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书法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的消息11月3日晨传出后，有关他学术著作与生平回忆的内容也在网上纷纷浮起。以下刊发李泽厚先生关于书法的些许观点以为纪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书法热和美学热同时并兴，平行发展，持续不衰。但两者的联系却又好像看不出。为什么？我不清楚。联系不密切似乎说明用西方美学原理（我国的现代美学来自西方）来解说中国的独有艺术，大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二热同时兴起，似乎又点明美学与书法有着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早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而到共产主义，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今天，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追求美的规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捉笔舞墨，写意抒情。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从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到年方几岁的小儿童，如今不都在手握巨笔，率性挥毫么？这大概是历史上尚未曾有的事。
书法如此广大的群众性和前景给美学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美学属于哲学，而哲学，根据现代西方学院派的观念，是分析语言的学问。书法界关于抽象、形象的激烈论辩，倒首先在这一点可以联系上美学—哲学：如不对概念进行分析、厘定，不先搞清“形象”、“抽象”等词汇的多种含义，讨论容易成为语言的浪费，到头来越辩论越糊涂。
何谓“形象”？我想一般是指生活中各种现实存在的或幻想变形的具体物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体貌动作以及妖魔鬼怪等等。何谓“抽象”？则大概是指非此类具体物象的形体状貌，如线条、色彩、音响等等。足见，“抽象”也者，并非无形体无物质结构之谓。园林里的怪石耸立，寺庙中的香烟缭绕，沙丘风迹，屋漏雨痕……均为有形之物，而与形体全无的思辨抽象不同。思维抽象也有其物质载体的形状符号，书法与它们的不同在于：作为思维抽象的物质形体的符号、记号（从大街上的红绿灯到纸上的数学公式、化学方程……），指示的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意义、判断、推理……而书法及其他作为艺术作品的“抽象”却蕴含其全部意义、内容于其自身。就在那线条、旋律、形体、痕迹中，包含着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
这“意味”经常是那样的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它们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其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书法就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
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同上），它可以是“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模拟或借助具体物象具体场景人物所可能表现再现的内容、题材和范围。
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引韩愈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自然化方面，即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呼应和同构。自然的人化则表现为在审美捕捉和艺术物态化这个同构中无意识地积淀着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汉碑晋帖，唐法宋意，明清个性……同样的“忧悲愉佚”，同样的“日月列星”，却又仍然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积淀着不同社会时代特色的韵味风流。那么，在今天，新的韵味风流，新的书法创造又该是些什么呢？这不正是向书法热和美学热共同提出的问题么？
新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否一定要离开汉字去创造呢？曰：唯唯否否。那样的确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抒写建构主体感受情绪的同构物，实际上它约略相当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但是，获得这种自由和独立的代价却是：（一）失去了继续对汉字原有结构中的美的不断发现、发掘、变化和创新；（二）失去书法艺术美的综合性。
如前所说，书法的美本是独立的，并不依存于其作为汉字符号的文字内容和意义；所以，断碑残简，片楮只字，仍然可以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不过，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小说里有诗词，画面中配诗文，诗情又兼画意，戏曲更是如此：集歌、舞、音乐、文学于一炉；即使手工艺品，也以古董为佳，因为除欣赏其技艺外，还可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似乎在各种艺术的恰当的彼此交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审美愉快。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品其意，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了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
