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草集】露易斯在基督岛上经营一家咖啡店，和作家约克西姆过着平静的生活。盛夏的一天，一个自称埃蒙德的男人出现并宣称露易斯实际上是他三年前失踪的妻子海琳娜。正当露易斯和约克西姆试图摆脱埃蒙德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骚乱，警察被召来了。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埃蒙德照片中的女人和露易斯太像了，警察将露易斯和约克西姆带到了警察局。经过严格的调查，露易斯被证实就是埃蒙德的妻子海琳娜，并且是航运帝国的拥有者、两个孩子的母亲。
露易斯不得不与心爱的约克西姆分离，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她不停回忆海琳娜消失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约克西姆也无法放手，他问自己：“如果露易斯是海琳娜，那她曾自称的露易斯又是谁？”当他以为距离真相更进一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
——《#她的秘密人生# 》安娜·艾克博 [丹]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埃蒙德照片中的女人和露易斯太像了，警察将露易斯和约克西姆带到了警察局。经过严格的调查，露易斯被证实就是埃蒙德的妻子海琳娜，并且是航运帝国的拥有者、两个孩子的母亲。
露易斯不得不与心爱的约克西姆分离，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她不停回忆海琳娜消失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约克西姆也无法放手，他问自己：“如果露易斯是海琳娜，那她曾自称的露易斯又是谁？”当他以为距离真相更进一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
——《#她的秘密人生# 》安娜·艾克博 [丹]
“当我们说某人是个有深度的作家，一幅画或者某部音乐作品是有深度的，我们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我们决不会用其他的描述来代替‘有深度’这个词，比如‘美丽的’‘重要的’‘根据规则构建的’，甚至‘不朽的’。当我说帕斯卡要比笛卡尔更有深度（当然笛卡尔无疑是一位天才）的时候，或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论我是否喜欢他）比托尔斯泰更有深度（我也许更喜欢后者）的时候，或者说卡夫卡要比海明威更有深度的时候，我使用了隐喻，我找不到比隐喻更好的表达方法。然而，我费尽心计，却徒劳无功——我到底表达出了什么确切的意思呢？虽然浪漫主义者不会在‘深度’这一名目下讨论这个问题，但对于他们来说，我所说的‘深度’指的是不可穷尽的、不可贴近的。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对于那些美丽而没有深度的艺术作品乃至小说、哲学，我可以用明晰的语言来诠释它们；比如，我可以给你解释十八世纪的一些音乐作品，它们结构工整，旋律优美悦耳，甚至可以说它是天才之作，我能解释它什么要这样构成，解释为什么它能使人愉悦。我能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倾听和谐的音乐时候能够获得特殊的快感。通过各种富有创造性的内省，我也许能够细微精密地描述出这种愉悦之感，如果我是一个杰出的叙述者，比如我是普鲁斯特，或者是托尔斯泰，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描述心理学家，我也许能描述出人们倾听音乐、阅读散文时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我的描述与人们当时的真实体验相差无几，可被视为对既成事实的精确描述，是科学的、真实的、客观的、可证的，等等。
但是，说到有深度的作品，我说得越多，我越觉得未能穷尽其意。尽管我想说明它们的深奥之处，但只要我开始说话，无论我说多久，毫无疑问，新的深渊又会出现。不管我说了什么，我说到最后还是留下未尽的意义有待进一步说明。我的任何描述总是打开通往更深远处之门，那里也许更加黑暗，无法还原成精确的、明晰的、可验证的客观的描述。这就是‘有深度’的一个功用——唤起“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的观念，这也是我极力阐明的观念，本质上来说，语言永远不足以达成阐明事物的目的。
设想我正试图解释一个异常深奥的命题，尽力而为却不能穷尽其意；它越是不可穷尽，我越要求助于更多的知识领域来解释，它越显得无穷无尽——裂缝越来越多，裂缝越来越深，未知领域就越来越宽——于是我不得不说这个命题是深奥的，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或有趣的，或有意思的，或独创性的，或诸如此类我不得不使用的词语。当帕斯卡作出‘心脏和头脑一样具有理性’著名论断的时候，当歌德作出‘无论如何我们的所思所为都会有着不可化约的拟人化因素’论断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些话是非常深奥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些话，它们都会开启幽深的远景，不可简化，不可把握，不可描述，不能收藏。
