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致辞」方新军：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心 外 无 藏
以前人们说收藏，总是教给大家：收藏不管是古玩还是艺术品，都要拿给专家看看，听听专家的意见。还有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收藏属于一票否决的活儿。这些乌七八糟的洗脑玩意儿，不知道害了多少玩收藏的人，也不知道坑了多少新人，更不知道还会忽悠多少预备收藏的人。
我告诉一个别人都不会说的真相——收藏，其实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后现代，都是最个人的事情。就像吃饭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收藏的真相就是你喜欢就好，就有价值，不喜欢狗屁不是。玩收藏之所以能让一个人开心，让一个人心情顺畅，让一个人的生活有品有位，就在两个字：喜欢。任何企图给“喜欢”增加附加条件的都有忽悠人之嫌。
可人爱的百年老相机
我和扬子年轻时候同住一条胡同，算是街坊，他手里有一架100年前的老相机。扬子的老相机平时从来都不让人看，喜欢收藏的人都有这个毛病。
用两辆“奥迪”换一架照相机，你说值不值？可扬子愣是说什么都不换。他跟我说：“最难的时候，我们家账面上只有1000多块钱。”有一位从南方来的收藏家，托了几个人才打听到扬子的单位，找到他后第一句话就是：“普诺泰还在不在？我愿意出两辆‘奥迪’换你一架相机。”扬子觉得值，可还是咬咬牙，回绝了对方。
这就是喜欢，因喜欢而收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为理财而收藏截然相反。扬子原来是柯尼卡公司的职员，性格乐观开朗。40多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遇上一位老先生抱着一个匣子，走投无路，不知道是扔了好还是留着好。扬子当年喜欢摄影，看了看这个东西，知道是早年间的老相机，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玩意儿了。那年月，老相机属于“四旧”，扔了还得偷偷的。扬子不忍心白要人家的东西，于是给了老人几块钱，算是留下了老相机。
这是一架名副其实的“匣子”，相机的所有构件全部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40多年间，它一刻也没离开过扬子。“从有了它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解它的身份。”他递给我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关于这架相机的文字资料。
相机的中文译名叫“普诺泰”，洋名叫P r o t a r。1894年德国制造，相机为单组四片胶合，有效光圈为1～12.5。另外，还可以两组联合使用，构成对称式双光镜头，为双光普诺泰（Doppel-Protar），有效光圈为1～6.3。其中每一组镜头可单独使用。机身为木与金属合制。快门为T门和B门。速度设置有1秒等８个速度。该机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是，其镜头可自动拆卸。杨先生对我说：“这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相机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普诺泰”引发了他对相机制造史、相机原理的研究，同时也使他走上了摄影、冲卷、洗相、放大的摄影艺术之路。
目前，这架相机不仅保存完好，而且还能使用。上好120卷就可以拍照。用它拍照比今天的相机稍费些事，先要把相机固定在一个三角架上，然后调整光圈，调好后再装上胶卷（胶卷装在一个密封的铁盒子中），之后按动快门。照完一张后，取出装胶卷的铁盒子过片，然后再重复上述过程，照第二张。扬子还说这架相机通过对镜头角度的调整，可以进行仰拍。一段时间，他常常抱着“匣子”四处溜达，遇上好玩的好看的就照。路人不知道这是干吗的，总是引起围观效应。一次，他拿着匣子去给爱新觉罗家的人看，看完相机和他的“表演”，都说从前宫中也有老式相机，不过差不多都比它年代晚，还没有它这么“先进”呢。
眼前的“普诺泰”是19世纪末期的产物，它代表了当时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当清朝人还穿长袍马褂的时候，它传入中国可以说是当年中西科技产品交流的一个鲜活的见证。它也许拍下过威海卫之战，丁汝昌自杀的镜头，借此以昭告国人勿忘国耻。它也许拍下过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也许它还拍下过许许多多上个世纪之交的人和事。作为历史的遗物，在它的“记忆”里依然还会保留着历史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痴迷大笔筒一见钟情
