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COP15#聚焦cop15# COP15尚未启幕 196个缔约方“信使”已“飞抵”昆明
世上总有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冥冥中却有着很深的缘分。就像《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6个缔约方和“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中“世界最全鸟类邮票”展览之间，因为对鸟类保护共同的关注，被联系到了一起。
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历史中，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挑战。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划时代报告，向世界呼吁“一个健康的、绿色的经济发展新纪元”。
于是，1992年，在距离北京17000多公里，与北京相隔11个时区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各参会国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的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于当代和后世子孙。
2006年5月14日，著名探险家金飞豹在世界屋脊向珠峰峰顶发起最后突击的关键时候，他发现在这个人类需要靠氧气瓶、羽绒服才能维持生命的极端环境里，乌鸦竟然还能在这里振翅飞翔。自此，他对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鸟类也成了金飞豹探险路上永不缺席的伙伴。
一旦心有所属，便会责无旁骛、不计回报地投入。从2008年开始，出于对鸟类的喜爱，金飞豹在开展探险活动之余开始着眼全球，以鸟类专题收集邮票，不少邮品是他从国外跳蚤市场顶着炎炎烈日、慧眼识珠淘来的，有的则是付出不小代价、历尽周折从收藏家手上得来，从这小小的方寸之间，金飞豹领略到了世界异鸟珍禽的风采，为濒危鸟类的生存状况牵肠挂肚，更为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灭绝的鸟类扼腕痛惜。
直至2018年，金飞豹潜心收集的14558枚鸟类邮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全鸟类邮票”认证。获得殊荣后，仍然没能停下金飞豹继续扩充鸟类邮票收集的脚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昆明召开之际，当金飞豹重新梳理这套已经扩充至16500枚的邮票时，意外地发现，在其所涉及的全球315个国家、地区及海外属地中，尽然毫无遗漏的包含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所有196个缔约方（其中欧盟未发行过邮票）所发行的鸟类邮票！
在“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上，各个缔约方通过邮票这种世界通行的文化IP和图形语言，不约而同地向大众讲述了一个关于鸟类的故事，这实在是一种冥冥之中、心有灵犀的约定。
鸟类是人类眼中一道“飞翔的风景”
邮票的方寸之间，是最能展现各国文化艺术水平的“迷你舞台”。此次展出的邮票，不单饱含着各国人民对鸟类喜爱的深情，更充分展现了各缔约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风范。本套邮品中最古老的邮票要数西澳大利亚于1861年发行的黑天鹅邮票。西澳大利亚是黑天鹅的故乡，其首府珀斯有“天鹅城”的别名，我们不难想象，当100多年前的匠人，用自己的一双巧手塑造这栩栩如生的黑天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引以为傲。
展品中的奥杜邦纪念邮票，出自美国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之手。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是美国著名的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奥杜邦从小时候开始就对大自然和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徜徉在无拘无束的田野和森林里。奥杜邦一生留下了无数的画作，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他先后出版了《美洲鸟类》和《美洲的四足动物》两本画谱。其中的《美洲鸟类》曾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在中国，也同样有被誉为“最美设计”的鸟类邮票——中国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这样评价邮票设计者曾孝濂：“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曾孝濂老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云南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的插图有2000余幅。曾孝濂毕生精力都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寻求结合点，用绘画形式讴歌大自然、宣传呼吁保护鸟类、保护珍稀植物、保护地球环境。
在曾孝濂四十多年的科研和艺术生涯中，他应约为国家邮电部设计了多套邮票：1991年6月25日 T162《杜鹃花》、1992年3月10日 1992-3《杉树》、1996年5月2日 1996-7《苏铁》、1997年5月9日 1997-7《珍禽》、2000年12月12日 2000-24《君子兰》、2003年3月5日 2003-4《百合花》、2004年9月19日 2004-18《绿绒蒿》、2006年3月12日 2006-5《孑遗植物》、2008年2月28日 2008-4《中国鸟》。
《中国鸟》邮票获得了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得该项奖项，填补了国际大奖的一项空白，意义深远。面对2008年国家邮政局给到的《中国鸟》设计命题，曾孝濂经过再三考证和思考，最终决定用小版张的形式把不同地域的几种鸟浓缩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互相穿插、各得其所，营造一个非客观真实但又貌似自然和谐的环境，以增强邮票的感染力。在这个设计思路下，我们才在这张邮票上看到了真实生存环境与虚拟环境的结合；看到了以“家庭”形式出现的鸟类群相；看到了各种鸟各行其是、自然生动的不同姿态。
共同保护即将消失的美好
邮票对于21世纪的新一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品类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子邮件也早已代替了传统邮件在人类通讯中的作用和地位。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更需要“嗖”一声抵达的信息，传统的“鸿雁传书”或许会在人类通讯史上彻底成为历史。邮票也不再承载其“已付费待传递”的功能，我们也只能通过收藏爱好者的分享，才能领略到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