原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的消息11月3日晨传出后，有关他学术著作与生平回忆的内容也在网上纷纷浮起。以下刊发李泽厚先生关于书法的些许观点以为纪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书法热和美学热同时并兴，平行发展，持续不衰。但两者的联系却又好像看不出。为什么？我不清楚。联系不密切似乎说明用西方美学原理（我国的现代美学来自西方）来解说中国的独有艺术，大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二热同时兴起，似乎又点明美学与书法有着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早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而到共产主义，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今天，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追求美的规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捉笔舞墨，写意抒情。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从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到年方几岁的小儿童，如今不都在手握巨笔，率性挥毫么？这大概是历史上尚未曾有的事。
书法如此广大的群众性和前景给美学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美学属于哲学，而哲学，根据现代西方学院派的观念，是分析语言的学问。书法界关于抽象、形象的激烈论辩，倒首先在这一点可以联系上美学—哲学：如不对概念进行分析、厘定，不先搞清“形象”、“抽象”等词汇的多种含义，讨论容易成为语言的浪费，到头来越辩论越糊涂。
何谓“形象”？我想一般是指生活中各种现实存在的或幻想变形的具体物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体貌动作以及妖魔鬼怪等等。何谓“抽象”？则大概是指非此类具体物象的形体状貌，如线条、色彩、音响等等。足见，“抽象”也者，并非无形体无物质结构之谓。园林里的怪石耸立，寺庙中的香烟缭绕，沙丘风迹，屋漏雨痕……均为有形之物，而与形体全无的思辨抽象不同。思维抽象也有其物质载体的形状符号，书法与它们的不同在于：作为思维抽象的物质形体的符号、记号（从大街上的红绿灯到纸上的数学公式、化学方程……），指示的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意义、判断、推理……而书法及其他作为艺术作品的“抽象”却蕴含其全部意义、内容于其自身。就在那线条、旋律、形体、痕迹中，包含着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
这“意味”经常是那样的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它们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其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书法就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
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同上），它可以是“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模拟或借助具体物象具体场景人物所可能表现再现的内容、题材和范围。
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引韩愈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自然化方面，即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呼应和同构。自然的人化则表现为在审美捕捉和艺术物态化这个同构中无意识地积淀着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汉碑晋帖，唐法宋意，明清个性……同样的“忧悲愉佚”，同样的“日月列星”，却又仍然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积淀着不同社会时代特色的韵味风流。那么，在今天，新的韵味风流，新的书法创造又该是些什么呢？这不正是向书法热和美学热共同提出的问题么？
新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否一定要离开汉字去创造呢？曰：唯唯否否。那样的确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抒写建构主体感受情绪的同构物，实际上它约略相当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但是，获得这种自由和独立的代价却是：（一）失去了继续对汉字原有结构中的美的不断发现、发掘、变化和创新；（二）失去书法艺术美的综合性。
如前所说，书法的美本是独立的，并不依存于其作为汉字符号的文字内容和意义；所以，断碑残简，片楮只字，仍然可以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不过，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小说里有诗词，画面中配诗文，诗情又兼画意，戏曲更是如此：集歌、舞、音乐、文学于一炉；即使手工艺品，也以古董为佳，因为除欣赏其技艺外，还可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似乎在各种艺术的恰当的彼此交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审美愉快。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品其意，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了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
原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西周利簋，为西周做过哪些贡献？】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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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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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悄无声息的被注销了，未清偿的债务由谁承担......
