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问:为何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微笑]答:因为什么都放不下的凡夫即使活上一百年，也不如智者自在、坦然、满足地活上一天。
安住真心时，妄心就会成为妙用，它虽然也是根、境、识相结合的产物，但它跟凡夫的妄念不一样。
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圣者都会安住于真心之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两者的区别在于：真心观照下的妙用是直觉智慧，它不会撼动真心本体，即便对一切都保持着灵敏的觉知，能够生起妙用，但其本体仍然是湛然空寂的，它就是道的法身。
而凡夫的妄念，则会像不断繁殖的树蛙，将你的内心世界搅得乱七八糟。
安住真心之后，你会发现，无论什么经历，都会过去。一旦过去，一切就仅仅是回忆。
如果你执著于某个痛苦经历，回忆就延续了它对你的伤害。如果你不在乎它，它就不过是梦幻泡影，与一些使你愉悦的经历或记忆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它们只是你人生路上的若干片段，稍纵即逝，共同构成你生命的痕迹与证据。
所以，执著于个人得失的人，总是比无私的人更容易烦恼和痛苦，因为他们总有太多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他们太在乎世界对自己的态度，太在乎自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总是牢牢抓住太多虚幻不肯放手，总是以为这是一种精明和清醒。他们不明白，痛苦就源于这在乎和精明。
看不透这一点，不是真正的清醒者，也不会真正爱自己，更不懂得如何爱别人。他们也许能获得世俗成就，但精于计较的他们一定活得很累。[微笑]《亲近善知识》 https://t.cn/RJANmKv
[微笑]答:因为什么都放不下的凡夫即使活上一百年，也不如智者自在、坦然、满足地活上一天。
安住真心时，妄心就会成为妙用，它虽然也是根、境、识相结合的产物，但它跟凡夫的妄念不一样。
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圣者都会安住于真心之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两者的区别在于：真心观照下的妙用是直觉智慧，它不会撼动真心本体，即便对一切都保持着灵敏的觉知，能够生起妙用，但其本体仍然是湛然空寂的，它就是道的法身。
而凡夫的妄念，则会像不断繁殖的树蛙，将你的内心世界搅得乱七八糟。
安住真心之后，你会发现，无论什么经历，都会过去。一旦过去，一切就仅仅是回忆。
如果你执著于某个痛苦经历，回忆就延续了它对你的伤害。如果你不在乎它，它就不过是梦幻泡影，与一些使你愉悦的经历或记忆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它们只是你人生路上的若干片段，稍纵即逝，共同构成你生命的痕迹与证据。
所以，执著于个人得失的人，总是比无私的人更容易烦恼和痛苦，因为他们总有太多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他们太在乎世界对自己的态度，太在乎自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总是牢牢抓住太多虚幻不肯放手，总是以为这是一种精明和清醒。他们不明白，痛苦就源于这在乎和精明。
看不透这一点，不是真正的清醒者，也不会真正爱自己，更不懂得如何爱别人。他们也许能获得世俗成就，但精于计较的他们一定活得很累。[微笑]《亲近善知识》 https://t.cn/RJANmKv
康德美之形式的内涵
康德认为通过知性范畴之殊化而得到的经验性知识命题的总和，总是极大地丰富和偶然的，而它们要被有意义地观察和理解，亦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必须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统一性体系之中并通过其“检验”。简言之，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是特殊的经验性法则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则的“试金石”，据此凡是不适应此系统性原理的经验性法则都是不正确或者是“有缺陷的”⑦。而作为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康德认为它既非来自实践理性(因为实践理性与经验领域完全无关)，也非来自知性(因为知性只能通过范畴的感性化来提供特殊的自然法则)，而是来自于判断力。但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原理，因为它用来统摄特殊直观的普遍规则要么来自知性，要么来自理性。由此康德认为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原理只能来自于反思性的判断力。但这条原理是人们为了联结自然给出的那些特殊的经验性法则，即为了反思自然或从整体上达到理解自然的目的，而自己设想出来并将其加到自然之上的一条主观的原则(因而不能为自然带来任何客观的知识)，故康德又将其称为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但从其作为知识之为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根据来说，它又必然是一条先验的原则。事实上，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关系已通过理性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探讨，康德在那里认为理性理念即有关“知识整体的形式的理念”⑧，作为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具有范导性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和必然性。但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结果上显示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表象对于自然之统一性认识的帮助，而还没有从其先天基础或内在根据方面来“追根溯源”。直到第三批判，康德才将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归结为判断力的先天“成就”，明确提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反思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并且指出这条原则无论对于知识(目的论自然)还是审美来说都不可或缺。对此，H.W.卡斯拉(H.W.Cassirer)指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被归之于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在第三批判中则被归结为判断力之先天能力的成就。“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首先得要注意到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把这条原理……归之于理性，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⑨
在康德看来，如果有关知识的目的论判断是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客观(逻辑)运用，那么有关审美的鉴赏判断则是对这条原则的主观(感性)运用，前者所体现的是自然的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自然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正因为如此，审美判断才必然与主体愉悦或不悦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目的论判断则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特征。这是因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意味着对象只是符合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而不涉及到对象与一个概念的关系。而鉴赏判断便是想象力与知性不根据确定的概念而产生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而对于这种心灵状态的反思或意识本身就是愉悦的情感。而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则涉及到特殊的自然法则与自然的目的概念是否相一致的问题，而主体永远都无法确证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对于特殊的自然法则来说便只具有范导性的作用，而无建构性的功能，即目的论判断并不“建构”起认识对象。但审美判断却与之不同，即尽管它并不建构起对象，但却因“建构”起人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而可能。只是这种“建构”并非通过客观概念来达成，而是通过判断力先天原则的主观运用来“造就”“美”或鉴赏。那么这种主观的“造就”如何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说作为美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如何能够普遍地传达？而这便构成了鉴赏判断之先验演绎的核心任务。
美之为美的心灵状态：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
