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杭州市检察院因公殉职检察官蒋春尧#】#杭州56岁检察官因公殉职#一个茶杯，一支笔。办公桌上，是他经常翻看、琢磨的刑法书、案卷材料；座位对面的一张A4纸上，密密麻麻写了大半页，是他正在梳理的一起网络犯罪案件……一切都仿佛是他还在的样子，但一切却都已经定格。
10月19日晚8点45分，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蒋春尧因连续工作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检察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同事、亲友，年仅56岁。
“他走得太突然”
“他走得太突然。”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一检察部主任桑涛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办公室就在蒋春尧的隔壁，19日晚8点多，他加完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蒋处的爱人给值班室打来了电话”。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赶紧打电话过去，但电话那头，已是哭声一片。
正在重庆出差的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二检察部主任张洪阁，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来，“20多年的相处，我们是好同事，更是一个战壕奋斗的好战友、好兄弟……”一路上，他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法院、公安、监察委……因为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一起工作过，大家都不敢相信，谦逊随和、待人接物总是笑呵呵的蒋春尧，竟然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大家都想问问，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更怕错过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记得，就在意外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正准备下班的她看到蒋春尧还在办公室里，因为急着外出，她没有进去打招呼，“没想到就此错过了最后一面。如果蒋处及时去医院，就不会走……”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蒋春尧出生于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9年从镇江船舶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1991年调入杭州市检察院工作。
“一进市检察院，我们就在一个部门。”在张洪阁的记忆里，每年冬天，蒋春尧总会穿一件黑色的长款外套，“生活上，他简单朴素，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就像他的标志性外套一样，蒋春尧的工具箱也很出名。很多年前，检察院里没有专门的维修人员，工科出身的蒋春尧就热情地干起了兼职：不管是单位，还是同事家里，大到桌椅书柜、自行车，小到台灯、眼镜腿上的螺丝，只要跟他讲一声，他很快就会拎着工具箱找上门帮忙。
10多年前，杭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李鹏刚走上工作岗位，蒋春尧是他的第一任领导。他的印象里，蒋春尧总是笑眯眯的，像一位忠厚谦逊的兄长，从来没有官架子。
2013年8月，蒋春尧到余杭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干警宿舍在车库的楼上，当时任余杭区检察院行装科科长的吴文迪想给他添置一些家电，但蒋春尧却连连摆手，“我只要能睡觉就行”。
繁忙的工作之余，蒋春尧会写写毛笔字。李鹏记得，他最常写的是两个字，是“初心”，“他常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丢不下百姓情怀”。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2014年挂职结束回到杭州市检察院后，蒋春尧的岗位换到了侦查监督处。一次办案中，蒋春尧了解到，当时医保“骗保”“空刷”套现等情况严重。医保关系民生，医保金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在他的建议下，杭州市检察院牵头联合公安、法院、人社局等建立打击骗取社保基金联动新机制，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严打了一批骗取社保基金的犯罪分子。
“能宽则宽，当严则严。”蒋春尧经常这样跟同事们说。在那次专项行动中，办案人员重点对“内鬼”“黄牛”等深挖彻查，而对高龄、身患重病等特殊原因的骗保案件，则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因为工作上的交集，杭州市公安局某部门负责人和蒋春尧相识20多年。“他为人很随和，办案中又是一个特别热心肠、正义感特别强的人。”大约10来天前，他们刚碰过面。当时蒋春尧说，他正和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让那些犯了罪但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外地孩子在杭州接受专门教育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挽救，也能避免再危害社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他是一直甘当绿叶的人
徐萍是蒋春尧的徒弟。在她眼里，蒋师父温和、宽厚，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有担当的人。对年轻人，他一路培养、教导、引领，毫无保留。
徐萍记得，每当自己遇到疑难复杂案件举棋不定的时候，蒋春尧总是告诉她，“不用怕，我帮你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定有办法。”
蒋春尧是检委会委员，经常会接触检委会讨论的重要疑难案件。平日里，蒋春尧一有空就会和徐萍对实案中的相关办理经验进行探讨，他对她说：“以后万一你碰到类似的案件，就有应对的办法了。”
