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古风[超话]#
地形周方对度盘，三百六十归三元
天地甲子各应对，无罪自谓阴阳年
一、表示时间、季节。
《尚书·尧典》讲到四个节气。以昼夜变化依次为“日中，日永，霄中，日短”，这就是根据日影长度来命名的，即后来定名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简称“二分二至”——中国人由此确立了“时间”的概念。
比如，正午时的表影总是投向正北方向，这样既知道了“正午”的时间，也知道了“正北”方位。
我们可以得知，“子午”南北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而“卯酉”东升西落则会因为太阳一年从北到南回到北半球的过程而发生位置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会说“定者为经，动者为纬”了。
因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点，以十二时辰推知太阳方位。
经过长期观测，古人不仅了解到一天中表影在正午最短，而且得出一年内夏至日的正午，烈日高照，表影也最短；冬至日的正午，煦阳斜射，表影则最长。
于是，古人就以正午时的表影长度来确定节气和一年的长度。譬如，理论上，连续两次测得表影的最长值，这两次最长值相隔的天数，就是一年的时间长度。
二、方位。
《周礼》中的《地官•大司徒》篇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这就是利用圭表测影法来定方向，以求地中。
一天之中，日影最短时为正午，正午时日影投向的方向为正北，太阳处于正南；南北连线直角交叉线则指向正东与正西，以此定出了四面、八方——中国人由此明确了“空间”的概念。
《周髀算经》记载了这一内容：“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都是指表影方位的。冬至日出东南而没于西南，即日出辰位而入于申位；夏至日出东北而没于西北，即出寅位而没于戌位；只有春、秋分日出正东而没于正西，即出卯位而没于酉位。
太阳时辰与方位合二为一
因为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不同时刻日影的长度不同，日光投影的刻度不同，通过长期的观测记录，比较研究，就可以获得不同时空节令的相关数据。
古人利用土圭测量日影，将一年之中日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日长至”（冬至），昼短夜长；日影最短定为“日短至”（夏至），昼长夜短。春秋两季各有一天昼夜等长，定为春分秋分。如此一来，两分两至得以确定，而随着时代发展二十四节气这种反映太阳运行规律的主要用于指导农事的历法也就逐渐形成了。
中原大地幅员辽阔，古人相继发现：在南北不同地点，正午时间测出的日影并不一样长。
在反复测量中发现，在某一个地方的正午时分，放置圭表观看，标竿下“无日影”，这样就把放置标杆的地点视为“地中”，而这个时间点被命名为“天中”，以“地中”为坐标，可推演其他地点的“经纬度”。
立竿测影求出来的“地中”，即是“天中”，古人称之为“天轴”，亦是天极。
汉代王充在《论衡·谈天》中也指出：“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天极之南。”即“极”为天的正中心，现今中华大地所在的天下在天极之南。
即《开元占经》所说的：“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譬车之有轮，所以自行也。众星皆无常，惟北极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天倾，故极在中北。……天圆地方，极枢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
将日影刻度每日每年记下，据此可测定一昼夜十二时的起止点、推算出一日一百刻、一月三十天、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的起止点；进而确定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天，以及十二年一周天，三十年一世、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演变；由此衍生出天文、历算、农业安排、动植物生长四季变化的一系列知识来。
正是利用对日影的时间与方位的测量，当日出表影指向东西的时候，或者正午表影指向南北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同时获得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所以，辨方正位与时间计量源出一处“立杆测影”。
也就是说，由立竿测影活动同时获得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
通过测量“日影”，测出了“天”“地”的运行规律，找到了时空转换的法则。这是当时最精密的时空测算，且与农业生态息息相关。
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时空一体观”了，来自于真实的太阳日影观测！
西方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天文观测，这就是它们总是弄不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牛顿一开始能认为成“绝对时空观”，正是它们当时的天文理解水平，说明西方爆发的天文知识是来自于外界，而不是来自于它们本身的天文观测！
不管是西方的牛顿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还是笛卡尔物质空间时空观，都是不准确的错误的纸上想法，只要真正对太阳日影进行观测过，就不会得出西方那些错误时空观！
相信，就是今天大家了解了太阳日影的时间和方位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绝对时空观”，因为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真实的世界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绝对时空观”！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科技文化都是来自于真实天文的抽象规律总结，而西方的各种思想却总是来自于实验假设模拟。
西方的虚假模拟如今当成是“科学世界观”，中国古代的真实抽象却当成是“迷信思想”，哈哈！真是太可笑了！
地形周方对度盘，三百六十归三元
天地甲子各应对，无罪自谓阴阳年
一、表示时间、季节。