在康德看来，既然通过客观概念而得到的有关对象之规定的认识判断是普遍可传达的，那么造成这种判断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也是普遍可传达的。而既然审美判断也是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那么它当然也是普遍可传达的。只是如果仅从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来标识审美判断的本质，那么便会造成如盖耶⑩等人所认为的“万物皆美”的困境。对此我们认为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只是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故如果只据此来标识判断的本质归属，那么不仅在审美领域里会造成“万物皆美”的困境，而且就连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失去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事实上，尽管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是诸认识能力间的协和一致，但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却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才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判断的本质根据所在。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的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其“根据”并不在于确定性的概念，而是在于对象的一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即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鉴赏判断里所感觉到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的情况，“是在任何另一种认识能力的特别运用时都不会发生的”(11)。并且康德认为，在基于不同的客体表象的审美判断里，“交替地相互配合”(12)的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达到协和一致时的比例关系并不一样。鉴于此，想象力才能够创造出可能直观的任何形式，从而“造就”不同的美。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与崇高的区分中而看到不同美之间相互区分的可能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13)，而“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寻求根据”(14)。简言之，因为美作为一种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必然与自然对象的纯粹感性的形式相关，而不同的事物的这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事物的美的形式也不一样。而崇高则并不像美那样涉及到对自然对象的评判，而仅只涉及到主体内心的喜悦。由此可见，“万物皆美”的困境在康德这里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审美判断里造成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与其他类型的判断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美作为“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对象”自身之中有其根据。根据莱布尼茨，世界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那么不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的美当然便不一样。康德又将判断力的这种先天的鉴赏才能称为一种审美(感性)的共通感，并且认为它比平常的人类知性的逻辑的共通感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15)。这表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包括其普遍有效性)不能只从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来理解，还要从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独特的原因和根据来把握。但由于鉴赏判断只是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主观运用，故其普遍有效性只具有期许别人赞同的“示范性”效力，而无概念的客观强制性的特征。换言之，鉴赏判断提供的只是审美的“理想基准”，而非知识的“客观效力
康德认为通过知性范畴之殊化而得到的经验性知识命题的总和，总是极大地丰富和偶然的，而它们要被有意义地观察和理解，亦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必须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统一性体系之中并通过其“检验”。简言之，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是特殊的经验性法则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则的“试金石”，据此凡是不适应此系统性原理的经验性法则都是不正确或者是“有缺陷的”⑦。而作为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康德认为它既非来自实践理性(因为实践理性与经验领域完全无关)，也非来自知性(因为知性只能通过范畴的感性化来提供特殊的自然法则)，而是来自于判断力。但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原理，因为它用来统摄特殊直观的普遍规则要么来自知性，要么来自理性。由此康德认为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原理只能来自于反思性的判断力。但这条原理是人们为了联结自然给出的那些特殊的经验性法则，即为了反思自然或从整体上达到理解自然的目的，而自己设想出来并将其加到自然之上的一条主观的原则(因而不能为自然带来任何客观的知识)，故康德又将其称为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但从其作为知识之为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根据来说，它又必然是一条先验的原则。事实上，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关系已通过理性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探讨，康德在那里认为理性理念即有关“知识整体的形式的理念”⑧，作为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具有范导性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和必然性。但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结果上显示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表象对于自然之统一性认识的帮助，而还没有从其先天基础或内在根据方面来“追根溯源”。直到第三批判，康德才将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归结为判断力的先天“成就”，明确提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反思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并且指出这条原则无论对于知识(目的论自然)还是审美来说都不可或缺。对此，H.W.卡斯拉(H.W.Cassirer)指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被归之于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在第三批判中则被归结为判断力之先天能力的成就。“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首先得要注意到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把这条原理……归之于理性，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⑨
在康德看来，如果有关知识的目的论判断是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客观(逻辑)运用，那么有关审美的鉴赏判断则是对这条原则的主观(感性)运用，前者所体现的是自然的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自然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正因为如此，审美判断才必然与主体愉悦或不悦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目的论判断则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特征。这是因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意味着对象只是符合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而不涉及到对象与一个概念的关系。而鉴赏判断便是想象力与知性不根据确定的概念而产生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而对于这种心灵状态的反思或意识本身就是愉悦的情感。而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则涉及到特殊的自然法则与自然的目的概念是否相一致的问题，而主体永远都无法确证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对于特殊的自然法则来说便只具有范导性的作用，而无建构性的功能，即目的论判断并不“建构”起认识对象。但审美判断却与之不同，即尽管它并不建构起对象，但却因“建构”起人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而可能。只是这种“建构”并非通过客观概念来达成，而是通过判断力先天原则的主观运用来“造就”“美”或鉴赏。那么这种主观的“造就”如何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说作为美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如何能够普遍地传达？而这便构成了鉴赏判断之先验演绎的核心任务。
