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喜文始公《关尹子》云：
鉴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灵鬼摄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摄之，心蔽幽忧者，沉鬼摄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摄之，心蔽盟诅者，奇鬼摄之。如是之鬼，或以阴为身，或以幽为身，或以风为身，或以气为身，或以土偶为身，或以彩画为身，或以老畜为身，或以败器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两精相搏，则神应之。为鬼所摄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绳，或死井。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万神而执其机，可以会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曰应万物，其心寂然。
无一心，五识并驰，心不可一，无虚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虚，无静心，万化密移，心不可静。借能一则二偶之，借能虚则实满之，借能静则动摇之。惟圣人能敛万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彻，散一息于万有，无有一物可问吾之云为。
火千年，俄可灭，识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运者车也，所以运之者，是牛非车，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来无从，其往无在。其来无从，其往无在，故能与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无物，则知物无物，知物无物，则知道无物，故不尊卓绝之行，不惊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两木摩火生，不可谓之在我，不可谓之在彼，不可谓之非我，不可谓之非彼，执而彼我之，则愚。
无恃尔所谓利害是非，尔所谓利害是非，果得利害是非之乎，圣人方且不识不知，而况于尔。
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
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鼻，善心者，师心不师圣。
是非好丑，成败盈虚，造物者运矣，皆因私识执之而有。于是以无遣之犹存，以非有非无遣之犹存，无曰莫莫尔，无曰浑浑尔，犹存，譬犹昔游再到，记忆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识者，变识为智。变识为智之说，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栗，思盗，心怖，曰：识如认黍为稷，认玉为石，皆浮游罔象，无所底止。譬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识，此想此识，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来日想识，殊未可卜，及至来日，纷纷想识，皆缘有生。日想日识，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万物亦然，知此说者，外不见物，内不见情。
物生于土，终变于土，事生于意，终变于意，知夫惟意，则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恶之，意有变，心无变，意有觉，心无觉。惟一我心，则意者尘往来耳，事者钦起灭尔，吾心有大常者存。
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来干我者，如石火顷，以性受之，则心不生，物浮浮然。
贤愚真伪，有识者，有不识者，彼虽有贤愚，彼虽有真伪，而谓之贤愚真伪者，系我之识，知夫皆识所成，故虽真者亦伪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识，物尚非真，何况于识，识尚非真，何况非情。而彼妄人，于至无中执以为有，于至变中执以为常，一情认之积为万情，万情认之积为万物，物来无穷，我心有际。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来，而彼去来，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无休息。殊不知天地虽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无形，阴阳虽妙，能役有气，而不役无气。心之所之，则气从之，气之所之，则形应之，犹如太虚，于至无中变成一气，于一气中变成万物，而彼之一气，不名太虚。我之一心，能变为气为形，而我之心无气无形，知夫我之一心，无气无形，则天地阴阳不能役之。
人之平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无中示有，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识既昏，孰能不信？我应之曰：如捕蛇师心不怖蛇，彼虽梦蛇，而无怖畏，故黄帝曰：道无鬼神，独往独来。
我之思虑日变，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见我，内不见合。
