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 创新：现代经济增长不竭的源泉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持续阅读第3062本书+完｝《善待自己：改变命运的N个人生哲理》人与月亮的距离并不遥远，因为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更为遥远，还有贪婪的念头，是你心中没有智慧，贪图物质的享受，心性必有所损伤。占了人家的便宜，必遭天理的惩罚。贫穷者希望得到一点东西，奢侈者希望得到许多东西，贪婪者希望得到一切东西，“贪欲”是个日长夜大的巨人，对他来说，“拥有”这件外衣永远嫌太小，还有贪婪的念头，是你心中没有智慧，倘若有了智慧的话，就不会再有贪婪和执着。如果能够经常自己反省观察，不让智慧心丢失，在急躁的人群中要容忍，在凶暴的人群中要温和，在贪婪的人群中要慷慨#善学讲堂# #善学书舍# https://t.cn/A6MjIaAG
#信阳生活# 【“中国”之名 源于中原】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