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发布#2020互联网十大法律风险事件#，直播电商、个人信息保护等入列】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E法论坛联合发布《2020互联网十大法律风险事件》，直播电商“翻车”、科技企业出海遇阻、虚假刷量、蛋壳公寓暴雷、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反垄断监管等被列入。
从入选的互联网十大法律风险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直播电商、短视频、互联网金融等平台，也包含反垄断监管等新动态。此外，十大互联网法律风险事件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和科技伦理等话题，例如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个人隐私、虚假刷量群控灰产屡禁不止、公众频频质疑算法负面效应等。
报告指出，网络平台理应增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透明度，缓解个体对隐私的焦虑，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监管层面存在标准不统一、多头监管等现象。
详见：https://t.cn/A654HBC6
从入选的互联网十大法律风险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直播电商、短视频、互联网金融等平台，也包含反垄断监管等新动态。此外，十大互联网法律风险事件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和科技伦理等话题，例如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个人隐私、虚假刷量群控灰产屡禁不止、公众频频质疑算法负面效应等。
报告指出，网络平台理应增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透明度，缓解个体对隐私的焦虑，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监管层面存在标准不统一、多头监管等现象。
详见：https://t.cn/A654HBC6
【多彩的金鱼从黑乎乎的鲫鱼演化而来？这很科学[并不简单]】
相比于其他鱼类而言，金鱼形态奇特、色彩缤纷，金鱼的水泡眼、头上肉瘤等怪异特征反而是其价值所在，吸引着从古至今的人们赏玩。是什么造就了这些独特的性状？金鱼又是从何而来？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粹”金鱼的进化起源和驯化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从基因组学角度切入，揭秘金鱼起源、演化和驯化的前世今生，并成功“定位”控制金鱼奇特性状的关键基因。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具有较大的产业价值和科学意义。
用基因组“地图”找寻“祖先”
金鱼由鲫鱼演化而来，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我国金鱼研究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桢在1954年给出了理由：任何一种金鱼都可以与野生鲫鱼杂交，并且杂交的后代有正常繁衍能；而且草金鱼与鲫鱼的差别很小，胚胎和幼稚时期的单尾草金鱼和鲫鱼在形体上完全相同。日本生物学家用金鱼和鲫鱼的血清做沉淀反应试验也印证了金鱼与鲫鱼属于同种。
“这一次，我们则是在基因组学的尺度上证明了金鱼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来，更具‘说服力’。”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教授张积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们使用PacBio单分子测序、染色质三维构象捕获（Hi-C），结合光学图谱BioNano基因组研究技术，构建了高质量基因组图谱，基因组完整性达94.7%。
此外，他们对16条野生鲫鱼个体和185个具有代表性的金鱼品种进行了重测序，发现金鱼与鲫鱼的亲缘关系非常近，进一步证实金鱼起源于鲫鱼的观点。
追溯到了鲫鱼并非终点，再往前，金鱼真正的“祖先”到底是什么呢？
已知的是，金鱼有100条染色体，有2套亚基因组，属于鲤亚科鱼类，其演化之路也极具独特性。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团队把目标瞄准了鲃亚科。他们对条纹小鲃、大鳞高须鱼、长臀鲃、黑鳍袋唇鱼、施氏魮和裂峡鲃这6个代表性二倍体鲃亚科物种进行重测序，通过与金鱼的基因组进行比对有了重要发现。
“金鱼的‘祖先’之一很可能是1000多万年前染色体数目为50的鲃鱼，它们与其他多倍体鱼类种间杂交演化出了后来的金鱼。而另一半‘祖先’还未能觅得踪迹，我们猜测在进化过程中，或许这一半‘祖先’已经灭绝。”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由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闽江学院唐唯其博士说，此次构建的金鱼基因组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不仅为异源多倍体脊椎动物的基因组演化提供新见解，还可以促进整个金鱼行业的发展。“原来没有基因组时，大家‘摸着黑’走路，现在有了基因组这张‘地图’，很多研究工作都可以相继开展。”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家驯化助力遗传育种