同样可能面临消失的，还有邮票中的动物们。此次展品中，很多邮票内容包含多种已经灭绝的鸟类（如：渡渡鸟、古巴红鹦鹉、旅鸽、恐鸟、大海雀等）以及濒危物种（如：圣卢西亚鹦哥，百慕大圆尾鹱，纯色鸽，圣文森特鹦哥，波多黎各鹦哥等）。
曾经，他们也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也许因为物种进化的自然淘汰，也许因为环境破坏或人为因素的干预，它们有些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只存有很少的数量，面临严峻的生存环境。当人们只能在这小小的方寸间才能领略这些物种美丽独特的身姿时，那种对心灵深处的撞击，才是唤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药引子”。
金飞豹总是擅长用深受人们喜爱的事物，讲述背后感人的故事，将那些应该被人们看到的情感和精神传递出去。此次“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通过用邮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展示生物多样性，就是希望唤起人们对鸟类的关注，自发的去保护鸟类。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缔约方共同的意愿
邮票自古就与信息传递相关，非常巧合的是，这套“世界最全鸟类邮票”中囊括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全部196个缔约方（其中欧盟未发行过邮票）发行过的鸟类邮票！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实际却是一场共同关注的“心灵碰撞”。
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生命迹象的地方，都有鸟类的身影，鸟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选择地区的环境状况。这场始于对鸟类关注和喜爱的邮票收藏，最终向人们传递了196个缔约方不约而同都在关注“环境风向标”——鸟类的信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方，早就从鸟类这一与人类生存联系最紧密的生物，注意到了保护鸟类、保护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
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展览，卸下了一切功利的门槛，充分展示了中国云南作为COP15大会东道主，早已敞开怀抱，热烈欢迎前来参会的社会各界及各缔约方。而这些邮票可以算是缔约方提前派来的“信使”，代表196个缔约方，为大会的隆重举行“打CALL”。我们不难想象，当COP15大会到来之际，各国代表能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云南，看到这份来自各自家乡的邮品时的骄傲与喜悦，这将是我们献给196个缔约方来宾最好的礼物。（张文娟）
世上总有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冥冥中却有着很深的缘分。就像《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6个缔约方和“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中“世界最全鸟类邮票”展览之间，因为对鸟类保护共同的关注，被联系到了一起。
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历史中，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挑战。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划时代报告，向世界呼吁“一个健康的、绿色的经济发展新纪元”。
于是，1992年，在距离北京17000多公里，与北京相隔11个时区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各参会国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的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于当代和后世子孙。
2006年5月14日，著名探险家金飞豹在世界屋脊向珠峰峰顶发起最后突击的关键时候，他发现在这个人类需要靠氧气瓶、羽绒服才能维持生命的极端环境里，乌鸦竟然还能在这里振翅飞翔。自此，他对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鸟类也成了金飞豹探险路上永不缺席的伙伴。
一旦心有所属，便会责无旁骛、不计回报地投入。从2008年开始，出于对鸟类的喜爱，金飞豹在开展探险活动之余开始着眼全球，以鸟类专题收集邮票，不少邮品是他从国外跳蚤市场顶着炎炎烈日、慧眼识珠淘来的，有的则是付出不小代价、历尽周折从收藏家手上得来，从这小小的方寸之间，金飞豹领略到了世界异鸟珍禽的风采，为濒危鸟类的生存状况牵肠挂肚，更为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灭绝的鸟类扼腕痛惜。
直至2018年，金飞豹潜心收集的14558枚鸟类邮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全鸟类邮票”认证。获得殊荣后，仍然没能停下金飞豹继续扩充鸟类邮票收集的脚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昆明召开之际，当金飞豹重新梳理这套已经扩充至16500枚的邮票时，意外地发现，在其所涉及的全球315个国家、地区及海外属地中，尽然毫无遗漏的包含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所有196个缔约方（其中欧盟未发行过邮票）所发行的鸟类邮票！
在“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上，各个缔约方通过邮票这种世界通行的文化IP和图形语言，不约而同地向大众讲述了一个关于鸟类的故事，这实在是一种冥冥之中、心有灵犀的约定。
鸟类是人类眼中一道“飞翔的风景”
邮票的方寸之间，是最能展现各国文化艺术水平的“迷你舞台”。此次展出的邮票，不单饱含着各国人民对鸟类喜爱的深情，更充分展现了各缔约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风范。本套邮品中最古老的邮票要数西澳大利亚于1861年发行的黑天鹅邮票。西澳大利亚是黑天鹅的故乡，其首府珀斯有“天鹅城”的别名，我们不难想象，当100多年前的匠人，用自己的一双巧手塑造这栩栩如生的黑天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引以为傲。