公司注销，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这两种责任承担方式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核心是指股东的“有限责任”，只要股东不存在利用公司的独立性及滥用股东的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合法利益，原则上作为公司债权人是无法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
然而，注销不清算或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在公司注销中屡见不鲜，原则上若公司不存在对外负债问题，则这种违法注销公司的法律风险相对可控。但是，如果公司尚有债务未清偿，股东仍然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将会使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以下以案说法：
案件名称：林某1与林某2以虚假清算报告将公司注销后，对公司所负14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15）民申字第916号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行实施的违法清算行为，系对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既不能产生债务人公司免于清偿部分债务的法律后果，也不能让股东再受到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其违法清算行为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故意侵权行为。另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股东违法清算亦应当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案情概况
1、林某1和林某2为夫妻关系，均系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股东。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林某1，永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林某2。2004年、2006年法院两份民事判决，判决债务人康宇公司应偿还烟台银行欠款600万元、800万元，保证人永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判决生效后因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07年执行法院依法终结执行程序。
3、2011年11月15日，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均召开股东会，决定公司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同年11月28日，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清算组均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2012年1月12日和1月16日，两公司清算组形成两份清算报告，并经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均载明“债务清偿完毕”。
4、烟台银行知晓康宇公司与永恩公司被注销后，立即起诉被告林某1、林某2，要求二人对两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5、一审：烟台中院认为林某1、林某2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故判决应承担清偿责任。林某1、林某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高院，山东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二审：林某1、林某2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没有证据证明二人的清算行为造成了烟台银行的损失，故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山东省高院认为，二被告的虚假清算行为使不符合注销条件的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注销登记，使银行可以随时要求二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落空，二被告应当就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某1、林某2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案的焦点问题：
一、关于林某1、林某2的行为是否侵害债权人利益问题；
二、关于申请人林某1、林某2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问题。
法院判决：
针对上述两大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关于林某1、林某2是否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
《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解散清算程序，是指在公司非因破产原因解散后，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清算活动。适用该解散清算程序的前提是公司的财产能够清偿全部债务，当公司财产不能足额清偿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依法应当进行破产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据此，本案中，申请人林某1和林某2夫妻作为康宇公司、永恩公司的仅有两名股东，分别担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自行清算的过程中，在明知该两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案涉烟台银行债权的情况下，既未通知烟台银行申报债权，亦未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反而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烟台银行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故意侵权行为。
二、关于林某1、林某2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问题。
一方面，《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申请人的违法清算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债权人烟台银行因债务清偿主体消灭而无法主张债权。故原审判决将申请人的违法清算行为给烟台银行所造成的损失认定为债权本息的全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一方面，在债务人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通过依法进行破产清算的制度设计，在保证债权人就公司全部财产公平受偿的同时，也为债务人企业提供了破产免责的救济。该破产免责的法律后果在合法免除债务人企业不能清偿的部分债务的同时，也隔断了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使得股东受到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
本案中，申请人林某1、林某2自行实施的违法清算行为，系对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既不能产生债务人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免于清偿部分债务的法律后果，同时，作为股东的林某1、林某2也不再受到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申请人林某1、林某2亦应当对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公司注销的法律风险提示：
从上述案例可以清楚的看出，股东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提示公司的股东：
一、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上述条款明确规定依法进行清算系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公司在依法进行清算后，存在两种结果：
一是经清算后净资产不为负数，则在清偿所有债务后，若有剩余财产可依法进行分配，注销公司；
另一种则是资不抵债，此时如果作为清算组不能与公司的债权人就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则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应从非破产清算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作为股东应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虽然，随着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公司注销日益简化，但是，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切记：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否则可能就会对企业所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二、注销不清算或虚假清算，股东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虽然，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但是，仍然有很多公司在注销过程中，根本不清算，或者以虚假的清算报告来注销公司，更有甚者，明知公司存在未清偿的债务且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黑名单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仍然以虚假的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其违法清算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公司债权人因债务清偿主体消灭而无法主张债权，其实质是滥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损害了债权人合法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在公司注销过程中，工商登记部门均要求公司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公司注销不清算或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的，作为债权人仍然可以依据股东所作的承诺，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
三、执行程序中，注销不清算，法院可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若公司作为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此时股东违法注销公司，则执行申请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直接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从而全体股东需要对公司正在执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在有限责任公司注销过程中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务必依法清算，在发现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否则，若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将会构成滥用公司的独立性及股东的有限责任，从而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特别说明：本文“公司”均指“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销，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这两种责任承担方式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核心是指股东的“有限责任”，只要股东不存在利用公司的独立性及滥用股东的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合法利益，原则上作为公司债权人是无法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