最近这几个月，蒋春尧在为杭州选手参加全省的未检业务竞赛忙碌。封闭式培训期间，检察院里很少看到他。偶尔，隔壁办公室的桑涛看到他回来，也是步履匆匆，“有时碰到我们也会聊一聊，能感觉到，他的心思都在办案和选手辅导上。”
在大家眼里，蒋春尧一直是甘当绿叶的人。这些年来，公诉、侦监、未检，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很多获得荣誉的机会，但他总想着身边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留给过自己。
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
2019年，蒋春尧受命进入杭州某专项处置工作专班，参与全市一系列重大案件的指导协调。当时，很多案件都属于新型案件，如何处置没有先例可循，相关法律规定也尚存空白。面对工作开展初期步履维艰的状况，蒋春尧推动检察机关和法院、公安机关出台类案处理规范，为此后全市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坚强支撑。
在拱墅区公安分局，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去年4月到10月间，蒋春尧牵头处置一起重大专项案件，半年无休，一周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在他的指导下，该案实现了精准打击，“大约半个月前，案子开庭了，我们都很高兴，还开了一个讨论会总结经验。本以为等案件宣判还能再聚，没想到，蒋处却走了……”
最近，蒋春尧在办理一起民事抗诉监督案。该案中，因为婆媳矛盾，将近百万的抚恤金长达7年一直无法拨付。7年过去，死者的女儿已从襁褓中的婴儿长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钱，孩子怎么生活，她的未来怎么办？从保护孩子的利益出发，蒋春尧提出，要努力促成婆媳之间和解，以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来解决孩子的抚养难题。
“前天，案件有了很大进展，我正想等蒋处回来告诉他。”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周扬说，想不到，这竟成了蒋春尧还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事情未了，后面即使困难重重，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这两天，桑涛一直在为蒋春尧的告别仪式忙碌。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听不到蒋春尧急匆匆走来的脚步声。“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他觉得，这就是大家所认识的蒋春尧。（浙江法制报 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10月19日晚8点45分，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蒋春尧因连续工作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检察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同事、亲友，年仅56岁。
“他走得太突然”
“他走得太突然。”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一检察部主任桑涛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办公室就在蒋春尧的隔壁，19日晚8点多，他加完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蒋处的爱人给值班室打来了电话”。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赶紧打电话过去，但电话那头，已是哭声一片。
正在重庆出差的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二检察部主任张洪阁，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来，“20多年的相处，我们是好同事，更是一个战壕奋斗的好战友、好兄弟……”一路上，他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法院、公安、监察委……因为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一起工作过，大家都不敢相信，谦逊随和、待人接物总是笑呵呵的蒋春尧，竟然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大家都想问问，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更怕错过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记得，就在意外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正准备下班的她看到蒋春尧还在办公室里，因为急着外出，她没有进去打招呼，“没想到就此错过了最后一面。如果蒋处及时去医院，就不会走……”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蒋春尧出生于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9年从镇江船舶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1991年调入杭州市检察院工作。
“一进市检察院，我们就在一个部门。”在张洪阁的记忆里，每年冬天，蒋春尧总会穿一件黑色的长款外套，“生活上，他简单朴素，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就像他的标志性外套一样，蒋春尧的工具箱也很出名。很多年前，检察院里没有专门的维修人员，工科出身的蒋春尧就热情地干起了兼职：不管是单位，还是同事家里，大到桌椅书柜、自行车，小到台灯、眼镜腿上的螺丝，只要跟他讲一声，他很快就会拎着工具箱找上门帮忙。
10多年前，杭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李鹏刚走上工作岗位，蒋春尧是他的第一任领导。他的印象里，蒋春尧总是笑眯眯的，像一位忠厚谦逊的兄长，从来没有官架子。
2013年8月，蒋春尧到余杭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干警宿舍在车库的楼上，当时任余杭区检察院行装科科长的吴文迪想给他添置一些家电，但蒋春尧却连连摆手，“我只要能睡觉就行”。