譬如两目，能见天地万物，暂时回光，一时不见。
目视雕琢者，明愈伤，耳闻交响者，聪愈伤，心思玄妙者，心愈伤。
勿以我心揆彼，当以彼心揆彼，知此说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贯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鉴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灵鬼摄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摄之，心蔽幽忧者，沉鬼摄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摄之，心蔽盟诅者，奇鬼摄之。如是之鬼，或以阴为身，或以幽为身，或以风为身，或以气为身，或以土偶为身，或以彩画为身，或以老畜为身，或以败器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两精相搏，则神应之。为鬼所摄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绳，或死井。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万神而执其机，可以会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曰应万物，其心寂然。
无一心，五识并驰，心不可一，无虚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虚，无静心，万化密移，心不可静。借能一则二偶之，借能虚则实满之，借能静则动摇之。惟圣人能敛万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彻，散一息于万有，无有一物可问吾之云为。
火千年，俄可灭，识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运者车也，所以运之者，是牛非车，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来无从，其往无在。其来无从，其往无在，故能与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无物，则知物无物，知物无物，则知道无物，故不尊卓绝之行，不惊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两木摩火生，不可谓之在我，不可谓之在彼，不可谓之非我，不可谓之非彼，执而彼我之，则愚。
无恃尔所谓利害是非，尔所谓利害是非，果得利害是非之乎，圣人方且不识不知，而况于尔。
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
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鼻，善心者，师心不师圣。
是非好丑，成败盈虚，造物者运矣，皆因私识执之而有。于是以无遣之犹存，以非有非无遣之犹存，无曰莫莫尔，无曰浑浑尔，犹存，譬犹昔游再到，记忆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识者，变识为智。变识为智之说，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栗，思盗，心怖，曰：识如认黍为稷，认玉为石，皆浮游罔象，无所底止。譬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识，此想此识，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来日想识，殊未可卜，及至来日，纷纷想识，皆缘有生。日想日识，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万物亦然，知此说者，外不见物，内不见情。
物生于土，终变于土，事生于意，终变于意，知夫惟意，则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恶之，意有变，心无变，意有觉，心无觉。惟一我心，则意者尘往来耳，事者钦起灭尔，吾心有大常者存。
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来干我者，如石火顷，以性受之，则心不生，物浮浮然。
贤愚真伪，有识者，有不识者，彼虽有贤愚，彼虽有真伪，而谓之贤愚真伪者，系我之识，知夫皆识所成，故虽真者亦伪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识，物尚非真，何况于识，识尚非真，何况非情。而彼妄人，于至无中执以为有，于至变中执以为常，一情认之积为万情，万情认之积为万物，物来无穷，我心有际。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来，而彼去来，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无休息。殊不知天地虽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无形，阴阳虽妙，能役有气，而不役无气。心之所之，则气从之，气之所之，则形应之，犹如太虚，于至无中变成一气，于一气中变成万物，而彼之一气，不名太虚。我之一心，能变为气为形，而我之心无气无形，知夫我之一心，无气无形，则天地阴阳不能役之。
人之平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无中示有，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识既昏，孰能不信？我应之曰：如捕蛇师心不怖蛇，彼虽梦蛇，而无怖畏，故黄帝曰：道无鬼神，独往独来。