然而，注销不清算或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在公司注销中屡见不鲜，原则上若公司不存在对外负债问题，则这种违法注销公司的法律风险相对可控。但是，如果公司尚有债务未清偿，股东仍然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将会使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以下以案说法：
案件名称：林某1与林某2以虚假清算报告将公司注销后，对公司所负14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15）民申字第916号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行实施的违法清算行为，系对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既不能产生债务人公司免于清偿部分债务的法律后果，也不能让股东再受到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其违法清算行为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故意侵权行为。另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股东违法清算亦应当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案情概况
1、林某1和林某2为夫妻关系，均系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股东。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林某1，永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林某2。2004年、2006年法院两份民事判决，判决债务人康宇公司应偿还烟台银行欠款600万元、800万元，保证人永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判决生效后因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07年执行法院依法终结执行程序。
3、2011年11月15日，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均召开股东会，决定公司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同年11月28日，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清算组均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2012年1月12日和1月16日，两公司清算组形成两份清算报告，并经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均载明“债务清偿完毕”。
4、烟台银行知晓康宇公司与永恩公司被注销后，立即起诉被告林某1、林某2，要求二人对两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5、一审：烟台中院认为林某1、林某2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故判决应承担清偿责任。林某1、林某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高院，山东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二审：林某1、林某2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没有证据证明二人的清算行为造成了烟台银行的损失，故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山东省高院认为，二被告的虚假清算行为使不符合注销条件的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注销登记，使银行可以随时要求二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落空，二被告应当就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某1、林某2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案的焦点问题：
一、关于林某1、林某2的行为是否侵害债权人利益问题；
二、关于申请人林某1、林某2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问题。
法院判决：
针对上述两大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关于林某1、林某2是否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
《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解散清算程序，是指在公司非因破产原因解散后，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清算活动。适用该解散清算程序的前提是公司的财产能够清偿全部债务，当公司财产不能足额清偿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依法应当进行破产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据此，本案中，申请人林某1和林某2夫妻作为康宇公司、永恩公司的仅有两名股东，分别担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自行清算的过程中，在明知该两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案涉烟台银行债权的情况下，既未通知烟台银行申报债权，亦未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反而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烟台银行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故意侵权行为。
二、关于林某1、林某2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问题。
一方面，《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申请人的违法清算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债权人烟台银行因债务清偿主体消灭而无法主张债权。故原审判决将申请人的违法清算行为给烟台银行所造成的损失认定为债权本息的全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一方面，在债务人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通过依法进行破产清算的制度设计，在保证债权人就公司全部财产公平受偿的同时，也为债务人企业提供了破产免责的救济。该破产免责的法律后果在合法免除债务人企业不能清偿的部分债务的同时，也隔断了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使得股东受到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
本案中，申请人林某1、林某2自行实施的违法清算行为，系对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既不能产生债务人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免于清偿部分债务的法律后果，同时，作为股东的林某1、林某2也不再受到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申请人林某1、林某2亦应当对康宇公司和永恩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公司注销的法律风险提示：
从上述案例可以清楚的看出，股东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提示公司的股东：
一、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上述条款明确规定依法进行清算系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公司在依法进行清算后，存在两种结果：
一是经清算后净资产不为负数，则在清偿所有债务后，若有剩余财产可依法进行分配，注销公司；
另一种则是资不抵债，此时如果作为清算组不能与公司的债权人就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则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应从非破产清算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作为股东应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虽然，随着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公司注销日益简化，但是，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切记：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否则可能就会对企业所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二、注销不清算或虚假清算，股东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虽然，依法清算是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但是，仍然有很多公司在注销过程中，根本不清算，或者以虚假的清算报告来注销公司，更有甚者，明知公司存在未清偿的债务且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黑名单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仍然以虚假的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其违法清算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公司债权人因债务清偿主体消灭而无法主张债权，其实质是滥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损害了债权人合法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在公司注销过程中，工商登记部门均要求公司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公司注销不清算或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的，作为债权人仍然可以依据股东所作的承诺，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
三、执行程序中，注销不清算，法院可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若公司作为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此时股东违法注销公司，则执行申请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直接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从而全体股东需要对公司正在执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在有限责任公司注销过程中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务必依法清算，在发现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否则，若以虚假清算报告注销公司将会构成滥用公司的独立性及股东的有限责任，从而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特别说明：本文“公司”均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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