繁忙的工作之余，蒋春尧会写写毛笔字。李鹏记得，他最常写的是两个字，是“初心”，“他常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丢不下百姓情怀”。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2014年挂职结束回到杭州市检察院后，蒋春尧的岗位换到了侦查监督处。一次办案中，蒋春尧了解到，当时医保“骗保”“空刷”套现等情况严重。医保关系民生，医保金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在他的建议下，杭州市检察院牵头联合公安、法院、人社局等建立打击骗取社保基金联动新机制，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严打了一批骗取社保基金的犯罪分子。
“能宽则宽，当严则严。”蒋春尧经常这样跟同事们说。在那次专项行动中，办案人员重点对“内鬼”“黄牛”等深挖彻查，而对高龄、身患重病等特殊原因的骗保案件，则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因为工作上的交集，杭州市公安局某部门负责人和蒋春尧相识20多年。“他为人很随和，办案中又是一个特别热心肠、正义感特别强的人。”大约10来天前，他们刚碰过面。当时蒋春尧说，他正和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让那些犯了罪但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外地孩子在杭州接受专门教育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挽救，也能避免再危害社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他是一直甘当绿叶的人
徐萍是蒋春尧的徒弟。在她眼里，蒋师父温和、宽厚，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有担当的人。对年轻人，他一路培养、教导、引领，毫无保留。
徐萍记得，每当自己遇到疑难复杂案件举棋不定的时候，蒋春尧总是告诉她，“不用怕，我帮你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定有办法。”
蒋春尧是检委会委员，经常会接触检委会讨论的重要疑难案件。平日里，蒋春尧一有空就会和徐萍对实案中的相关办理经验进行探讨，他对她说：“以后万一你碰到类似的案件，就有应对的办法了。”
最近这几个月，蒋春尧在为杭州选手参加全省的未检业务竞赛忙碌。封闭式培训期间，检察院里很少看到他。偶尔，隔壁办公室的桑涛看到他回来，也是步履匆匆，“有时碰到我们也会聊一聊，能感觉到，他的心思都在办案和选手辅导上。”
在大家眼里，蒋春尧一直是甘当绿叶的人。这些年来，公诉、侦监、未检，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很多获得荣誉的机会，但他总想着身边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留给过自己。
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
2019年，蒋春尧受命进入杭州某专项处置工作专班，参与全市一系列重大案件的指导协调。当时，很多案件都属于新型案件，如何处置没有先例可循，相关法律规定也尚存空白。面对工作开展初期步履维艰的状况，蒋春尧推动检察机关和法院、公安机关出台类案处理规范，为此后全市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坚强支撑。
在拱墅区公安分局，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去年4月到10月间，蒋春尧牵头处置一起重大专项案件，半年无休，一周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在他的指导下，该案实现了精准打击，“大约半个月前，案子开庭了，我们都很高兴，还开了一个讨论会总结经验。本以为等案件宣判还能再聚，没想到，蒋处却走了……”
最近，蒋春尧在办理一起民事抗诉监督案。该案中，因为婆媳矛盾，将近百万的抚恤金长达7年一直无法拨付。7年过去，死者的女儿已从襁褓中的婴儿长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钱，孩子怎么生活，她的未来怎么办？从保护孩子的利益出发，蒋春尧提出，要努力促成婆媳之间和解，以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来解决孩子的抚养难题。
“前天，案件有了很大进展，我正想等蒋处回来告诉他。”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周扬说，想不到，这竟成了蒋春尧还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事情未了，后面即使困难重重，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这两天，桑涛一直在为蒋春尧的告别仪式忙碌。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听不到蒋春尧急匆匆走来的脚步声。“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他觉得，这就是大家所认识的蒋春尧。（浙江法制报 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医学系、护理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教师义诊”活动
为表达对教师的感恩之情，严慈并济，教学相长，同时培养同学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护系分会同各专业社团于10月20日14时在一号、二号教研楼开展“教师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医护系部分志愿者参加。
活动开始，青协干事带领20名青年志愿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给老师们按摩，让老师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以舒缓，释放压力，缓解疲劳。在此过程中，志愿者们同老师们交流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对老师们可能存在的职业病进行预防讲解。同时，也帮助老师们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在交流过程中，老师们都感到轻松愉悦，铸就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美丽风景线。