天价笔筒以前见过一次，那是在嘉德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康熙案头笔筒被媒体称为“令人瞩目”。清康熙青花山水笔筒上描绘的是江亭渔乐的景象，墨分五色，景色清晰，堪称康熙案头文房中之精品，估价4.6～6.6万元，可以说是低价了。虽说价位不算高，可是对于我辈来说也是无法考虑的。有时候，收藏只在于一饱眼福，藏于心反而比藏于室会更好。
中国文人的特点，往往可以从他们的文房清供中看出一些味道来。一只笔筒做得那么栩栩如生，看上一眼也可以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一位女性朋友正好淘到一件木质笔筒，打电话叫我去一同观赏。千呼万唤始出来，人家总算把个大笔筒拿出来了。“明代”黄花梨笔筒，直径27厘米，高25厘米，的确是大。朋友告诉我，像这样的大笔筒不是少见，简直就是罕见。我说：“你别跟时下玩收藏理财的人学了，动不动就是稀见，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这东西在我专业眼光里，就是价值塑造就是包装就是满嘴里跑舌头的事情。有没有人认，还另说着。”
朋友委屈了，说不是那个意思，像这样用黄花梨木制作的大笔筒太少见了。看过不少笔筒，瓷的、铜的、木的，黄花梨的、紫檀的……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当时真是动了心，自己的钱不够，最后又跟朋友借了一笔钱，总算拿下。事后，她的朋友们都议论，花那么多钱就买了一个木头笔筒，“让人家忽悠了吧”。她说就图个喜欢，不摆在自己家里就觉得人生缺点什么。
对于她的行为我很赞成，收藏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心灵上的那一股快感吗？现代社会把一切都商业化了，只有心灵这一方净土属于自己，有什么能比让自己快乐更有价值的事情呢？
黄花梨木色彩鲜艳，纹理十分清晰美观。在我国广东、广西都有这树种，只是它们的产量都不是很大，大批用料主要都是进口的。《博物要览》就有过记载说：“花梨产交（即交趾）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诸器。”《广州志》云：“花榈色紫红，微香，其纹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者佳。”《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
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说，花梨木有两种，一种叫作花榈木，乔木，生长于我国南方各地。一种叫作海南檀，落叶乔木，生长出产于南海各地。这两种木料都是制作上档次的高档家具的用料。从一些记载上看，花梨木品种当在两种以上。
我国在唐代的时候就已开始用花梨木制作物品了。花梨木有新、老之分。老花梨又称黄花梨，颜色由浅黄到紫赤，色彩鲜美，纹理清晰而有香味。在明代，讲究的家具都是用老花梨木制成的。新花梨木色赤黄，纹理色彩都比老花梨差一些。
笔筒是从前文人案头文具中特别具有陈设装饰性的文房摆设，一般来说它的造型简单，通常口底大小相同，为圆筒形，这种模式历来很少有大的变化。笔筒用料的种类很多，有陶、瓷、竹、木、玉、铜等。笔筒上的雕刻内容题材广泛，风景山水、亭台楼阁、花鸟虫鱼、历史故事没有一样不能上的。用无所不包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流传下来的笔筒精品看，雕琢都很精美，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文人雅士和能工巧匠之手，却几乎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其实留不留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能传世就够了。
收藏其实不要考虑那么多，什么年份呀真假呀增值呀……背上这些包袱，那还叫什么玩儿呀！告诉大家另一个秘密，眼下不是收藏理财的时候，疯赚的机会过去了。如果想疯赚的话，劝您还是等等吧。
收藏，玩儿的就是心跳！有什么能比得上和自己喜爱的物品在一起更美妙，更幸福的？古人说心外无物，其实这句话用在收藏上最合适，心外无藏品。这就是收藏的不传之秘。
以前人们说收藏，总是教给大家：收藏不管是古玩还是艺术品，都要拿给专家看看，听听专家的意见。还有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收藏属于一票否决的活儿。这些乌七八糟的洗脑玩意儿，不知道害了多少玩收藏的人，也不知道坑了多少新人，更不知道还会忽悠多少预备收藏的人。