历史上，人类驯养了大量的动物，有些是为了食物，有些是为了陪伴，而金鱼则是作为一种“装饰物”供人观赏。
“金鱼是人类改变自然物种的典型物种，越是‘奇形怪状’就越‘吃香’，比如没有背鳍、头上长肉瘤、眼睛有水泡、尾巴是三尾四尾等，这些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该过程被称为家驯化。人工选择让金鱼在人类驯养历程里积累了大量不一样的‘变异’。”张积森说。
“古人在自然界发现了红色的鲫鱼，红在中国代表大吉，因而深受喜爱。许多寺庙里也开始养这种红色的鱼，民间的喜好与宗教结合了起来。随后在反复繁殖驯化过程中又出现了金色的鱼，在宫廷和贵族中盛行养殖，金鱼逐渐融入到了文化中。”唐唯其介绍。
在我国史料上早有关于金鱼的很多记载，最早始于晋朝，随后在唐宋、明朝中后期、清朝都出现大量与金鱼相关的文献、绘画、陶瓷、诗词等。而红色的基因是最早金鱼被驯化或者半驯化的一个标志。
随着文化与交流的发展，金鱼于1502年传到日本，17世纪起进入欧洲，再到美国，然后传遍全世界。经过中国、日本、欧洲等数代人的家驯化，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250多种金鱼品种。
“在这个过程中，金鱼的演化有了清晰的路线图，经历了野生鲫鱼到草金鱼，接着发展到文种金鱼，再产生蛋种金鱼的家驯化历史。”张积森介绍，这其中，有无背鳍是区分文种金鱼和蛋种金鱼的重要特征。
研究人员通过文种和蛋种杂交后代F1背鳍性状分离比，暗示了背鳍特征受多个基因位点控制，并具有母体遗传效应。研究进一步发现了378个与背鳍表型具有相关性的基因。这些基因的发现为分子定向育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般的鱼若没有背鳍会失去平衡感，但金鱼却不受影响。实际上，很多不适用于其他鱼类的“变异”表型在金鱼身上反而凸显出来。
生物进化改变是为了能在自然界更好地伪装自己求得生存，而金鱼恰好相反。“其大部分‘变异’并不利于生存，比如鲜艳的体色更容易受到其他生物的攻击；而胖嘟嘟的体形使它游不快，观赏起来觉得憨态可掬，却在自然界中不利于逃跑。”张积森说。
也正是因为金鱼有如此多的“变异”特性，有这么多的品种，金鱼不仅成为人们赏玩的“宝贝”，也成为科学界的“香饽饽”。许多科学家都把金鱼作为研究遗传进化的模型，可以寻得许多遗传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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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定向的选择，使得这些受人喜爱的突变性状被固定下来，我们通过基因组学手段把这些遗传位点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突变基因数据库。”张积森表示，希望将来可以把决定这些表型特征的基因应用到金鱼的遗传育种上，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表型性状一大“爆点”
在金鱼丰富的变异性状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爆点”，即金鱼的透明鳞性状，这是一个在中国遗传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孟德尔性状。
早在1928年，陈桢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曾提到过，金鱼透明鳞性状与某个色素相关的基因有关系。但这个基因是什么、在什么位置，却一直没能找到答案。
时隔92年，团队科研人员首次在金鱼基因组中定位到了这个与色素相关的基因。“普通鱼鳞会反光，但是金鱼的鳞片透明，鱼的内脏都可以看到，这种性状与真皮层中色素细胞的‘消失’有关。”唐唯其说。
色素细胞在人类黑色素瘤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陈由强看来，研究金鱼里的色素相关基因，可以为人类黑色素瘤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线索，科学意义重大。
在团队成员看来，他们的研究工作还不是那么“完美”。
“目前只是有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要解决的科学问题还有很多。接下来，可以对这些‘变异’性状的基因做功能性研究——比如头瘤是怎么出现的，从而找到内部遗传因素。”陈由强认为，金鱼很多表型实际是一种“变态”“畸形”，在金鱼里这些是“闪光点”，但这些表型的缺陷落到人类身上就是坏事，若能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以对人类生物医学上类似的突变现象产生提示作用。
“我们可以取更多金鱼材料做研究，一个一个性状探索下去，肯定还能解锁很多新的秘密。”唐唯其说。
“世界金鱼看中国”，近年来，我国金鱼养殖业发展迅速，其中福州尤为典型。陈由强表示，将来通过分子育种技术有望提高育种质量、缩短育种周期，大力促进我国金鱼产业“腾飞”。
相关论文信息：https://t.cn/A6GO1tV2
https://t.cn/A6GO1tVA
