开发，提高它的采收率；同时，要加大新一轮找油找气。
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1.95亿吨，同比增长了1.6%；天然气产量192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5%。
在他看来，中国的油气资源并不贫乏。“不要自己给自己戴上贫油少气的帽子，我很不赞成这样提。”李毅中称，目前中国累计的原油探明率不到40%，天然气的探明率不到25%。
这主要因为中国地质条件比较苛刻，油气资源寻找不易，资金和技术投入仍存不足。
“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大投资，适应中国地质条件复杂苛刻的状况，去发现更多的油气田。”李毅中表示。
其次，要保证油气进口，需加强接卸、运输、储藏设备设施。中国现有37座10万吨以上的油码头，有21处LNG接卸站，总计16.2万公里的石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管线，其中包括中俄、中哈、中缅油气管线，从而保障了中国从海陆两个方向进口油气的安全，今后还应加强和提升。
同时，应走出去发挥技术和工程建设的优势，和产油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发共赢，从而获得油气的权益资源。“去年，中国的权益油气量达到2.1亿吨，“十四五”将进一步增加。”李毅中称。
此外，石油和化工行业也要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电解水生产绿氢，回收工业废气中的氢。
石化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
对于当前石油化工产业结构，李毅中指出，中国炼油和乙烯已有雄厚实力，但石油化工结构仍不够合理。
“一方面，炼油能力严重过剩，仍有有大量在建。另一方面是乙烯能力严重不足，建设得不够。”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炼油能力达到8.6亿吨，加工6.7亿吨，产能利用率77.9%。
“根据规划，到2025年炼油能力将达到10亿吨，但届时的加工量预计为7.3亿吨。产能利用率没有上升还下降了，说明产能严重过剩。”李毅中称。
与此同时，预计2025年乙烯和乙烯制品等年表观消费量约7150万吨，生产能力为5734万吨，将呈现供不应求态势。
去年，国内成品油净出口达3348万吨。“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油，另一方面大量出口成品油，”李毅中认为，这也不合理，“无论是从减碳减排，还是从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等方面，都需要调整。”
就此，李毅中提出三大建议。首先，审视“十四五”石油化工发展规划，控制炼油能力增长，加快增加乙烯能力。
其次，优化生产方案，成品油馏分部分转为乙烯原料，转为芳烃原料，让燃料变成原料，实现原料的优质化、轻质化，对现有的炼油化工进行一体化改造，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再次，有序发展“绿氢”，发展氢基炼化和氢基煤化，用绿氢来代替煤，来耦合煤化工。
应适时推出“碳税”
对于“双碳”目标实现过程的政策研究方面，李毅中表示，应认真梳理全过程二氧化碳的生成和排放，“不仅要查碳排放，还要查碳足迹，这是更有意义的”。
例如石化行业应负担的碳排放，应是油气、勘探、开采、加工、储运、销售全产业链全过程中消耗的化石能源以及外购电产生的二氧化碳相加。
因为电力生产过程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平均一度电要伴生565克二氧化碳，一度火电则伴生850克二氧化氮。”李毅中称，因此，使用的用电量，都需要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并征收碳税。
同时，要查清所用材料、物料，在制造过程中所包含的二氧化碳量，如炼钢、有色等。“只有清楚了碳排放和碳足迹，才能落实责任，针对性地减碳减排。”
碳交易与碳税是借助市场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两种重要手段。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正式启动。
李毅中认为，国家还应适时稳步推出“碳税”。首先在生产环节增收，并逐渐过渡到消费环节，按照直接和间接的碳排放量去收税。
李毅中特别强调，希望有关部门在推行碳税时，不要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稳步推进；煤炭行业和石油石化行业要顾全大局，要承担任务。
“若征收碳税，其他方面则要减税，尽量不增加总的税负。”李毅中称，双碳政策很复杂，需要多部门协作，通盘考虑。
贺星龙：以人民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我出诊的村子，老百姓以前都住土窑洞，通过扶贫搬迁，现在他们都住进了移民村的新房，不仅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更过得安心舒心。而且医疗保险制度也更加完善，乡亲们看病负担越来越轻，病人在我这里的‘赊账本’可以退休了……”10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代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贺星龙讲述着他所见证的“山西变化”。
出诊路上的乡村医生贺星龙。受访者供图
从窑洞到明亮新居，从“一人生病拖垮全家”，到医疗保险“全覆盖”，生于1980年的贺星龙，是临汾市大宁县百姓生活变化的见证者，更是乡亲们如今幸福生活的缔造者。自2000年从医以来，这位乡村医生骑着一辆摩托车奔波了40万公里的山路，守护了20万人次的健康，他始终遵循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以及医者对百姓的不变承诺。他说：“医生的荣光，莫过于用职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21年来，贺星龙骑着摩托车走过40万公里山路为百姓服务。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曾是国定贫困县，很多小山村位置偏僻，山多路险。过去，由于不能及时求医问药，百姓得病只能熬着。在贺星龙的记忆中，当时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只有很严重时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看。12岁那年，他50多岁的爷爷因为一场重感冒引起并发症而去世，家乡贫瘠的医疗环境让贺星龙下定了学医的决心，没有钱上学，乡亲们就一点一点帮他凑起来。最终，他拿着乡亲们凑来的3025元，带着大家的期望，进入卫校读书。
2000年毕业后，贺星龙拒绝了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成为一名村医。“刚回村那几年，村里年轻人大都陆陆续续出去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每天有95%的病人需要我上门送医送药。为了方便就诊，我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保证‘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一孔窑洞当诊所，一辆摩托伴出诊。21年来，他走遍了附近28个村，4600多位村民的健康档案就存在他心里，看病开药、预防接种，他事无巨细始终如一。