没有什么推理公式能得到它们全部的真实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关于深度的基本观点。很大程度上他们由此作出如下的论断：用有限表示无限，用有形表示无形，用死亡表示生命，用空间表示时间，用言说表示那些无以言表的东西。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问：‘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神圣之物？’他答道：‘我们不可能掌握神圣之物，因为强加于它身上的形式已经使之变形。’这种观点贯穿于浪漫主义者的艺术理论和生活之中。
这种思想导致了两种有趣而偏执的现象，后来影响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思想情感。其一是思乡情结，其二便是某种类型的妄想狂。无限不可穷尽，我们永不能贴近它，我们总在追求却难以满足，因此我们患上思乡病。当有人问诺瓦利斯他思想的落脚点在何处、他的艺术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具有宗教色彩，但他主要的意思是，那些关于异乡、陌生之地、异国、奇异之域的创作，那些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创作，那些关于变形、幻化的玄幻故事，那些具有象征或寓言色彩的故事，内含许多批评家苦思索隐多年的神秘模糊的典故，隐秘叵测的意象，都是返乡的尝试，一股力量吸引着他回到老家，那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对无限的‘向往’（Sehnsucht），正如诺瓦利斯所说，对蓝色花朵的追寻。对蓝色花朵的追寻，是自我吸收无限的尝试，是自我与无限合一的尝试，也是自我融入无限的尝试。很明显，这是试图与上帝合一、在心中复活基督精神奥义的宗教追求的一个世俗版本，是异教精神中自我与自然创造性力量合一的又一种表现。这种观念源自柏拉图、埃克哈特、伯麦，源自德国神秘主义和其他相类的思想资源，只是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者这里，它采用了一种文学的世俗的形式。”
但是，说到有深度的作品，我说得越多，我越觉得未能穷尽其意。尽管我想说明它们的深奥之处，但只要我开始说话，无论我说多久，毫无疑问，新的深渊又会出现。不管我说了什么，我说到最后还是留下未尽的意义有待进一步说明。我的任何描述总是打开通往更深远处之门，那里也许更加黑暗，无法还原成精确的、明晰的、可验证的客观的描述。这就是‘有深度’的一个功用——唤起“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的观念，这也是我极力阐明的观念，本质上来说，语言永远不足以达成阐明事物的目的。
设想我正试图解释一个异常深奥的命题，尽力而为却不能穷尽其意；它越是不可穷尽，我越要求助于更多的知识领域来解释，它越显得无穷无尽——裂缝越来越多，裂缝越来越深，未知领域就越来越宽——于是我不得不说这个命题是深奥的，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或有趣的，或有意思的，或独创性的，或诸如此类我不得不使用的词语。当帕斯卡作出‘心脏和头脑一样具有理性’著名论断的时候，当歌德作出‘无论如何我们的所思所为都会有着不可化约的拟人化因素’论断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些话是非常深奥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些话，它们都会开启幽深的远景，不可简化，不可把握，不可描述，不能收藏。
没有什么推理公式能得到它们全部的真实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关于深度的基本观点。很大程度上他们由此作出如下的论断：用有限表示无限，用有形表示无形，用死亡表示生命，用空间表示时间，用言说表示那些无以言表的东西。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问：‘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神圣之物？’他答道：‘我们不可能掌握神圣之物，因为强加于它身上的形式已经使之变形。’这种观点贯穿于浪漫主义者的艺术理论和生活之中。
这种思想导致了两种有趣而偏执的现象，后来影响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思想情感。其一是思乡情结，其二便是某种类型的妄想狂。无限不可穷尽，我们永不能贴近它，我们总在追求却难以满足，因此我们患上思乡病。当有人问诺瓦利斯他思想的落脚点在何处、他的艺术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具有宗教色彩，但他主要的意思是，那些关于异乡、陌生之地、异国、奇异之域的创作，那些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创作，那些关于变形、幻化的玄幻故事，那些具有象征或寓言色彩的故事，内含许多批评家苦思索隐多年的神秘模糊的典故，隐秘叵测的意象，都是返乡的尝试，一股力量吸引着他回到老家，那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对无限的‘向往’（Sehnsucht），正如诺瓦利斯所说，对蓝色花朵的追寻。对蓝色花朵的追寻，是自我吸收无限的尝试，是自我与无限合一的尝试，也是自我融入无限的尝试。很明显，这是试图与上帝合一、在心中复活基督精神奥义的宗教追求的一个世俗版本，是异教精神中自我与自然创造性力量合一的又一种表现。这种观念源自柏拉图、埃克哈特、伯麦，源自德国神秘主义和其他相类的思想资源，只是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者这里，它采用了一种文学的世俗的形式。”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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