美之为美的心灵状态：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
在康德看来，既然通过客观概念而得到的有关对象之规定的认识判断是普遍可传达的，那么造成这种判断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也是普遍可传达的。而既然审美判断也是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那么它当然也是普遍可传达的。只是如果仅从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来标识审美判断的本质，那么便会造成如盖耶⑩等人所认为的“万物皆美”的困境。对此我们认为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只是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故如果只据此来标识判断的本质归属，那么不仅在审美领域里会造成“万物皆美”的困境，而且就连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失去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事实上，尽管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是诸认识能力间的协和一致，但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却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才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判断的本质根据所在。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的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其“根据”并不在于确定性的概念，而是在于对象的一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即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鉴赏判断里所感觉到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的情况，“是在任何另一种认识能力的特别运用时都不会发生的”(11)。并且康德认为，在基于不同的客体表象的审美判断里，“交替地相互配合”(12)的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达到协和一致时的比例关系并不一样。鉴于此，想象力才能够创造出可能直观的任何形式，从而“造就”不同的美。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与崇高的区分中而看到不同美之间相互区分的可能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13)，而“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寻求根据”(14)。简言之，因为美作为一种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必然与自然对象的纯粹感性的形式相关，而不同的事物的这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事物的美的形式也不一样。而崇高则并不像美那样涉及到对自然对象的评判，而仅只涉及到主体内心的喜悦。由此可见，“万物皆美”的困境在康德这里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审美判断里造成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与其他类型的判断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美作为“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对象”自身之中有其根据。根据莱布尼茨，世界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那么不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的美当然便不一样。康德又将判断力的这种先天的鉴赏才能称为一种审美(感性)的共通感，并且认为它比平常的人类知性的逻辑的共通感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15)。这表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包括其普遍有效性)不能只从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来理解，还要从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独特的原因和根据来把握。但由于鉴赏判断只是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主观运用，故其普遍有效性只具有期许别人赞同的“示范性”效力，而无概念的客观强制性的特征。换言之，鉴赏判断提供的只是审美的“理想基准”，而非知识的“客观效力
权威回应！关于人民币汇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外资购债……
“今年前三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健，外汇收支交易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10月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8598亿美元，售汇16798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0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12.0万亿元，售汇10.9万亿元，结售汇顺差11637亿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来看，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034亿美元，对外付款4168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2348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8.5万亿元，对外付款27.0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5194亿元。
此外，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就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人民币汇率走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外资购债趋势等问题作了权威回应。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哪些新特点？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逐渐升温，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外部环境较为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有序平稳流动，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指标来看，当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表现出‘双稳’特征。”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从数量上看，跨境资金有序流动，近期保持稳定的小幅净流入态势。第三季度，企业和个人等非银行主体跨境月均净流入规模是153亿美元，其中跨境外汇月均净流入是112亿美元。银行的代客结售汇月均顺差是147亿美元，说明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支以及外汇供求总体上是略有盈余的。
从价格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表现稳健。今年以来，1-2月份和4-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分别升值1.3%和3.1%，3月份和6月份，因为受美国通胀预期升温和减少购债信号的释放，人民币分别贬值1.5%和1.6%。进入三季度以后，人民币窄幅波动。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环境中，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强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前三季度美元指数上涨4.7%，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4.6%，而人民币小幅升值1.2%。其中，9月份以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美元指数上升，同期人民币窄幅波动，稳定在6.46的水平。