我之思虑日变，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见我，内不见合。
譬如两目，能见天地万物，暂时回光，一时不见。
目视雕琢者，明愈伤，耳闻交响者，聪愈伤，心思玄妙者，心愈伤。
勿以我心揆彼，当以彼心揆彼，知此说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贯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这种修行方法，不仅能祛除忧愁，还能使心与道合#道教知识#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
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
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
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
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
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
《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https://t.cn/Evk4evd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
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
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
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
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
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
《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https://t.cn/Evk4evd
汉齐盐鲁豉共壶
焦新帅
此器灰陶质、传出古都洛阳。器物长19.2公分，宽10.5公分，高15公分，空腹长方体，器腹内间有隔壁，分为不可通连的两部分，器身上并排开有两圆孔，孔高出器身2公分，口径6.4公分，呈略翻卷状。器身正面四边及中间有边栏与界格，左右均分刻划隶书铭文“齐盐”、“鲁豉”，底部为素面，背与左右分刻划边栏和菱形花纹。图案铭文皆湿刻，即器物为未干陶坯在烧制之前刻划，器身六面棱角皆作抹角处理，甚为精致。
此器乃汉代盛放盐、豉两种调味品的饮食用具，其未有任何使用痕迹，一如新制，故应为充当殉葬品的冥器是也。何谓“共壶”？通过四字铭文其意显见，即同时储存盐和豉的连体壶，齐盐鲁豉即指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生产的豆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清吴伟业《哭志衍》诗：“盐豉下鱼羹，椒兰糝鳧臛。”潘飞声《袁仲濂判官招集第一楼》诗：“沙鸟风帆归画幌，刀鱼盐豉上晶盘。”此中可见盐和豉是古人生活中的常用调味品。
两汉乐府《古艳歌》有云：“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可见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所产的豉为当时的美品，备受时人推崇，流行一时。西晋孙楚《出歌》亦有诗云：“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南朝梁何逊《七召》罗列天下美食，所撰臻美调味品即有“海椒鲁豉，河盐蜀姜。”
古人先民将盐豉共置一器之中极为常见，此中更可显见先民的生活智慧，《太平御览·饮食部》卷十三载：“豉，《史记》曰：蘖面盐豉千答。徐广曰：或作‘合’，器名。”谢承《后汉书》载：“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一角。”《太平御览》引“一角”作“壶”字，此处记载了生活极为简谱的羊续饮食简单，常常是在一个调味壶中盛放盐豉，他使用的壶应与斯壶相近。此器在两汉时期并无固定名称，有曰“壶”、“筩”，又有谓之“椭”者，《急就篇》云：“椭，小桶也，所以盛盐豉；按凡狭长之器皆得曰椭。”《广韵》载：“椭，器之狭长。”这些不同的称呼皆是各地依其形态而形成的。
豉，食品名，即豆豉，用黄豆煮熟霉制而成，常用以调味。许慎《说文解字》曰：“豉，配盐幽尗也。”“配盐”指的是用盐来盐渍、发酵；《急就篇》颜注：“豉者，幽豆而为之也。”释意完全相近，皆强调一个“幽”字，“幽”指的是放置在室内昏暗避光之地，而且发酵用的坛子本身需要密封，密封后的坛子，。这些都是制作豆豉的最基本方法。《广雅》说饮食曰：“寝、䤁、郁、廦、幽也。”幽与鬱同义。以豆鬱之，其味苦。《楚辞·招魂》曰：“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王逸注云：“大苦，豉也。辛谓椒姜也。甘谓饴密也。言取豉汁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也。”《释名》载“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齐人谓豉声同嗜也。”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载作豉法：“先作暖荫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密泥塞屋牖，无令风及虫鼠入也。开小户，仅得容人出入。厚作篱以闭户。四月、五月为上时，七月二十日后八月为中时；余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热，极难调适。”齐鲁大地有生产豆豉的历史传承，且技术领先，此中无不透露着鲁国的豆豉生产水平与时人对豆豉的钟爱之情，齐人谓“豉”声同“嗜”更显现先民之嗜豉之风。