《尚书·尧典》讲到四个节气。以昼夜变化依次为“日中，日永，霄中，日短”，这就是根据日影长度来命名的，即后来定名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简称“二分二至”——中国人由此确立了“时间”的概念。
比如，正午时的表影总是投向正北方向，这样既知道了“正午”的时间，也知道了“正北”方位。
我们可以得知，“子午”南北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而“卯酉”东升西落则会因为太阳一年从北到南回到北半球的过程而发生位置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会说“定者为经，动者为纬”了。
因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点，以十二时辰推知太阳方位。
经过长期观测，古人不仅了解到一天中表影在正午最短，而且得出一年内夏至日的正午，烈日高照，表影也最短；冬至日的正午，煦阳斜射，表影则最长。
于是，古人就以正午时的表影长度来确定节气和一年的长度。譬如，理论上，连续两次测得表影的最长值，这两次最长值相隔的天数，就是一年的时间长度。
二、方位。
《周礼》中的《地官•大司徒》篇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这就是利用圭表测影法来定方向，以求地中。
一天之中，日影最短时为正午，正午时日影投向的方向为正北，太阳处于正南；南北连线直角交叉线则指向正东与正西，以此定出了四面、八方——中国人由此明确了“空间”的概念。
《周髀算经》记载了这一内容：“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都是指表影方位的。冬至日出东南而没于西南，即日出辰位而入于申位；夏至日出东北而没于西北，即出寅位而没于戌位；只有春、秋分日出正东而没于正西，即出卯位而没于酉位。
太阳时辰与方位合二为一
因为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不同时刻日影的长度不同，日光投影的刻度不同，通过长期的观测记录，比较研究，就可以获得不同时空节令的相关数据。
古人利用土圭测量日影，将一年之中日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日长至”（冬至），昼短夜长；日影最短定为“日短至”（夏至），昼长夜短。春秋两季各有一天昼夜等长，定为春分秋分。如此一来，两分两至得以确定，而随着时代发展二十四节气这种反映太阳运行规律的主要用于指导农事的历法也就逐渐形成了。
中原大地幅员辽阔，古人相继发现：在南北不同地点，正午时间测出的日影并不一样长。
在反复测量中发现，在某一个地方的正午时分，放置圭表观看，标竿下“无日影”，这样就把放置标杆的地点视为“地中”，而这个时间点被命名为“天中”，以“地中”为坐标，可推演其他地点的“经纬度”。
立竿测影求出来的“地中”，即是“天中”，古人称之为“天轴”，亦是天极。
汉代王充在《论衡·谈天》中也指出：“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天极之南。”即“极”为天的正中心，现今中华大地所在的天下在天极之南。
即《开元占经》所说的：“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譬车之有轮，所以自行也。众星皆无常，惟北极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天倾，故极在中北。……天圆地方，极枢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
将日影刻度每日每年记下，据此可测定一昼夜十二时的起止点、推算出一日一百刻、一月三十天、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的起止点；进而确定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天，以及十二年一周天，三十年一世、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演变；由此衍生出天文、历算、农业安排、动植物生长四季变化的一系列知识来。
正是利用对日影的时间与方位的测量，当日出表影指向东西的时候，或者正午表影指向南北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同时获得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所以，辨方正位与时间计量源出一处“立杆测影”。
也就是说，由立竿测影活动同时获得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
通过测量“日影”，测出了“天”“地”的运行规律，找到了时空转换的法则。这是当时最精密的时空测算，且与农业生态息息相关。
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时空一体观”了，来自于真实的太阳日影观测！
西方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天文观测，这就是它们总是弄不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牛顿一开始能认为成“绝对时空观”，正是它们当时的天文理解水平，说明西方爆发的天文知识是来自于外界，而不是来自于它们本身的天文观测！
不管是西方的牛顿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还是笛卡尔物质空间时空观，都是不准确的错误的纸上想法，只要真正对太阳日影进行观测过，就不会得出西方那些错误时空观！
相信，就是今天大家了解了太阳日影的时间和方位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绝对时空观”，因为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真实的世界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绝对时空观”！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科技文化都是来自于真实天文的抽象规律总结，而西方的各种思想却总是来自于实验假设模拟。
西方的虚假模拟如今当成是“科学世界观”，中国古代的真实抽象却当成是“迷信思想”，哈哈！真是太可笑了！
【青铜器上浮现的神秘微笑，让考古人员还原出一个未被史书记载的神秘古国】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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