王春英分析称，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呈现“双稳”特征，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的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这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其次，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等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涉外交易顺差扩大，带来了更加稳定的跨境资金流入。再次，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汇率预期比较平稳。
谈及此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王春英表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外汇局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
王春英说，外汇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对于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王春英回应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总体保持稳定。10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了6.4以内，这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正常表现。
王春英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美元指数回落是主要的触发因素，目前市场已经逐步消化美联储缩表消息，加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汇率暂时缺乏上涨动力。另一方面，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仍然较高，国庆假期之后集中收结汇现象比较明显。从10月20日以来的市场表现来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窄幅波动。
“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汇率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会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如何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保持增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加强。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来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较高，增速为80%，增幅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56个百分点，推动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达到22.1%。“这个数据显示企业的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在提升。”王春英说。
在外汇市场管理和发展方面，满足实体经济避险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王春英谈到，推动企业或市场主体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的支持力度，这三方面工作是比较有效的，未来会继续坚持。
此外，王春英还强调，从企业自身来看，一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立足主业，理性对待汇率涨跌，审慎安排资产、负债的币种和期限，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套保策略。
王春英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识别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日常运营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因素进行辨析与识别，充分认识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多少。
第二，面对风险敞口，要制定有效适用的套保策略。建议企业根据实际的风险敞口，同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来制定套保策略。遵循适用原则，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和套保需求相一致的远期、掉期或者期权等产品，可以选择静态对冲，也可以采取滚动对冲等灵活的方式。
第三，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企业应该保持财务状况的稳健和可持续。不应以套保盈亏“论英雄”，不能简单地用远期汇率和到期的即期汇率做比较来看套保究竟是盈还是亏、是赚还是赔。应该遵循的就是“期”（未来）和“现”（现在）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评价，把风险敞口的损益和衍生工具的损益加总之后去综合评价。
如何看待外资购债放缓？
根据外汇局统计，到今年9月末，外资持有境内债券规模6176亿美元，其中，上半年外资净增持规模为101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1%。“这个增长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实现的。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稳定恢复，外部流动性超宽松，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表现。”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三季度以来，外资买债比上半年的高位确实有所回落，但与2019年同期对比仍然增长7%。在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下，外资购买债券保持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
如何判断外资买债下一步趋势？王春英分析称，从中长期来看，外资对于稳步配置人民币债券应该还是有兴趣的。第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且外资占比较低，未来有比较大增长空间。第二，境内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人民币币值也是稳定的，我国债券市场有比较良好的投资价值。第三，人民币债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比较独立的资产收益表现，有助于投资者分散风险。第四，中国的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未来随着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稳步发展，各类债券产品不断丰富，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有望吸引更多被动型和主动型的配置资金流入。
此外，王春英还谈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影响全球投资策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还会不断加强监测跟踪，做好政策应对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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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健，外汇收支交易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10月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8598亿美元，售汇16798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0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12.0万亿元，售汇10.9万亿元，结售汇顺差11637亿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来看，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034亿美元，对外付款4168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2348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8.5万亿元，对外付款27.0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5194亿元。
此外，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就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人民币汇率走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外资购债趋势等问题作了权威回应。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哪些新特点？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逐渐升温，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外部环境较为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有序平稳流动，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指标来看，当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表现出‘双稳’特征。”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从数量上看，跨境资金有序流动，近期保持稳定的小幅净流入态势。第三季度，企业和个人等非银行主体跨境月均净流入规模是153亿美元，其中跨境外汇月均净流入是112亿美元。银行的代客结售汇月均顺差是147亿美元，说明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支以及外汇供求总体上是略有盈余的。