相比于其他鱼类而言，金鱼形态奇特、色彩缤纷，金鱼的水泡眼、头上肉瘤等怪异特征反而是其价值所在，吸引着从古至今的人们赏玩。是什么造就了这些独特的性状？金鱼又是从何而来？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粹”金鱼的进化起源和驯化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从基因组学角度切入，揭秘金鱼起源、演化和驯化的前世今生，并成功“定位”控制金鱼奇特性状的关键基因。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具有较大的产业价值和科学意义。
用基因组“地图”找寻“祖先”
金鱼由鲫鱼演化而来，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我国金鱼研究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桢在1954年给出了理由：任何一种金鱼都可以与野生鲫鱼杂交，并且杂交的后代有正常繁衍能；而且草金鱼与鲫鱼的差别很小，胚胎和幼稚时期的单尾草金鱼和鲫鱼在形体上完全相同。日本生物学家用金鱼和鲫鱼的血清做沉淀反应试验也印证了金鱼与鲫鱼属于同种。
“这一次，我们则是在基因组学的尺度上证明了金鱼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来，更具‘说服力’。”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教授张积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们使用PacBio单分子测序、染色质三维构象捕获（Hi-C），结合光学图谱BioNano基因组研究技术，构建了高质量基因组图谱，基因组完整性达94.7%。
此外，他们对16条野生鲫鱼个体和185个具有代表性的金鱼品种进行了重测序，发现金鱼与鲫鱼的亲缘关系非常近，进一步证实金鱼起源于鲫鱼的观点。
追溯到了鲫鱼并非终点，再往前，金鱼真正的“祖先”到底是什么呢？
已知的是，金鱼有100条染色体，有2套亚基因组，属于鲤亚科鱼类，其演化之路也极具独特性。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团队把目标瞄准了鲃亚科。他们对条纹小鲃、大鳞高须鱼、长臀鲃、黑鳍袋唇鱼、施氏魮和裂峡鲃这6个代表性二倍体鲃亚科物种进行重测序，通过与金鱼的基因组进行比对有了重要发现。
“金鱼的‘祖先’之一很可能是1000多万年前染色体数目为50的鲃鱼，它们与其他多倍体鱼类种间杂交演化出了后来的金鱼。而另一半‘祖先’还未能觅得踪迹，我们猜测在进化过程中，或许这一半‘祖先’已经灭绝。”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由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闽江学院唐唯其博士说，此次构建的金鱼基因组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不仅为异源多倍体脊椎动物的基因组演化提供新见解，还可以促进整个金鱼行业的发展。“原来没有基因组时，大家‘摸着黑’走路，现在有了基因组这张‘地图’，很多研究工作都可以相继开展。”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家驯化助力遗传育种
历史上，人类驯养了大量的动物，有些是为了食物，有些是为了陪伴，而金鱼则是作为一种“装饰物”供人观赏。
“金鱼是人类改变自然物种的典型物种，越是‘奇形怪状’就越‘吃香’，比如没有背鳍、头上长肉瘤、眼睛有水泡、尾巴是三尾四尾等，这些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该过程被称为家驯化。人工选择让金鱼在人类驯养历程里积累了大量不一样的‘变异’。”张积森说。
“古人在自然界发现了红色的鲫鱼，红在中国代表大吉，因而深受喜爱。许多寺庙里也开始养这种红色的鱼，民间的喜好与宗教结合了起来。随后在反复繁殖驯化过程中又出现了金色的鱼，在宫廷和贵族中盛行养殖，金鱼逐渐融入到了文化中。”唐唯其介绍。
在我国史料上早有关于金鱼的很多记载，最早始于晋朝，随后在唐宋、明朝中后期、清朝都出现大量与金鱼相关的文献、绘画、陶瓷、诗词等。而红色的基因是最早金鱼被驯化或者半驯化的一个标志。
随着文化与交流的发展，金鱼于1502年传到日本，17世纪起进入欧洲，再到美国，然后传遍全世界。经过中国、日本、欧洲等数代人的家驯化，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250多种金鱼品种。
“在这个过程中，金鱼的演化有了清晰的路线图，经历了野生鲫鱼到草金鱼，接着发展到文种金鱼，再产生蛋种金鱼的家驯化历史。”张积森介绍，这其中，有无背鳍是区分文种金鱼和蛋种金鱼的重要特征。
研究人员通过文种和蛋种杂交后代F1背鳍性状分离比，暗示了背鳍特征受多个基因位点控制，并具有母体遗传效应。研究进一步发现了378个与背鳍表型具有相关性的基因。这些基因的发现为分子定向育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般的鱼若没有背鳍会失去平衡感，但金鱼却不受影响。实际上，很多不适用于其他鱼类的“变异”表型在金鱼身上反而凸显出来。
生物进化改变是为了能在自然界更好地伪装自己求得生存，而金鱼恰好相反。“其大部分‘变异’并不利于生存，比如鲜艳的体色更容易受到其他生物的攻击；而胖嘟嘟的体形使它游不快，观赏起来觉得憨态可掬，却在自然界中不利于逃跑。”张积森说。