本次校园青年志愿者“教师义诊”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老师们对这次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们的技术给予一致认可，志愿者们也收获了课堂以外的知识，增进了浓浓的师生情。
（医护系 青年志愿者协会 图/文王欣悦 编辑/杨庆）
为表达对教师的感恩之情，严慈并济，教学相长，同时培养同学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护系分会同各专业社团于10月20日14时在一号、二号教研楼开展“教师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医护系部分志愿者参加。
活动开始，青协干事带领20名青年志愿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给老师们按摩，让老师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以舒缓，释放压力，缓解疲劳。在此过程中，志愿者们同老师们交流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对老师们可能存在的职业病进行预防讲解。同时，也帮助老师们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在交流过程中，老师们都感到轻松愉悦，铸就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美丽风景线。
本次校园青年志愿者“教师义诊”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老师们对这次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们的技术给予一致认可，志愿者们也收获了课堂以外的知识，增进了浓浓的师生情。
（医护系 青年志愿者协会 图/文王欣悦 编辑/杨庆）
博导说：招博士有点像在古玩市场淘文物，稍有不慎，就有看走眼的时候
来源：学术志（ID：xueshuzhi001）
作者：弓长新论 编辑：学妹
这年头，招博士有点像在古玩市场淘文物，稍有不慎，就有看走眼的时候。 譬如，前些年我招了一个博士，入学前各种述志向、表忠心，发誓一定要“以学术为业”，毕业后却风风火火地干起了考研培训，“以学术为业”的“初心”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有几年，我见了他都得退避三舍，生怕他把考研的生意做到我头上。 该生读博之时在学术圈也很活跃，以至于毕业之后，也常有圈内人向我问起他的情况，开始我还含糊其辞，后来便照实说了。不管怎样，自己收学生时看走眼了，得认，也得允许人家笑话。只不过后来招的学生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脸皮厚了，这些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早几年，自己的博士生不做学术，反而一身“铜臭气”，当导师的还是感觉有些尴尬的。 近几年一想，学生也不容易，明明没想好要“以学术为业”，还得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说着“以学术为业”的话，做着“以学术为业”的事情，看书、写论文、做课题，千方百计想着让自己顺利毕业，也不简单。 而且，学生若真在考博之前说了实话，告诉博导自己的志向是毕业之后办个辅导班，还有哪个导师能收他呢？
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不做学术，想来总感觉有点窝火，但想到学生每个月能挣几万块钱，小日子过的幸福美满，当导师的也就可以“瞑目”了。有个青年才俊继承学术衣钵固然有面子，但学生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也不算什么坏事，干哪行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嘛。
毕竟不做学术的那几位逢年过节还总往我这里跑跑，送点小礼物也比其他几位做学术的师兄弟“丰厚”，而且不用我操心出书、发论文、报课题和评职称，我想，以往纠结许久的心结或许可以放下了。
更何况现代师生关系早就不是旧社会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时代，读博期间，合法的师生关系只有三四年，三四年以后，师徒能否继续相认便完全看情分了。因此，学生毕业以后不做学术，我也无法将其逐出师门，因为本不该有一个非得做学术的师门存在。
原来很多导师都在球场上、餐桌上甚至地头上教学，现在很多导师却只“规规矩矩”地回到课堂上教学，如此一来，那种掺杂了亲情的师生关系便成了奢侈品，收一个博士不像是在收一个徒弟，而像被分配了一个任务，读博也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开题、答辩，导师按部就班地上课、指导论文，学生一毕业就万事大吉了。
原来我经常批判招博士像民间二人转那样收徒弟，从一开始就带着人身依附的味道，而现在我倒有些怀念那种师徒关系，毕竟在教与学之外，还有一定的人情存在。
导师对学生总有些学术上的期待，而一些学生则把读博士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因此自然和导师的想法有了一定的距离。对于文科的博士来说，毕业以后进高校、当老师、做学术则大抵要经过一段寂寞且清贫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诱惑太多，能坚守初心极为不易。
例如，我认识的一个学生读博时专门研究批判的社会学理论，进入大学之后找了一个给企业做内训的兼职，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据说也赚的盆满钵满了。只不过他的论文做的是“规训”及其背后的批判意识，给企业中层讲的却是如何规训，如此分裂和异化，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调和的。
或许，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而不管其价值向度如何，更遑论知识背后的社会关怀了。若是想到这里，便觉得有些感慨，年轻人需要买房买车，养家糊口，做学术很不容易，可一位博士若只把精力和眼光放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点社会担当和使命，大概也是做不出像样的学术的。
因此，一位老友戏称，招博士得招那些安了家、结了婚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博士，因为只有这些博士才有条件静下心来做学问。只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常有，但是真正想做学术的又没有几个。
