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终于在2021年的第一天来到长沙，见到了当时“义无反顾”去广东的团子同学，还是那么团！
清晨的岳麓山冷到发抖，爬了两小时终于到了顶峰，排了一小时山顶的茶颜，人快冻没了，但嘬到第一口奶油真的幸福感爆棚！
下山的路真的走到腿软，经本人亲身体验，请冬季爬山的朋友们一定找双舒服的运动鞋，不要穿小皮鞋！还有穿好保暖裤！ https://t.cn/8kkzj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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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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