我告诉一个别人都不会说的真相——收藏，其实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后现代，都是最个人的事情。就像吃饭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收藏的真相就是你喜欢就好，就有价值，不喜欢狗屁不是。玩收藏之所以能让一个人开心，让一个人心情顺畅，让一个人的生活有品有位，就在两个字：喜欢。任何企图给“喜欢”增加附加条件的都有忽悠人之嫌。
可人爱的百年老相机
我和扬子年轻时候同住一条胡同，算是街坊，他手里有一架100年前的老相机。扬子的老相机平时从来都不让人看，喜欢收藏的人都有这个毛病。
用两辆“奥迪”换一架照相机，你说值不值？可扬子愣是说什么都不换。他跟我说：“最难的时候，我们家账面上只有1000多块钱。”有一位从南方来的收藏家，托了几个人才打听到扬子的单位，找到他后第一句话就是：“普诺泰还在不在？我愿意出两辆‘奥迪’换你一架相机。”扬子觉得值，可还是咬咬牙，回绝了对方。
这就是喜欢，因喜欢而收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为理财而收藏截然相反。扬子原来是柯尼卡公司的职员，性格乐观开朗。40多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遇上一位老先生抱着一个匣子，走投无路，不知道是扔了好还是留着好。扬子当年喜欢摄影，看了看这个东西，知道是早年间的老相机，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玩意儿了。那年月，老相机属于“四旧”，扔了还得偷偷的。扬子不忍心白要人家的东西，于是给了老人几块钱，算是留下了老相机。
这是一架名副其实的“匣子”，相机的所有构件全部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40多年间，它一刻也没离开过扬子。“从有了它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解它的身份。”他递给我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关于这架相机的文字资料。
相机的中文译名叫“普诺泰”，洋名叫P r o t a r。1894年德国制造，相机为单组四片胶合，有效光圈为1～12.5。另外，还可以两组联合使用，构成对称式双光镜头，为双光普诺泰（Doppel-Protar），有效光圈为1～6.3。其中每一组镜头可单独使用。机身为木与金属合制。快门为T门和B门。速度设置有1秒等８个速度。该机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是，其镜头可自动拆卸。杨先生对我说：“这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相机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普诺泰”引发了他对相机制造史、相机原理的研究，同时也使他走上了摄影、冲卷、洗相、放大的摄影艺术之路。
目前，这架相机不仅保存完好，而且还能使用。上好120卷就可以拍照。用它拍照比今天的相机稍费些事，先要把相机固定在一个三角架上，然后调整光圈，调好后再装上胶卷（胶卷装在一个密封的铁盒子中），之后按动快门。照完一张后，取出装胶卷的铁盒子过片，然后再重复上述过程，照第二张。扬子还说这架相机通过对镜头角度的调整，可以进行仰拍。一段时间，他常常抱着“匣子”四处溜达，遇上好玩的好看的就照。路人不知道这是干吗的，总是引起围观效应。一次，他拿着匣子去给爱新觉罗家的人看，看完相机和他的“表演”，都说从前宫中也有老式相机，不过差不多都比它年代晚，还没有它这么“先进”呢。
眼前的“普诺泰”是19世纪末期的产物，它代表了当时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当清朝人还穿长袍马褂的时候，它传入中国可以说是当年中西科技产品交流的一个鲜活的见证。它也许拍下过威海卫之战，丁汝昌自杀的镜头，借此以昭告国人勿忘国耻。它也许拍下过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也许它还拍下过许许多多上个世纪之交的人和事。作为历史的遗物，在它的“记忆”里依然还会保留着历史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痴迷大笔筒一见钟情
天价笔筒以前见过一次，那是在嘉德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康熙案头笔筒被媒体称为“令人瞩目”。清康熙青花山水笔筒上描绘的是江亭渔乐的景象，墨分五色，景色清晰，堪称康熙案头文房中之精品，估价4.6～6.6万元，可以说是低价了。虽说价位不算高，可是对于我辈来说也是无法考虑的。有时候，收藏只在于一饱眼福，藏于心反而比藏于室会更好。