这些年招生时，我更多地听面试小组给出的意见，生怕因为自己眼拙而淘汰了真正想做学术的学生。
也有（少数）导师喜欢招那些毕业之后有很大概率不做学术的学生，并美其名曰这是自己的“人才布局”，招些官员，再招些企业家，有项目，有资金，几年之后，就能实现产学研结合了。只是这种状况对于一些考博的学生就残酷了点，他们若不能给导师带来什么资源，做出什么贡献，学术还不行，那么基本就与博士绝缘了。
而且，母以子贵，导师也以学生贵，学生现在就贵了，当导师的混的再差也差不到哪里。我想，若立一项课题，研究研究一些导师历年来招的博士生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当然，坊间也有一些商人出资百万“捐个横向课题”而成为博士的传闻，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不敢瞎说，况且现在博士招生愈趋严谨，希望也只是传闻罢了。
毕竟，招博士是一个考验眼力的活儿，也是一个考验良心的活儿。
来源：学术志（ID：xueshuzhi001）
作者：弓长新论 编辑：学妹
这年头，招博士有点像在古玩市场淘文物，稍有不慎，就有看走眼的时候。 譬如，前些年我招了一个博士，入学前各种述志向、表忠心，发誓一定要“以学术为业”，毕业后却风风火火地干起了考研培训，“以学术为业”的“初心”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有几年，我见了他都得退避三舍，生怕他把考研的生意做到我头上。 该生读博之时在学术圈也很活跃，以至于毕业之后，也常有圈内人向我问起他的情况，开始我还含糊其辞，后来便照实说了。不管怎样，自己收学生时看走眼了，得认，也得允许人家笑话。只不过后来招的学生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脸皮厚了，这些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早几年，自己的博士生不做学术，反而一身“铜臭气”，当导师的还是感觉有些尴尬的。 近几年一想，学生也不容易，明明没想好要“以学术为业”，还得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说着“以学术为业”的话，做着“以学术为业”的事情，看书、写论文、做课题，千方百计想着让自己顺利毕业，也不简单。 而且，学生若真在考博之前说了实话，告诉博导自己的志向是毕业之后办个辅导班，还有哪个导师能收他呢？
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不做学术，想来总感觉有点窝火，但想到学生每个月能挣几万块钱，小日子过的幸福美满，当导师的也就可以“瞑目”了。有个青年才俊继承学术衣钵固然有面子，但学生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也不算什么坏事，干哪行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嘛。
毕竟不做学术的那几位逢年过节还总往我这里跑跑，送点小礼物也比其他几位做学术的师兄弟“丰厚”，而且不用我操心出书、发论文、报课题和评职称，我想，以往纠结许久的心结或许可以放下了。
更何况现代师生关系早就不是旧社会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时代，读博期间，合法的师生关系只有三四年，三四年以后，师徒能否继续相认便完全看情分了。因此，学生毕业以后不做学术，我也无法将其逐出师门，因为本不该有一个非得做学术的师门存在。
原来很多导师都在球场上、餐桌上甚至地头上教学，现在很多导师却只“规规矩矩”地回到课堂上教学，如此一来，那种掺杂了亲情的师生关系便成了奢侈品，收一个博士不像是在收一个徒弟，而像被分配了一个任务，读博也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开题、答辩，导师按部就班地上课、指导论文，学生一毕业就万事大吉了。
原来我经常批判招博士像民间二人转那样收徒弟，从一开始就带着人身依附的味道，而现在我倒有些怀念那种师徒关系，毕竟在教与学之外，还有一定的人情存在。
导师对学生总有些学术上的期待，而一些学生则把读博士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因此自然和导师的想法有了一定的距离。对于文科的博士来说，毕业以后进高校、当老师、做学术则大抵要经过一段寂寞且清贫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诱惑太多，能坚守初心极为不易。
例如，我认识的一个学生读博时专门研究批判的社会学理论，进入大学之后找了一个给企业做内训的兼职，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据说也赚的盆满钵满了。只不过他的论文做的是“规训”及其背后的批判意识，给企业中层讲的却是如何规训，如此分裂和异化，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调和的。
或许，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而不管其价值向度如何，更遑论知识背后的社会关怀了。若是想到这里，便觉得有些感慨，年轻人需要买房买车，养家糊口，做学术很不容易，可一位博士若只把精力和眼光放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点社会担当和使命，大概也是做不出像样的学术的。
因此，一位老友戏称，招博士得招那些安了家、结了婚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博士，因为只有这些博士才有条件静下心来做学问。只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常有，但是真正想做学术的又没有几个。
这些年招生时，我更多地听面试小组给出的意见，生怕因为自己眼拙而淘汰了真正想做学术的学生。
也有（少数）导师喜欢招那些毕业之后有很大概率不做学术的学生，并美其名曰这是自己的“人才布局”，招些官员，再招些企业家，有项目，有资金，几年之后，就能实现产学研结合了。只是这种状况对于一些考博的学生就残酷了点，他们若不能给导师带来什么资源，做出什么贡献，学术还不行，那么基本就与博士绝缘了。
而且，母以子贵，导师也以学生贵，学生现在就贵了，当导师的混的再差也差不到哪里。我想，若立一项课题，研究研究一些导师历年来招的博士生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当然，坊间也有一些商人出资百万“捐个横向课题”而成为博士的传闻，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不敢瞎说，况且现在博士招生愈趋严谨，希望也只是传闻罢了。
毕竟，招博士是一个考验眼力的活儿，也是一个考验良心的活儿。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