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228 土木堡的惨败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ｙ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ｌà）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ｋｕàｎｇｙ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ｃｈéｎｇ）王朱祁钰（音ｙ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ｙ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ｌà）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ｋｕàｎｇｙ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ｃｈéｎｇ）王朱祁钰（音ｙ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1973年春，合肥二钢厂欲在大兴集建石灰窑，这就意味着埋葬在这里已经达974年历史的包公墓要搬迁。
安徽省博物馆急忙组织了考古队对其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掘工作从最外围的1号小墓开始，谁知这座看似再平常不过连夯土都没有的土坑墓，居然挖出了一口金丝楠木棺，仅凭这点就可证明墓主人的身份是极其尊重的，但是他又是谁呢？为何要埋葬在包公墓葬群的外围呢？
据史料记载，包公病逝后其尸归葬于合肥大兴集，由于他生前惩办过太多的贪官污吏、泼皮流氓等，这些人无不对包公恨之入骨，所以为了预防这些人掘尸泄愤，包公家人做了21口棺材从7座城门同时出殡，形成了后来的包公墓葬群，所以后人很难知道哪个墓才是包公的真墓，所以这次发掘出了的金丝楠木棺会不会就是包公的疑冢之一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此墓中又出土了两块被人为破坏的墓志铭，经过专家们拼对完整后，墓志铭清晰可见的写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和“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等字样，这竟然是包公夫妇的墓志铭，这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料。按照常理，一个墓不应该是一块墓志铭吗？这两块被打碎的墓志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将金丝楠木棺打开一探究竟，却发现棺中并非普通的人骨骨架，而是凌乱的一堆骨头，甚至还有大量碎骨，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鉴于以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专家们经过论证，认定这座墓并不是墓主人的原葬墓，而是迁葬墓。因为按照古代墓葬制度，两块墓志铭对应的应该是两具棺材，而且应有比较完整的骨架，但棺中的现象表明有人将墓主人的碎骨头收集在一起迁葬在此的，这才符合常理。
那棺中的骨头是否就是包公夫妇的呢？考古专家们将其中的34块遗骨送往北京检验，经检测骨头均是男性，年龄均在40岁以上，结合墓志铭，专家们暂且认定此遗骨就是包公之骨。
但是，谁将墓志铭打坏的呢？又是谁将包公夫妇匆匆埋葬在此？如果这个古墓是包公墓的话，有高大封土的包公墓中又埋葬着什么样的陈年往事呢？
为了破解这些谜题，考古专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更找到包氏后人从他们手中保存的《包氏宗谱》寻找线索。但是据宗谱的记载，包公墓仍是有封土的主坟，并没有提到迁葬之事。
随着对包公墓葬所的发掘，主坟6号墓终于被打开，可这具墓已经被盗掘多次，里面除了找到董氏墓志铭残缺的那部分，并没有其他线索。
正在此时，一位每天都来发掘现场的名叫夏广宏的老人对考古队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自称家族世代都是包公墓的守墓人，真的包公墓并不在墓葬群中，而是在主墓后面那块油菜地里……
虽然考古队对这种守墓人之说不太相信，但为了保险期间，还是用探铲对油菜地进行了探试，发现下面不仅有古墓，而且是用石头建造的古墓，其规模也远胜6号大墓。
考古队随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但墓室被打开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惊呆了：此墓让人用“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了破坏，墓底连铺地的地砖都不剩一块，由此看出，这不仅仅是一次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发泄。
经过考古队的耐心清理，最终还是从此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是一个木俑，按照历年发现的宋墓来看，只有宋朝二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使用；另外就是摆放墓志铭的砖台，与1号墓拼凑成的墓志铭大小正好吻合，由此断定，这个的确是包公的原墓葬。
专家们结合资料推断：包公墓先是遭到恶意的破坏，包公的后人只好将其尸骨收敛，下葬到偏离主墓区的小土坑墓，这才使得包公尸骨再没受到打扰得以保留下来。
发掘工作终于完成，包公墓的真相被揭开，考古队将包公的遗骨交给了包氏后人，让他们运回大包村妥善埋葬。
1973年8月，包公及其家人的遗骨分别装敛在11口棺材运回大包村。但在那个年代，这是“搞封建宗教活动”，有违政治倾向，当地革委会以此拒绝为包公遗骨下葬。无奈之下，包公一家遗骨又被送回包公34代孙包遵元家中的一个小披厦中作暂时保存。
12月23日，包遵元与大包村的包先正商量：老祖宗的遗骨总不能放在披厦中，应找个时间偷偷运回去入土为安，可11口棺材过于显眼，不如将包公以外的其他遗骨合并在一口棺材中伪装下葬，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了。
于是，包公遗骨就这样被悄悄下葬在大包村中。
1986年，新的包公墓在包公祠旁边建成，文管部门欲将包公遗骨从大包村迁回合肥市，但意外再次发生了。打开埋葬包公及其家人遗骨的棺材，只见里面有11个陶罐，里面却空空如也，没有遗骨。
包公遗骨到底去哪了？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包先正怕村中人搞破坏将遗骨埋葬在隐秘之处，也许是有人觉得包公埋进村里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而将其挖出扔掉了……但包先正已经过世好几年，谁也说不清包公遗骨到底去了哪里。