中国文人的特点，往往可以从他们的文房清供中看出一些味道来。一只笔筒做得那么栩栩如生，看上一眼也可以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一位女性朋友正好淘到一件木质笔筒，打电话叫我去一同观赏。千呼万唤始出来，人家总算把个大笔筒拿出来了。“明代”黄花梨笔筒，直径27厘米，高25厘米，的确是大。朋友告诉我，像这样的大笔筒不是少见，简直就是罕见。我说：“你别跟时下玩收藏理财的人学了，动不动就是稀见，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这东西在我专业眼光里，就是价值塑造就是包装就是满嘴里跑舌头的事情。有没有人认，还另说着。”
朋友委屈了，说不是那个意思，像这样用黄花梨木制作的大笔筒太少见了。看过不少笔筒，瓷的、铜的、木的，黄花梨的、紫檀的……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当时真是动了心，自己的钱不够，最后又跟朋友借了一笔钱，总算拿下。事后，她的朋友们都议论，花那么多钱就买了一个木头笔筒，“让人家忽悠了吧”。她说就图个喜欢，不摆在自己家里就觉得人生缺点什么。
对于她的行为我很赞成，收藏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心灵上的那一股快感吗？现代社会把一切都商业化了，只有心灵这一方净土属于自己，有什么能比让自己快乐更有价值的事情呢？
黄花梨木色彩鲜艳，纹理十分清晰美观。在我国广东、广西都有这树种，只是它们的产量都不是很大，大批用料主要都是进口的。《博物要览》就有过记载说：“花梨产交（即交趾）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诸器。”《广州志》云：“花榈色紫红，微香，其纹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者佳。”《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
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说，花梨木有两种，一种叫作花榈木，乔木，生长于我国南方各地。一种叫作海南檀，落叶乔木，生长出产于南海各地。这两种木料都是制作上档次的高档家具的用料。从一些记载上看，花梨木品种当在两种以上。
我国在唐代的时候就已开始用花梨木制作物品了。花梨木有新、老之分。老花梨又称黄花梨，颜色由浅黄到紫赤，色彩鲜美，纹理清晰而有香味。在明代，讲究的家具都是用老花梨木制成的。新花梨木色赤黄，纹理色彩都比老花梨差一些。
笔筒是从前文人案头文具中特别具有陈设装饰性的文房摆设，一般来说它的造型简单，通常口底大小相同，为圆筒形，这种模式历来很少有大的变化。笔筒用料的种类很多，有陶、瓷、竹、木、玉、铜等。笔筒上的雕刻内容题材广泛，风景山水、亭台楼阁、花鸟虫鱼、历史故事没有一样不能上的。用无所不包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流传下来的笔筒精品看，雕琢都很精美，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文人雅士和能工巧匠之手，却几乎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其实留不留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能传世就够了。
收藏其实不要考虑那么多，什么年份呀真假呀增值呀……背上这些包袱，那还叫什么玩儿呀！告诉大家另一个秘密，眼下不是收藏理财的时候，疯赚的机会过去了。如果想疯赚的话，劝您还是等等吧。
收藏，玩儿的就是心跳！有什么能比得上和自己喜爱的物品在一起更美妙，更幸福的？古人说心外无物，其实这句话用在收藏上最合适，心外无藏品。这就是收藏的不传之秘。
老话儿值千金，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古训，话糙理不糙，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显示出新的生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很多老话儿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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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处事的道理不变。也许这些老话儿不够精致，不够文雅，但它们恰恰最能带给人们为人处世的智慧。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做人良善，处事正直，都是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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