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麦当劳开业50周年】餐饮业巨头的光与影
2021年，日本麦当劳公司迎来了开业50周年。在餐饮业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乘着宅家需求的东风业绩扶摇直上。2020年12月期的合并结算显示，全部门店的总营业额达到5892亿日元，营业利润达312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好记录。熟知该公司初创期的中园仁，为我们回顾了日本麦当劳公司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日本麦当劳50年的发展历程：https://t.cn/A6MD8u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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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日本麦当劳50年的发展历程：https://t.cn/A6MD8uBZ
#日本[超话]# #麦当劳[超话]# #日本麦当劳# #日本麦当劳50周年#
#工作情况通报# 【钟楼区12345：小场地 大健康】群众对体育健身的需求逐年递增，然而原有的健身广场因为长期风吹日晒、利用率高，破损严重。“健身器材维修率高、塑胶场地破损严重、水泥地面存在安全隐患、老小区改造需要增设老年人健身场所…”看着一条条来自辖区居民的反馈和意见，本着“把最好的资源和服务给群众”的宗旨，五星街道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整修，围网、铺橡胶道、更新篮球架……不断加大对各类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着力完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充实基层体育服务，构建“十分钟健身圈”，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近两年共新建了50处全民健身点，新安装了431件体育健身器材。针对社区内不同人群对健身设施的需求，器材类别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新增了包括上肢牵引器、漫步机、健身车等10个品种的体育健身器材；考虑到居民健身活动的安全性，将部分小区破损严重的体育健身场地进行了安全提升，重新铺设了塑胶。
唱歌、吹萨克斯、跳广场舞、打太极、引体向上……沿着三堡街走一走，这些休闲健身的身影就会自然地跃入眼帘。伴着运河美景、青砖绿瓦，人们过上了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的惬意生活。社区健身的小场地关乎着每一位居民的大健康，一片片小场地也是构建健康中国的有力抓手。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新一轮的发布，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五星街道将蓄力再发，秉承为民服务的初心，完善亲民、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唱歌、吹萨克斯、跳广场舞、打太极、引体向上……沿着三堡街走一走，这些休闲健身的身影就会自然地跃入眼帘。伴着运河美景、青砖绿瓦，人们过上了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的惬意生活。社区健身的小场地关乎着每一位居民的大健康，一片片小场地也是构建健康中国的有力抓手。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新一轮的发布，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五星街道将蓄力再发，秉承为民服务的初心，完善亲民、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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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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