从价格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表现稳健。今年以来，1-2月份和4-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分别升值1.3%和3.1%，3月份和6月份，因为受美国通胀预期升温和减少购债信号的释放，人民币分别贬值1.5%和1.6%。进入三季度以后，人民币窄幅波动。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环境中，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强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前三季度美元指数上涨4.7%，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4.6%，而人民币小幅升值1.2%。其中，9月份以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美元指数上升，同期人民币窄幅波动，稳定在6.46的水平。
王春英分析称，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呈现“双稳”特征，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的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这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其次，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等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涉外交易顺差扩大，带来了更加稳定的跨境资金流入。再次，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汇率预期比较平稳。
谈及此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王春英表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外汇局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
王春英说，外汇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对于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王春英回应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总体保持稳定。10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了6.4以内，这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正常表现。
王春英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美元指数回落是主要的触发因素，目前市场已经逐步消化美联储缩表消息，加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汇率暂时缺乏上涨动力。另一方面，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仍然较高，国庆假期之后集中收结汇现象比较明显。从10月20日以来的市场表现来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窄幅波动。
“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汇率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会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如何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保持增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加强。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来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较高，增速为80%，增幅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56个百分点，推动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达到22.1%。“这个数据显示企业的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在提升。”王春英说。
在外汇市场管理和发展方面，满足实体经济避险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王春英谈到，推动企业或市场主体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的支持力度，这三方面工作是比较有效的，未来会继续坚持。
此外，王春英还强调，从企业自身来看，一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立足主业，理性对待汇率涨跌，审慎安排资产、负债的币种和期限，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套保策略。
王春英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识别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日常运营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因素进行辨析与识别，充分认识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多少。
第二，面对风险敞口，要制定有效适用的套保策略。建议企业根据实际的风险敞口，同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来制定套保策略。遵循适用原则，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和套保需求相一致的远期、掉期或者期权等产品，可以选择静态对冲，也可以采取滚动对冲等灵活的方式。
第三，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企业应该保持财务状况的稳健和可持续。不应以套保盈亏“论英雄”，不能简单地用远期汇率和到期的即期汇率做比较来看套保究竟是盈还是亏、是赚还是赔。应该遵循的就是“期”（未来）和“现”（现在）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评价，把风险敞口的损益和衍生工具的损益加总之后去综合评价。
如何看待外资购债放缓？
根据外汇局统计，到今年9月末，外资持有境内债券规模6176亿美元，其中，上半年外资净增持规模为101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1%。“这个增长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实现的。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稳定恢复，外部流动性超宽松，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表现。”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三季度以来，外资买债比上半年的高位确实有所回落，但与2019年同期对比仍然增长7%。在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下，外资购买债券保持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
如何判断外资买债下一步趋势？王春英分析称，从中长期来看，外资对于稳步配置人民币债券应该还是有兴趣的。第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且外资占比较低，未来有比较大增长空间。第二，境内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人民币币值也是稳定的，我国债券市场有比较良好的投资价值。第三，人民币债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比较独立的资产收益表现，有助于投资者分散风险。第四，中国的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未来随着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稳步发展，各类债券产品不断丰富，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有望吸引更多被动型和主动型的配置资金流入。
此外，王春英还谈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影响全球投资策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还会不断加强监测跟踪，做好政策应对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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