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行西安私人银行#和#太平洋保险#绑锅忽悠人？
网上的段子早就说过，银行里面分的四类人：柜员、保安、保洁、保险。百度搜索“银行买理财变保险”，可以搜到8220万条结果。
显而易见，银行买理财变保险的道路，可谓“危害已久”。
本来是到高新路上的招商银行西安分行私人银行（以下简称招行西安私人银行）中心办理存款的马丽，在“银行人员”的诱导下，买成了保险，还是一份长达63年的保险。而且还是一个“重残和亡故”险。
就是说马丽的儿子只有在重度残疾和死亡的情况下，这份保险才理赔。更迷惑的是，之前说好的“用钱了随时取”，签了保单后就变成了要到自己儿子70岁时，才能拿回自己的本金。要知道马丽买保险时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
银行卖保险产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产品性价比高，老百姓自然愿意买单，但事实往往是一个又一个“坑”。
类似的“坑”，之前也有财友经历过，本来是准备到银行买理财，但结果却“被保险”了。
存单变保单、理财变保险这种事，屡见不鲜。
挣钱不容易，挣了钱想保住，更不容易。
人民的财产安全到底有保障吗？
理财成保险？
时间拨回到2016年1月，马丽一开始被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承诺的“这款理财产品没有任何风险，每年缴60万，连缴5年，期间用钱随时可以取回”迷惑，想着按照银行经理所说的利率300万一年有15万分红，那也还不错。
图片
在缴满5年保金后，马丽的300万本金却要到她儿子70岁的时候才能全部取出。
保单显示，马丽是2016年1月26签订的保单，要到2079年1月25日才到期。也就是说，这份保单长达63年！
按照保单的条款，如果钱要现在取，就只能取120多万元，其余的近180万就没了。马丽表示，保险公司的分红也并没有像当时银行客户经理说的那样，每年有15万，大概就是5万多一年。
为什么呢？
这里的“奥秘”在于当初招商银行工作人员在推销时的“微妙”话术：高利率分红只有300万的利息是享受的，并不是所有金额都是。
据马丽回忆，开始向她推销保险的时候，招商西安私人银行的工作人员热情洋溢，两个客户经理“姐前姐后”地把她带到洽谈室里，你一句，我一句，跟唱双簧似的推销他们的理财产品（太平洋的保险）。
一会是“这款产品收益很好”、“您是不是对这产品有不了解的地方”、一会又是“您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有误解”、“我再给您详细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当马丽发现事有蹊跷后，对接她的银行经理周辰就开始推三推四、对她爱答不理，她多次找招商银行的客服反应此事，都无人回应，后来，招行银行给她换了个客户经理，这事好像就不了了之了一样。
偌大一个招行，马丽竟然找不到一个管此事的人?
事实上，据招行的前工作人员称：“以前每年保险相关问题时有发生，基本上每家网点都有涉及过；招行有个别赔付的，但是总体金额都不大，基本上也都是保险公司代缴的，马丽这个金额是属于比较大的金额。”
没有高利率分红也就罢了，但为什么才5年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承受了180万的损失？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银行工作人员如此热衷于推销“银保”？为何放着自家的理财和定期不推，偏偏要帮着别的公司推销“银保”？明明收益比不过定期，为何银行工作人员要推销“银保”？
图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只要螺丝刀厂家给的提成足够高，麦当劳也有可能卖螺丝刀。在银行“被保险”这种事，发生不止一次。但很多人因为拿不出证据，只能在业务人员的多次推诿中放弃维权。即便是抗争到了最后，银行和保险公司方面也很少会受到处罚。
他们付出的代价顶多也就是“把骗来的钱如数还给你好了”，并且还会摆出一副“我只是不想跟你计较”的高姿态。
求你的时候是孙子，骗完之后成大爷。这样的高姿态，以后还有谁还敢到招商银行买理财？谁还敢买太平洋保险？
银行经理冒充委托人签名无人监管？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已经感受到你可能被骗了的时候，你往往已经被骗了。
当马丽觉得招商银行这么做不合理，自己被欺骗的时候，她才发现，当初签订合同上的很多签字，都不是她本人的，是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代签的。
上图中，马丽清楚的记得自己在签字时，红框内的部分是空白的，里面的黑笔字内容是工作人员在她签字后自己加上去的。
招行卖保险还可以这样操作？
先不说谁给银行工作人员的胆子，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类行为属于“违规操作”。
上述文件显示，两个“本人已阅”的笔迹明显不同，签名的“马丽”也并非都出自本人。
招商银行这一步步的“坑蒙拐骗”都是业界“潜规则”？
漫漫维权路
今年以来，马丽就不断的找银行和保险公司为自己讨公道。
马丽两次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调解无果，她又找到了人民银行调节委员会商议的结果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承诺赔偿马丽3万元损失，马丽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又将赔偿款追加到10万元。