展品中的奥杜邦纪念邮票，出自美国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之手。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是美国著名的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奥杜邦从小时候开始就对大自然和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徜徉在无拘无束的田野和森林里。奥杜邦一生留下了无数的画作，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他先后出版了《美洲鸟类》和《美洲的四足动物》两本画谱。其中的《美洲鸟类》曾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在中国，也同样有被誉为“最美设计”的鸟类邮票——中国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这样评价邮票设计者曾孝濂：“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曾孝濂老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云南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的插图有2000余幅。曾孝濂毕生精力都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寻求结合点，用绘画形式讴歌大自然、宣传呼吁保护鸟类、保护珍稀植物、保护地球环境。
在曾孝濂四十多年的科研和艺术生涯中，他应约为国家邮电部设计了多套邮票：1991年6月25日 T162《杜鹃花》、1992年3月10日 1992-3《杉树》、1996年5月2日 1996-7《苏铁》、1997年5月9日 1997-7《珍禽》、2000年12月12日 2000-24《君子兰》、2003年3月5日 2003-4《百合花》、2004年9月19日 2004-18《绿绒蒿》、2006年3月12日 2006-5《孑遗植物》、2008年2月28日 2008-4《中国鸟》。
《中国鸟》邮票获得了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得该项奖项，填补了国际大奖的一项空白，意义深远。面对2008年国家邮政局给到的《中国鸟》设计命题，曾孝濂经过再三考证和思考，最终决定用小版张的形式把不同地域的几种鸟浓缩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互相穿插、各得其所，营造一个非客观真实但又貌似自然和谐的环境，以增强邮票的感染力。在这个设计思路下，我们才在这张邮票上看到了真实生存环境与虚拟环境的结合；看到了以“家庭”形式出现的鸟类群相；看到了各种鸟各行其是、自然生动的不同姿态。
共同保护即将消失的美好
邮票对于21世纪的新一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品类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子邮件也早已代替了传统邮件在人类通讯中的作用和地位。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更需要“嗖”一声抵达的信息，传统的“鸿雁传书”或许会在人类通讯史上彻底成为历史。邮票也不再承载其“已付费待传递”的功能，我们也只能通过收藏爱好者的分享，才能领略到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
同样可能面临消失的，还有邮票中的动物们。此次展品中，很多邮票内容包含多种已经灭绝的鸟类（如：渡渡鸟、古巴红鹦鹉、旅鸽、恐鸟、大海雀等）以及濒危物种（如：圣卢西亚鹦哥，百慕大圆尾鹱，纯色鸽，圣文森特鹦哥，波多黎各鹦哥等）。
曾经，他们也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也许因为物种进化的自然淘汰，也许因为环境破坏或人为因素的干预，它们有些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只存有很少的数量，面临严峻的生存环境。当人们只能在这小小的方寸间才能领略这些物种美丽独特的身姿时，那种对心灵深处的撞击，才是唤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药引子”。
金飞豹总是擅长用深受人们喜爱的事物，讲述背后感人的故事，将那些应该被人们看到的情感和精神传递出去。此次“凤翎南现”鸟类科普展，通过用邮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展示生物多样性，就是希望唤起人们对鸟类的关注，自发的去保护鸟类。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缔约方共同的意愿
邮票自古就与信息传递相关，非常巧合的是，这套“世界最全鸟类邮票”中囊括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全部196个缔约方（其中欧盟未发行过邮票）发行过的鸟类邮票！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实际却是一场共同关注的“心灵碰撞”。
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生命迹象的地方，都有鸟类的身影，鸟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选择地区的环境状况。这场始于对鸟类关注和喜爱的邮票收藏，最终向人们传递了196个缔约方不约而同都在关注“环境风向标”——鸟类的信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方，早就从鸟类这一与人类生存联系最紧密的生物，注意到了保护鸟类、保护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
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展览，卸下了一切功利的门槛，充分展示了中国云南作为COP15大会东道主，早已敞开怀抱，热烈欢迎前来参会的社会各界及各缔约方。而这些邮票可以算是缔约方提前派来的“信使”，代表196个缔约方，为大会的隆重举行“打CALL”。我们不难想象，当COP15大会到来之际，各国代表能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云南，看到这份来自各自家乡的邮品时的骄傲与喜悦，这将是我们献给196个缔约方来宾最好的礼物。（张文娟）
#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 文｜读者：款款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笑纳[音乐]#听歌窜出的文字绝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只是做梦胡思乱想而书之！即便我想成为女主角奈何没有男主角[挤眼]最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梦实在太多，我得整理整理抽空留予丹青入小屋[哈哈]我这情感白痴也不知新浪会认证我情感博主，我也最多歌痴博主而已[偷笑]在自己屋里想说就说想唱就唱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有疏离实属懒作祟望谅！有时突显唠叨那是耄耋所致不喜绕道勿扰，清静孤独终老寂寞轻盈悠然自得其乐！不参与任何文字争斗，不猜不妄断任何网中奇事奇人！轻风拂面，如云逍遥，墨展慰籍，如此而已！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