贺星龙在村民家中看病问诊。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贺星龙共计为百姓们垫付10万元医药费，免收出诊费高达35万余元。“以前山区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不少。看病赊账多，有的病人光赊账本就有整整七本。但现在老百姓看病要花的钱越来越少了。”贺星龙告诉记者，大宁县云居村70岁的冯好乐大爷前段时间做了膝关节手术，原来14万元的费用，经过医保报销最终只花了2万余元。
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惠民政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特别是山西推出的“三保险、三救助”以及“136健康扶贫政策”，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与此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也让乡亲们的求医路越来越好走，“以前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山路被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所取代，我出诊时间大大缩短，也更加方便了乡亲们就医。而且在网络进村后，我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我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卫生室都安装了摄像头，乡亲们不用来回跑路看医生了，有的还学会了远程取药。”
卫生室内进行网上远程问诊。受访者供图
贺星龙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心中时常涌起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乡亲们得了小病能及时治疗，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放手去劳动，靠勤劳的双手走上致富道路。”
在村里，贺星龙不仅是一名医生，他还是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多年来，他带领村民引水、修田间路、栽果树，修路灯、推销农副产品。为了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他还购买了发电机、打药机、扬场机及割草机等农机，提供给村民免费使用。乐堂村地势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贺星龙因地制宜带领村民累计发展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果200余亩，预计平均每户增收几百元，为村民们拓宽了致富的渠道。
2021年，贺星龙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称号。他和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用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为“以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贺星龙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受访者供图
“这五年，山区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乡亲们生活水平、健康意识逐步提高，看病就医、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医生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贺星龙告诉记者，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从村集体收益中为贫困村村医每月补贴1000元。村医待遇提高后，先后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70%变为45岁以上占50%，学历结构也趋于专业化，本科学历占比为1.3%、大专学历占比为19.9%。同时，大宁县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了村医办公环境，大大提升了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确保了健康扶贫质量和水平。
贺星龙为百姓发放日常药品。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的变化，也是千千万万山西乡村的变化，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轻农民看病就医负担；健康扶贫“双签约”服务团队，健全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打通了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政策都实实在在地惠及百姓，改善民生。
“如今，乡亲们的健康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守护。今后，我还要继续扎根基层，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幸福，讲好山西故事、临汾故事、乡村振兴故事，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贡献。”贺星龙说。
（来源：中国日报）
“我出诊的村子，老百姓以前都住土窑洞，通过扶贫搬迁，现在他们都住进了移民村的新房，不仅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更过得安心舒心。而且医疗保险制度也更加完善，乡亲们看病负担越来越轻，病人在我这里的‘赊账本’可以退休了……”10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代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贺星龙讲述着他所见证的“山西变化”。
出诊路上的乡村医生贺星龙。受访者供图
从窑洞到明亮新居，从“一人生病拖垮全家”，到医疗保险“全覆盖”，生于1980年的贺星龙，是临汾市大宁县百姓生活变化的见证者，更是乡亲们如今幸福生活的缔造者。自2000年从医以来，这位乡村医生骑着一辆摩托车奔波了40万公里的山路，守护了20万人次的健康，他始终遵循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以及医者对百姓的不变承诺。他说：“医生的荣光，莫过于用职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21年来，贺星龙骑着摩托车走过40万公里山路为百姓服务。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曾是国定贫困县，很多小山村位置偏僻，山多路险。过去，由于不能及时求医问药，百姓得病只能熬着。在贺星龙的记忆中，当时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只有很严重时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看。12岁那年，他50多岁的爷爷因为一场重感冒引起并发症而去世，家乡贫瘠的医疗环境让贺星龙下定了学医的决心，没有钱上学，乡亲们就一点一点帮他凑起来。最终，他拿着乡亲们凑来的3025元，带着大家的期望，进入卫校读书。