如果不是保险公司理亏，他们为什么要赔偿？
10万元赔偿款也并非马丽想要的结果。在马丽一直追诉的情况下，人民银行调节委员二次协调，马丽得到太平洋保险公司侯总的正式确认：本金可退还。
结果太平洋保险公司变脸比变天还快，9月的时候又告知马丽：“金额太大，没有这么多钱，支付不了”。
马丽就很纳闷，都谈好了，还能朝令夕改，这是在过家家？
300万数额太大取不了，小数额就能取，这个规定是怎么制定的？“大”和“小”谁说了算？
老百姓在维权路上一直挺难的。
事到如今，招商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无人再问津此事。马丽几乎已经绝望，再也没有机构愿意“招惹”此事。自己的钱就这么被连环套，给牢牢的套进去了。
令人关注的是，今年3月初，招商银行西安分行行长王晏蓉履新招总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据2020年中报显示，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AUM（资产管理规模）达2.5万亿，位居行业第一。而中国太平洋保险2020年的营业额则高达3854.89亿元。
实际上，据小编了解，现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业务上存在着严重交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保险业务的飙升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银行的代销。
银行代销保险，“收入”也很可观。
银行代销保险的费率约是理财产品销售费率的78倍，是代销基金费率的8.07倍，是代销信托费率的1.89倍。
这就是为什么一到银行办业务，工作人员都争着抢着推销保险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属于明令禁止的违规操作。
早在2010年，银监会就明确要求“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混淆销售。”
一次又一次存单变保单、理财变保险的背后，利益驱动才是屡禁不止的根源。毕竟能多赚钱，铤而走险又算什么，况且背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保护伞撑着呢。
事到如今，都不知该劝太平保险公司谨慎选择合作对象，还是该劝招商银行，管理好自己员工好了。
可能应该劝劝委托人，都别去银行了。
网上的段子早就说过，银行里面分的四类人：柜员、保安、保洁、保险。百度搜索“银行买理财变保险”，可以搜到8220万条结果。
显而易见，银行买理财变保险的道路，可谓“危害已久”。
本来是到高新路上的招商银行西安分行私人银行（以下简称招行西安私人银行）中心办理存款的马丽，在“银行人员”的诱导下，买成了保险，还是一份长达63年的保险。而且还是一个“重残和亡故”险。
就是说马丽的儿子只有在重度残疾和死亡的情况下，这份保险才理赔。更迷惑的是，之前说好的“用钱了随时取”，签了保单后就变成了要到自己儿子70岁时，才能拿回自己的本金。要知道马丽买保险时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
银行卖保险产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产品性价比高，老百姓自然愿意买单，但事实往往是一个又一个“坑”。
类似的“坑”，之前也有财友经历过，本来是准备到银行买理财，但结果却“被保险”了。
存单变保单、理财变保险这种事，屡见不鲜。
挣钱不容易，挣了钱想保住，更不容易。
人民的财产安全到底有保障吗？
理财成保险？
时间拨回到2016年1月，马丽一开始被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承诺的“这款理财产品没有任何风险，每年缴60万，连缴5年，期间用钱随时可以取回”迷惑，想着按照银行经理所说的利率300万一年有15万分红，那也还不错。
图片
在缴满5年保金后，马丽的300万本金却要到她儿子70岁的时候才能全部取出。
保单显示，马丽是2016年1月26签订的保单，要到2079年1月25日才到期。也就是说，这份保单长达63年！
按照保单的条款，如果钱要现在取，就只能取120多万元，其余的近180万就没了。马丽表示，保险公司的分红也并没有像当时银行客户经理说的那样，每年有15万，大概就是5万多一年。
为什么呢？
这里的“奥秘”在于当初招商银行工作人员在推销时的“微妙”话术：高利率分红只有300万的利息是享受的，并不是所有金额都是。
据马丽回忆，开始向她推销保险的时候，招商西安私人银行的工作人员热情洋溢，两个客户经理“姐前姐后”地把她带到洽谈室里，你一句，我一句，跟唱双簧似的推销他们的理财产品（太平洋的保险）。
一会是“这款产品收益很好”、“您是不是对这产品有不了解的地方”、一会又是“您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有误解”、“我再给您详细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当马丽发现事有蹊跷后，对接她的银行经理周辰就开始推三推四、对她爱答不理，她多次找招商银行的客服反应此事，都无人回应，后来，招行银行给她换了个客户经理，这事好像就不了了之了一样。
偌大一个招行，马丽竟然找不到一个管此事的人?