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古代国之命脉，我国历史上主张盐铁制，官府经营盐铁，寓税于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盐铁论·贫富》曰：“食湖池，管山海”。盐为古代调味品之代表，在我国史籍中屡见不鲜，《尚书·说命》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齐国产盐历史久矣，《尚书·禹贡》有载：“海岱惟青州······厥贡盐、、海物惟错。”青州即齐国古地，春秋之时，齐国盛产海盐。《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君伐菹薪煮秭水为盐。”可知齐国之盐盛名。《礼记·曲礼》载：“醯醢之美，而煎盐尚之，贵天产也。”此处之煎盐即海水煮盐，可想见古人以海盐为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皇帝内经·素问》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莱州曾出土我国存世最大的东汉青铜玺印“右盐主官”即可一证也，齐盐不仅满足了时人的生活需求，也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此器制模后，胚体表面水分尚未挥发，陶体还处于易于塑形的阶段，因此，湿胎刻划铭文书写性更强，能保留书写的流畅性，因后者可叠加至前者线条之上，所以细微处也可见到书写的步骤与“笔路”，四字铭文应用较细竹、木类削制工具划刻而成，一如用笔代刀，单刀而就。四字开合有度，洒脱自然，有张有弛，动静鲜明，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此中可见节奏之明快，前二字静若处子，“鲁”字渐开张，直至末字大开大合，右半部“支”部分更是左右跋扈，如一件草书作品般达到高点，好不精彩，激荡人心。
铭文“齐”字下多出四点，很接近“齋”字，则是因为汉时“齐”“齋”为通假字，东汉《肥致碑》中的：“君师魏郡张吴，齐晏子。”的齐即作“齋”字，又如1954年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画像石墓榜题铭文“齐桓公”亦如此。“鲁”字的四点也增多了一笔，再看“豉”字的左半部又少了两笔，这些在两汉陪葬品铭文中较为常见，这些制作工匠匆匆而就多有荒率不顾。此铭绝精之地是“豉”字的“支”部捺笔，可谓是画龙点睛之举，唯此笔作双钩如白描状，其不仅起到力能扛鼎的画面感，也使得整体隶书气息愈加浓烈，这样的双钩刻法在山东和四川江苏一带画像石题记中有数例，如徐州画像石博物馆所藏《东汉永元十六年刻石》、山东肥城栾镇村所出《张文思画像石题记》皆如斯，而于陶器铭文中甚少，此器之珍可作管窥矣。
齐盐鲁豉可见在两汉时期已然成为好盐豉的代表，也成了好调味品的象征，备受时人青睐，故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人们会将寓意最好的器物作为陪葬品，即表达孝心和最美好的祈愿。从此器之中也可窥得古代齐鲁两国盐豉的生产水平，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之中的深远影响，不仅带给我们浓厚的文化钩沉，也带给我们极高的艺术滋养。 https://t.cn/RxBHUwf
焦新帅
此器灰陶质、传出古都洛阳。器物长19.2公分，宽10.5公分，高15公分，空腹长方体，器腹内间有隔壁，分为不可通连的两部分，器身上并排开有两圆孔，孔高出器身2公分，口径6.4公分，呈略翻卷状。器身正面四边及中间有边栏与界格，左右均分刻划隶书铭文“齐盐”、“鲁豉”，底部为素面，背与左右分刻划边栏和菱形花纹。图案铭文皆湿刻，即器物为未干陶坯在烧制之前刻划，器身六面棱角皆作抹角处理，甚为精致。
此器乃汉代盛放盐、豉两种调味品的饮食用具，其未有任何使用痕迹，一如新制，故应为充当殉葬品的冥器是也。何谓“共壶”？通过四字铭文其意显见，即同时储存盐和豉的连体壶，齐盐鲁豉即指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生产的豆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清吴伟业《哭志衍》诗：“盐豉下鱼羹，椒兰糝鳧臛。”潘飞声《袁仲濂判官招集第一楼》诗：“沙鸟风帆归画幌，刀鱼盐豉上晶盘。”此中可见盐和豉是古人生活中的常用调味品。
两汉乐府《古艳歌》有云：“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可见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所产的豉为当时的美品，备受时人推崇，流行一时。西晋孙楚《出歌》亦有诗云：“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南朝梁何逊《七召》罗列天下美食，所撰臻美调味品即有“海椒鲁豉，河盐蜀姜。”