2000年毕业后，贺星龙拒绝了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成为一名村医。“刚回村那几年，村里年轻人大都陆陆续续出去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每天有95%的病人需要我上门送医送药。为了方便就诊，我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保证‘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一孔窑洞当诊所，一辆摩托伴出诊。21年来，他走遍了附近28个村，4600多位村民的健康档案就存在他心里，看病开药、预防接种，他事无巨细始终如一。
贺星龙在村民家中看病问诊。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贺星龙共计为百姓们垫付10万元医药费，免收出诊费高达35万余元。“以前山区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不少。看病赊账多，有的病人光赊账本就有整整七本。但现在老百姓看病要花的钱越来越少了。”贺星龙告诉记者，大宁县云居村70岁的冯好乐大爷前段时间做了膝关节手术，原来14万元的费用，经过医保报销最终只花了2万余元。
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惠民政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特别是山西推出的“三保险、三救助”以及“136健康扶贫政策”，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与此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也让乡亲们的求医路越来越好走，“以前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山路被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所取代，我出诊时间大大缩短，也更加方便了乡亲们就医。而且在网络进村后，我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我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卫生室都安装了摄像头，乡亲们不用来回跑路看医生了，有的还学会了远程取药。”
卫生室内进行网上远程问诊。受访者供图
贺星龙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心中时常涌起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乡亲们得了小病能及时治疗，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放手去劳动，靠勤劳的双手走上致富道路。”
在村里，贺星龙不仅是一名医生，他还是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多年来，他带领村民引水、修田间路、栽果树，修路灯、推销农副产品。为了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他还购买了发电机、打药机、扬场机及割草机等农机，提供给村民免费使用。乐堂村地势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贺星龙因地制宜带领村民累计发展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果200余亩，预计平均每户增收几百元，为村民们拓宽了致富的渠道。
2021年，贺星龙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称号。他和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用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为“以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贺星龙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受访者供图
“这五年，山区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乡亲们生活水平、健康意识逐步提高，看病就医、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医生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贺星龙告诉记者，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从村集体收益中为贫困村村医每月补贴1000元。村医待遇提高后，先后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70%变为45岁以上占50%，学历结构也趋于专业化，本科学历占比为1.3%、大专学历占比为19.9%。同时，大宁县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了村医办公环境，大大提升了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确保了健康扶贫质量和水平。
贺星龙为百姓发放日常药品。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的变化，也是千千万万山西乡村的变化，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轻农民看病就医负担；健康扶贫“双签约”服务团队，健全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打通了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政策都实实在在地惠及百姓，改善民生。
“如今，乡亲们的健康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守护。今后，我还要继续扎根基层，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幸福，讲好山西故事、临汾故事、乡村振兴故事，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贡献。”贺星龙说。
（来源：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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