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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要闻# 【沈阳建筑大学与辽宁省工商联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我校与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积极行动,开拓思路,开展了深入的沟通联系。11月3日,学校与辽宁省工商联在办公楼201会议室举行了合作框架签约仪式。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赵延庆,省政协副秘书长、省工商联副主席张鸣,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金源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兵,我校党委书记董玉宽,党委常委、副校长张珂出席签约仪式。省工商联和我校相关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人、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会前,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阎卫东,副校长李宇鹏与参会校领导一同会见了赵延庆一行。
1899年5月,费时四十四个月后,张謇的纱厂在南通城外的唐闸艰难起步,取名“大生纱厂”。厂名源自于《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寸得尺,尽可能的心而已”。(见《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1985年)
在大生纱厂开机的四天前,张謇派人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一幅对联,翁同龢勉励道: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大生纱厂的办事厅。
尽管创始之初举步维艰,但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支付成本和官利后,还有七万八千多两余利。
这让很多本想看热闹的人不仅大跌眼镜,而且眼红。
历史学者傅国涌将大生的成功归结于成本可控,管理先进,领导有方。
首先,南通靠近棉花原产地,大生纱厂能够以低廉价格拿到优质棉花;其次,当地工人熟练,农家十二岁的女孩就会纺纱;而,且工人工资低廉且地理位置优越,本地市场就足以消化大生的产品。
同时,大生工厂的管理细致有方,《厂约》对接待客人的饭食,都有详细规定,“平时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除《厂约》外,还有25个章程,195条规矩。
当然,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张謇,他仿佛具有天生的商业管理才能。这对于大生纱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靠资本占股来维持,甚至最初的1300两资金中,700两还是朋友垫付的。在股权结构中,他只占百分之零点四。
这种依靠个人领导魅力,而不是占股比例来控制公司的做法,在后来的企业家中依然有着传承延绵。例如任正非,张瑞敏,都是在公司占股很少,但是影响力巨大。我们难以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张謇的影响,但冥冥中,这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显示着张謇式的商道不绝,后继有人。
大生纱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謇的信心。1907年,张謇决心开设二厂,尽管地理位置不如一厂(大生纱厂),但二厂盈利能力依然可观。1917~1921五年间,二厂的纯利就有五百万两以上。
这使得张謇雄心勃勃,他决心继续增建七家纱厂,但最终办成的只有两个,并且自始至终,盈利的只有一厂和二厂。
值得注意的是,大生纱厂一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一是技术上长期依赖外国人。外国技术员不仅索取高额报酬,而且每月到厂次数屈指可数,合同规定,只要机器正常运转,技术人员不到厂也可以照拿工资,甚至聘请西餐厨师,修建专门的小洋楼供技师居住。
二是产品长期依赖南通周边市场,外部市场一直没能建立,本地市场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危机。
但此时的张謇,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他正痴迷于创办更多的公司,修建更多的厂房。后来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昌纸厂、复新面粉厂、懋生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冶厂等。
如果你认为张謇这是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就完全低估了张謇的商业智慧。他的目标,是打造完备的产业链。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分出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印书局的印刷用纸;办复新厂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劳力,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给大生提供棉花;办冶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如织布机、轧花车等),同时也可以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见《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张謇的商业思路完备,商业模式完整。
这种全产业链的经营理念,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原创 杨朔 何加盐
张謇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寸得尺,尽可能的心而已”。(见《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1985年)
在大生纱厂开机的四天前,张謇派人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一幅对联,翁同龢勉励道: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大生纱厂的办事厅。
尽管创始之初举步维艰,但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支付成本和官利后,还有七万八千多两余利。
这让很多本想看热闹的人不仅大跌眼镜,而且眼红。
历史学者傅国涌将大生的成功归结于成本可控,管理先进,领导有方。
首先,南通靠近棉花原产地,大生纱厂能够以低廉价格拿到优质棉花;其次,当地工人熟练,农家十二岁的女孩就会纺纱;而,且工人工资低廉且地理位置优越,本地市场就足以消化大生的产品。
同时,大生工厂的管理细致有方,《厂约》对接待客人的饭食,都有详细规定,“平时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除《厂约》外,还有25个章程,195条规矩。
当然,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张謇,他仿佛具有天生的商业管理才能。这对于大生纱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靠资本占股来维持,甚至最初的1300两资金中,700两还是朋友垫付的。在股权结构中,他只占百分之零点四。
这种依靠个人领导魅力,而不是占股比例来控制公司的做法,在后来的企业家中依然有着传承延绵。例如任正非,张瑞敏,都是在公司占股很少,但是影响力巨大。我们难以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张謇的影响,但冥冥中,这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显示着张謇式的商道不绝,后继有人。
大生纱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謇的信心。1907年,张謇决心开设二厂,尽管地理位置不如一厂(大生纱厂),但二厂盈利能力依然可观。1917~1921五年间,二厂的纯利就有五百万两以上。
这使得张謇雄心勃勃,他决心继续增建七家纱厂,但最终办成的只有两个,并且自始至终,盈利的只有一厂和二厂。
值得注意的是,大生纱厂一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一是技术上长期依赖外国人。外国技术员不仅索取高额报酬,而且每月到厂次数屈指可数,合同规定,只要机器正常运转,技术人员不到厂也可以照拿工资,甚至聘请西餐厨师,修建专门的小洋楼供技师居住。
二是产品长期依赖南通周边市场,外部市场一直没能建立,本地市场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危机。
但此时的张謇,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他正痴迷于创办更多的公司,修建更多的厂房。后来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昌纸厂、复新面粉厂、懋生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冶厂等。
如果你认为张謇这是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就完全低估了张謇的商业智慧。他的目标,是打造完备的产业链。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分出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印书局的印刷用纸;办复新厂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劳力,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给大生提供棉花;办冶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如织布机、轧花车等),同时也可以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见《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张謇的商业思路完备,商业模式完整。
这种全产业链的经营理念,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原创 杨朔 何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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