好在当年送入北京检测的34块包公遗骨还在文物部门手中，如今却成了包公仅存的遗骨，最终被埋入新建的包公墓。
可怜呐，包公清明一世，尸骨再三流离，最后只落得34块遗骨供人祭拜，凡人尚有三尺之地葬身，而这千古无双的清官，竟保不的全尸，这是不是讽刺之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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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馆急忙组织了考古队对其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掘工作从最外围的1号小墓开始，谁知这座看似再平常不过连夯土都没有的土坑墓，居然挖出了一口金丝楠木棺，仅凭这点就可证明墓主人的身份是极其尊重的，但是他又是谁呢？为何要埋葬在包公墓葬群的外围呢？
据史料记载，包公病逝后其尸归葬于合肥大兴集，由于他生前惩办过太多的贪官污吏、泼皮流氓等，这些人无不对包公恨之入骨，所以为了预防这些人掘尸泄愤，包公家人做了21口棺材从7座城门同时出殡，形成了后来的包公墓葬群，所以后人很难知道哪个墓才是包公的真墓，所以这次发掘出了的金丝楠木棺会不会就是包公的疑冢之一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此墓中又出土了两块被人为破坏的墓志铭，经过专家们拼对完整后，墓志铭清晰可见的写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和“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等字样，这竟然是包公夫妇的墓志铭，这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料。按照常理，一个墓不应该是一块墓志铭吗？这两块被打碎的墓志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将金丝楠木棺打开一探究竟，却发现棺中并非普通的人骨骨架，而是凌乱的一堆骨头，甚至还有大量碎骨，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鉴于以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专家们经过论证，认定这座墓并不是墓主人的原葬墓，而是迁葬墓。因为按照古代墓葬制度，两块墓志铭对应的应该是两具棺材，而且应有比较完整的骨架，但棺中的现象表明有人将墓主人的碎骨头收集在一起迁葬在此的，这才符合常理。
那棺中的骨头是否就是包公夫妇的呢？考古专家们将其中的34块遗骨送往北京检验，经检测骨头均是男性，年龄均在40岁以上，结合墓志铭，专家们暂且认定此遗骨就是包公之骨。
但是，谁将墓志铭打坏的呢？又是谁将包公夫妇匆匆埋葬在此？如果这个古墓是包公墓的话，有高大封土的包公墓中又埋葬着什么样的陈年往事呢？
为了破解这些谜题，考古专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更找到包氏后人从他们手中保存的《包氏宗谱》寻找线索。但是据宗谱的记载，包公墓仍是有封土的主坟，并没有提到迁葬之事。
随着对包公墓葬所的发掘，主坟6号墓终于被打开，可这具墓已经被盗掘多次，里面除了找到董氏墓志铭残缺的那部分，并没有其他线索。
正在此时，一位每天都来发掘现场的名叫夏广宏的老人对考古队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自称家族世代都是包公墓的守墓人，真的包公墓并不在墓葬群中，而是在主墓后面那块油菜地里……
虽然考古队对这种守墓人之说不太相信，但为了保险期间，还是用探铲对油菜地进行了探试，发现下面不仅有古墓，而且是用石头建造的古墓，其规模也远胜6号大墓。
考古队随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但墓室被打开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惊呆了：此墓让人用“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了破坏，墓底连铺地的地砖都不剩一块，由此看出，这不仅仅是一次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发泄。
经过考古队的耐心清理，最终还是从此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是一个木俑，按照历年发现的宋墓来看，只有宋朝二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使用；另外就是摆放墓志铭的砖台，与1号墓拼凑成的墓志铭大小正好吻合，由此断定，这个的确是包公的原墓葬。
专家们结合资料推断：包公墓先是遭到恶意的破坏，包公的后人只好将其尸骨收敛，下葬到偏离主墓区的小土坑墓，这才使得包公尸骨再没受到打扰得以保留下来。
发掘工作终于完成，包公墓的真相被揭开，考古队将包公的遗骨交给了包氏后人，让他们运回大包村妥善埋葬。
1973年8月，包公及其家人的遗骨分别装敛在11口棺材运回大包村。但在那个年代，这是“搞封建宗教活动”，有违政治倾向，当地革委会以此拒绝为包公遗骨下葬。无奈之下，包公一家遗骨又被送回包公34代孙包遵元家中的一个小披厦中作暂时保存。
12月23日，包遵元与大包村的包先正商量：老祖宗的遗骨总不能放在披厦中，应找个时间偷偷运回去入土为安，可11口棺材过于显眼，不如将包公以外的其他遗骨合并在一口棺材中伪装下葬，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了。
于是，包公遗骨就这样被悄悄下葬在大包村中。
1986年，新的包公墓在包公祠旁边建成，文管部门欲将包公遗骨从大包村迁回合肥市，但意外再次发生了。打开埋葬包公及其家人遗骨的棺材，只见里面有11个陶罐，里面却空空如也，没有遗骨。
包公遗骨到底去哪了？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包先正怕村中人搞破坏将遗骨埋葬在隐秘之处，也许是有人觉得包公埋进村里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而将其挖出扔掉了……但包先正已经过世好几年，谁也说不清包公遗骨到底去了哪里。
好在当年送入北京检测的34块包公遗骨还在文物部门手中，如今却成了包公仅存的遗骨，最终被埋入新建的包公墓。
可怜呐，包公清明一世，尸骨再三流离，最后只落得34块遗骨供人祭拜，凡人尚有三尺之地葬身，而这千古无双的清官，竟保不的全尸，这是不是讽刺之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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