事实上，据招行的前工作人员称：“以前每年保险相关问题时有发生，基本上每家网点都有涉及过；招行有个别赔付的，但是总体金额都不大，基本上也都是保险公司代缴的，马丽这个金额是属于比较大的金额。”
没有高利率分红也就罢了，但为什么才5年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承受了180万的损失？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银行工作人员如此热衷于推销“银保”？为何放着自家的理财和定期不推，偏偏要帮着别的公司推销“银保”？明明收益比不过定期，为何银行工作人员要推销“银保”？
图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只要螺丝刀厂家给的提成足够高，麦当劳也有可能卖螺丝刀。在银行“被保险”这种事，发生不止一次。但很多人因为拿不出证据，只能在业务人员的多次推诿中放弃维权。即便是抗争到了最后，银行和保险公司方面也很少会受到处罚。
他们付出的代价顶多也就是“把骗来的钱如数还给你好了”，并且还会摆出一副“我只是不想跟你计较”的高姿态。
求你的时候是孙子，骗完之后成大爷。这样的高姿态，以后还有谁还敢到招商银行买理财？谁还敢买太平洋保险？
银行经理冒充委托人签名无人监管？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已经感受到你可能被骗了的时候，你往往已经被骗了。
当马丽觉得招商银行这么做不合理，自己被欺骗的时候，她才发现，当初签订合同上的很多签字，都不是她本人的，是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代签的。
上图中，马丽清楚的记得自己在签字时，红框内的部分是空白的，里面的黑笔字内容是工作人员在她签字后自己加上去的。
招行卖保险还可以这样操作？
先不说谁给银行工作人员的胆子，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类行为属于“违规操作”。
上述文件显示，两个“本人已阅”的笔迹明显不同，签名的“马丽”也并非都出自本人。
招商银行这一步步的“坑蒙拐骗”都是业界“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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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马丽就不断的找银行和保险公司为自己讨公道。
马丽两次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调解无果，她又找到了人民银行调节委员会商议的结果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承诺赔偿马丽3万元损失，马丽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又将赔偿款追加到10万元。
如果不是保险公司理亏，他们为什么要赔偿？
10万元赔偿款也并非马丽想要的结果。在马丽一直追诉的情况下，人民银行调节委员二次协调，马丽得到太平洋保险公司侯总的正式确认：本金可退还。
结果太平洋保险公司变脸比变天还快，9月的时候又告知马丽：“金额太大，没有这么多钱，支付不了”。
马丽就很纳闷，都谈好了，还能朝令夕改，这是在过家家？
300万数额太大取不了，小数额就能取，这个规定是怎么制定的？“大”和“小”谁说了算？
老百姓在维权路上一直挺难的。
事到如今，招商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无人再问津此事。马丽几乎已经绝望，再也没有机构愿意“招惹”此事。自己的钱就这么被连环套，给牢牢的套进去了。
令人关注的是，今年3月初，招商银行西安分行行长王晏蓉履新招总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据2020年中报显示，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AUM（资产管理规模）达2.5万亿，位居行业第一。而中国太平洋保险2020年的营业额则高达3854.89亿元。
实际上，据小编了解，现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业务上存在着严重交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保险业务的飙升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银行的代销。
银行代销保险，“收入”也很可观。
银行代销保险的费率约是理财产品销售费率的78倍，是代销基金费率的8.07倍，是代销信托费率的1.89倍。
这就是为什么一到银行办业务，工作人员都争着抢着推销保险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属于明令禁止的违规操作。
早在2010年，银监会就明确要求“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混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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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应该劝劝委托人，都别去银行了。
没有一个人在折磨你，真正折磨你的 是你的念头 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世界万物都在治愈你，唯独你自己不放过自己。
(我真的放不下，每次都期待我的妈妈能够关心我一点点，可是真的是我想多了，想做个冷漠的人，太难了，其实我对她两已经失望至极了，我好累，累了真的[泪]我做了这么多还是得不到一点点关心和认可，这让我总是感觉到迷茫，爱到底是什么？没心没肺的人是不是过得很好[失望][失望]我真的累了，不想再一味地付出了)
还是好好赚钱才是王道[污]才是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污]最大的努力挣钱工作 这辈子是没有爱的[摊手]
(我真的放不下，每次都期待我的妈妈能够关心我一点点，可是真的是我想多了，想做个冷漠的人，太难了，其实我对她两已经失望至极了，我好累，累了真的[泪]我做了这么多还是得不到一点点关心和认可，这让我总是感觉到迷茫，爱到底是什么？没心没肺的人是不是过得很好[失望][失望]我真的累了，不想再一味地付出了)
还是好好赚钱才是王道[污]才是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污]最大的努力挣钱工作 这辈子是没有爱的[摊手]
游走在禁令与现实之间 国产模数转换ADC能否自强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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