也正是因为金鱼有如此多的“变异”特性，有这么多的品种，金鱼不仅成为人们赏玩的“宝贝”，也成为科学界的“香饽饽”。许多科学家都把金鱼作为研究遗传进化的模型，可以寻得许多遗传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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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定向的选择，使得这些受人喜爱的突变性状被固定下来，我们通过基因组学手段把这些遗传位点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突变基因数据库。”张积森表示，希望将来可以把决定这些表型特征的基因应用到金鱼的遗传育种上，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表型性状一大“爆点”
在金鱼丰富的变异性状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爆点”，即金鱼的透明鳞性状，这是一个在中国遗传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孟德尔性状。
早在1928年，陈桢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曾提到过，金鱼透明鳞性状与某个色素相关的基因有关系。但这个基因是什么、在什么位置，却一直没能找到答案。
时隔92年，团队科研人员首次在金鱼基因组中定位到了这个与色素相关的基因。“普通鱼鳞会反光，但是金鱼的鳞片透明，鱼的内脏都可以看到，这种性状与真皮层中色素细胞的‘消失’有关。”唐唯其说。
色素细胞在人类黑色素瘤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陈由强看来，研究金鱼里的色素相关基因，可以为人类黑色素瘤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线索，科学意义重大。
在团队成员看来，他们的研究工作还不是那么“完美”。
“目前只是有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要解决的科学问题还有很多。接下来，可以对这些‘变异’性状的基因做功能性研究——比如头瘤是怎么出现的，从而找到内部遗传因素。”陈由强认为，金鱼很多表型实际是一种“变态”“畸形”，在金鱼里这些是“闪光点”，但这些表型的缺陷落到人类身上就是坏事，若能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以对人类生物医学上类似的突变现象产生提示作用。
“我们可以取更多金鱼材料做研究，一个一个性状探索下去，肯定还能解锁很多新的秘密。”唐唯其说。
“世界金鱼看中国”，近年来，我国金鱼养殖业发展迅速，其中福州尤为典型。陈由强表示，将来通过分子育种技术有望提高育种质量、缩短育种周期，大力促进我国金鱼产业“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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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今年处置7000余款违法违规App】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问题：App会不会监听？可否从安全角度分析一下聊一个天马上就推送类似的东西这种情况？
阚志刚：监听不但包括对用户操作动作的监听，例如今天用了什么手机，什么时间用的，还包括对用户所看的浏览内容的监听，例如今天看了什么新闻、广告；而对说话或者通信、语音的监听则是非常之可怕，这被称作间谍软件。正当的企业对客户画像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画像的结果进行很强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四家企业分别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都要有义务跟责任把画像的数据保存好，而不是说四家企业一商量把画像进行汇总，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画像的叠加，最终在用户身上的标签就有可能有两千多个，甚至把用户身上的一些特点“画出来”，这非常之可怕。
问题：既然给用户画像、贴标签不可避免，能不能给用户一个权力去控制这个标签的颗粒度，甚至删除某些标签呢？你觉得怎样是合适的？
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问题：App会不会监听？可否从安全角度分析一下聊一个天马上就推送类似的东西这种情况？
阚志刚：监听不但包括对用户操作动作的监听，例如今天用了什么手机，什么时间用的，还包括对用户所看的浏览内容的监听，例如今天看了什么新闻、广告；而对说话或者通信、语音的监听则是非常之可怕，这被称作间谍软件。正当的企业对客户画像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画像的结果进行很强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四家企业分别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都要有义务跟责任把画像的数据保存好，而不是说四家企业一商量把画像进行汇总，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画像的叠加，最终在用户身上的标签就有可能有两千多个，甚至把用户身上的一些特点“画出来”，这非常之可怕。
问题：既然给用户画像、贴标签不可避免，能不能给用户一个权力去控制这个标签的颗粒度，甚至删除某些标签呢？你觉得怎样是合适的？
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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