古人先民将盐豉共置一器之中极为常见，此中更可显见先民的生活智慧，《太平御览·饮食部》卷十三载：“豉，《史记》曰：蘖面盐豉千答。徐广曰：或作‘合’，器名。”谢承《后汉书》载：“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一角。”《太平御览》引“一角”作“壶”字，此处记载了生活极为简谱的羊续饮食简单，常常是在一个调味壶中盛放盐豉，他使用的壶应与斯壶相近。此器在两汉时期并无固定名称，有曰“壶”、“筩”，又有谓之“椭”者，《急就篇》云：“椭，小桶也，所以盛盐豉；按凡狭长之器皆得曰椭。”《广韵》载：“椭，器之狭长。”这些不同的称呼皆是各地依其形态而形成的。
豉，食品名，即豆豉，用黄豆煮熟霉制而成，常用以调味。许慎《说文解字》曰：“豉，配盐幽尗也。”“配盐”指的是用盐来盐渍、发酵；《急就篇》颜注：“豉者，幽豆而为之也。”释意完全相近，皆强调一个“幽”字，“幽”指的是放置在室内昏暗避光之地，而且发酵用的坛子本身需要密封，密封后的坛子，。这些都是制作豆豉的最基本方法。《广雅》说饮食曰：“寝、䤁、郁、廦、幽也。”幽与鬱同义。以豆鬱之，其味苦。《楚辞·招魂》曰：“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王逸注云：“大苦，豉也。辛谓椒姜也。甘谓饴密也。言取豉汁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也。”《释名》载“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齐人谓豉声同嗜也。”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载作豉法：“先作暖荫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密泥塞屋牖，无令风及虫鼠入也。开小户，仅得容人出入。厚作篱以闭户。四月、五月为上时，七月二十日后八月为中时；余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热，极难调适。”齐鲁大地有生产豆豉的历史传承，且技术领先，此中无不透露着鲁国的豆豉生产水平与时人对豆豉的钟爱之情，齐人谓“豉”声同“嗜”更显现先民之嗜豉之风。
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古代国之命脉，我国历史上主张盐铁制，官府经营盐铁，寓税于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盐铁论·贫富》曰：“食湖池，管山海”。盐为古代调味品之代表，在我国史籍中屡见不鲜，《尚书·说命》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齐国产盐历史久矣，《尚书·禹贡》有载：“海岱惟青州······厥贡盐、、海物惟错。”青州即齐国古地，春秋之时，齐国盛产海盐。《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君伐菹薪煮秭水为盐。”可知齐国之盐盛名。《礼记·曲礼》载：“醯醢之美，而煎盐尚之，贵天产也。”此处之煎盐即海水煮盐，可想见古人以海盐为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皇帝内经·素问》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莱州曾出土我国存世最大的东汉青铜玺印“右盐主官”即可一证也，齐盐不仅满足了时人的生活需求，也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此器制模后，胚体表面水分尚未挥发，陶体还处于易于塑形的阶段，因此，湿胎刻划铭文书写性更强，能保留书写的流畅性，因后者可叠加至前者线条之上，所以细微处也可见到书写的步骤与“笔路”，四字铭文应用较细竹、木类削制工具划刻而成，一如用笔代刀，单刀而就。四字开合有度，洒脱自然，有张有弛，动静鲜明，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此中可见节奏之明快，前二字静若处子，“鲁”字渐开张，直至末字大开大合，右半部“支”部分更是左右跋扈，如一件草书作品般达到高点，好不精彩，激荡人心。
铭文“齐”字下多出四点，很接近“齋”字，则是因为汉时“齐”“齋”为通假字，东汉《肥致碑》中的：“君师魏郡张吴，齐晏子。”的齐即作“齋”字，又如1954年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画像石墓榜题铭文“齐桓公”亦如此。“鲁”字的四点也增多了一笔，再看“豉”字的左半部又少了两笔，这些在两汉陪葬品铭文中较为常见，这些制作工匠匆匆而就多有荒率不顾。此铭绝精之地是“豉”字的“支”部捺笔，可谓是画龙点睛之举，唯此笔作双钩如白描状，其不仅起到力能扛鼎的画面感，也使得整体隶书气息愈加浓烈，这样的双钩刻法在山东和四川江苏一带画像石题记中有数例，如徐州画像石博物馆所藏《东汉永元十六年刻石》、山东肥城栾镇村所出《张文思画像石题记》皆如斯，而于陶器铭文中甚少，此器之珍可作管窥矣。
齐盐鲁豉可见在两汉时期已然成为好盐豉的代表，也成了好调味品的象征，备受时人青睐，故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人们会将寓意最好的器物作为陪葬品，即表达孝心和最美好的祈愿。从此器之中也可窥得古代齐鲁两国盐豉的生产水平，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之中的深远影响，不仅带给我们浓厚的文化钩沉，也带给我们极高的艺术滋养。 https://t.cn/RxBHUwf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