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撤销起诉川普安全顾问遭质疑，司法部长称“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司法部周四（5月7日）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的指控。
2017年12月弗林承认自己在与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联系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但今年1月，弗林请求法院允许他撤回自己的认罪答辩，理由是政府“不诚实、报复心强，违反了认罪协议”。
弗林的指控被撤销后，对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愤怒不绝于耳。
当被问及他认为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此事时，巴尔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引舆论哗然。
司法部撤销对川普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起诉
据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司法部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首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起诉。
弗林此前承认自己在与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司法部的态度转变结束了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通俄门”调查期间对弗林提起的漫长的诉讼。
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司法部在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领导下的独立性的质疑。
长期以来，巴尔一直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怀疑。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对此举表示欢迎“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现在，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战士。”
川普总统还指责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他们是人渣......这是叛国。”
这是一个漫长而奇怪的旅程。
弗林承认自己在川普阵营正准备取代奥巴马阵营的时期，与俄罗斯大使的谈话中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在“通俄门”调查期间，他与当局合作了几个月，检察官称赞他的贡献价值。
弗林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不当行为，并在一段时间内出庭接受审判ーー检察官提出建议，鉴于他的合作态度，对他进行宽大处理。
但是从来没有宣判过。
相反，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弗林的人生轨迹：他更改了自己的法律团队，新律师建议他与检察官断绝关系，继续这场诉论。
他撤回了对他在法官面前承认指控行为的认罪答辩。
随着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通俄门”调查中的失误被曝光，以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上任，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环境。
根据司法部周四（5月7日）提供的信息，据巴尔命令而展开的司法部对对弗林案件进行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进行起诉将无法维护司法公正。
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蒂莫西·谢伊(Timothy Shea)在一份简报中写道，政府现在认为弗林的虚假陈述“对任何真正的调查都不是‘重要’的” 因此要求撤销此案。
另外，司法部发言人克瑞·库夫佩克（Kerri kufpec）说，另一位美国检察官，来自密苏里州东区的杰夫·詹森（Jeff Jensen）也建议撤销弗林一案。
撤销起诉让司法部长巴尔招致批评
周四的事态发展引发了对巴尔的更多批评。
民主党人称，巴尔太急于讨好川普，也太不愿意成为独立的法律官员。
今年2月，在川普抱怨对此事的惩罚过分严厉后不久，巴尔就与俄罗斯纠葛不清的另一人物，即政治顾问罗杰·斯通(Roger Stone)的案件，提出了量刑建议。
司法部官员表示川普没有指示巴尔对此案进行调解，但有人批评主要法官介入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行为是总统权力不正当的过度伸张和巴尔的让步。
对于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弗林是联邦调查局恶意滥权的受害者ーー他们说，在前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很疯狂。
尽管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在2016年以及此后的对美国大选干预行为的广泛调查结果已经得到验证，但川普和共和党人还是强调弗林的案件是调查人员或检察官滥用权力。
巴尔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引舆论哗然
据共同的梦想（Common Dreams） 报道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周四晚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高级调查记者凯瑟琳·赫里奇(Catherine Herridge)的采访。
凯瑟琳：这是弗林案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至少可以这么说。当历史回顾这一决定时，你认为它将如何书写？这会对你的决策有什么影响？
巴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语出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约阿西姆·派普 Joachim Peiper，译者注）所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写历史。但是我认为一个公平的历史会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它维护了法治。它帮助、支持了司法部的标准，它消除了不公正的司法决定。
“我的上帝！”
这是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对巴尔言论最初的反应。
墨菲说: “（巴尔表达的）法治的整个理念——司法部长应该负责维护的东西——是基于选举的结果而论，却与法律制度的运作无关。”
对于像墨菲这样的批评者来说，巴尔的回应是对司法部和美国法律体系应该坚持的标准的明显背叛。
“巴尔一直在为川普总统的个人和政治利益行事，而不是履行他作为美国首席执法官员的职责，”华盛顿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CREW)的执行董事诺亚·布克宾德（Noah Bookbinder）说。
与此同时，法律专家表示，司法部改变与弗林案件相关的策略是前所未有的。
前联邦检察官朱莉·奥沙利文（Julie O’ Sullivan） 现在在乔治城大学教授刑法，她告诉《纽约时报》：“我穷尽我法律实践的生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美国司法系统的负责人现在公开表示，除了强权者想要的东西之外，没有好坏之分。这是专制的定义，”编剧兼导演亚当·斯坦（Adam Stein）在推特上回应道。
在韩国釜山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E. Kelly）说，“有点令人震惊，美国司法部长正接受强权史学。他的工作（不是）恰恰相反吗？”
与此同时，在美国，记者和左倾专栏作家威尔·邦奇（Will Bunch）认为是时候检验巴尔的历史和正义理论了。“我们需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书写比尔·巴尔在狱中度过余生的历史，”邦奇戏谑道。
司法部周四（5月7日）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的指控。
2017年12月弗林承认自己在与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联系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但今年1月，弗林请求法院允许他撤回自己的认罪答辩，理由是政府“不诚实、报复心强，违反了认罪协议”。
弗林的指控被撤销后，对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愤怒不绝于耳。
当被问及他认为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此事时，巴尔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引舆论哗然。
司法部撤销对川普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起诉
据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司法部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首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起诉。
弗林此前承认自己在与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司法部的态度转变结束了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通俄门”调查期间对弗林提起的漫长的诉讼。
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司法部在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领导下的独立性的质疑。
长期以来，巴尔一直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怀疑。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对此举表示欢迎“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现在，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战士。”
川普总统还指责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他们是人渣......这是叛国。”
这是一个漫长而奇怪的旅程。
弗林承认自己在川普阵营正准备取代奥巴马阵营的时期，与俄罗斯大使的谈话中向联邦调查局撒了谎。
在“通俄门”调查期间，他与当局合作了几个月，检察官称赞他的贡献价值。
弗林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不当行为，并在一段时间内出庭接受审判ーー检察官提出建议，鉴于他的合作态度，对他进行宽大处理。
但是从来没有宣判过。
相反，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弗林的人生轨迹：他更改了自己的法律团队，新律师建议他与检察官断绝关系，继续这场诉论。
他撤回了对他在法官面前承认指控行为的认罪答辩。
随着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通俄门”调查中的失误被曝光，以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上任，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环境。
根据司法部周四（5月7日）提供的信息，据巴尔命令而展开的司法部对对弗林案件进行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进行起诉将无法维护司法公正。
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蒂莫西·谢伊(Timothy Shea)在一份简报中写道，政府现在认为弗林的虚假陈述“对任何真正的调查都不是‘重要’的” 因此要求撤销此案。
另外，司法部发言人克瑞·库夫佩克（Kerri kufpec）说，另一位美国检察官，来自密苏里州东区的杰夫·詹森（Jeff Jensen）也建议撤销弗林一案。
撤销起诉让司法部长巴尔招致批评
周四的事态发展引发了对巴尔的更多批评。
民主党人称，巴尔太急于讨好川普，也太不愿意成为独立的法律官员。
今年2月，在川普抱怨对此事的惩罚过分严厉后不久，巴尔就与俄罗斯纠葛不清的另一人物，即政治顾问罗杰·斯通(Roger Stone)的案件，提出了量刑建议。
司法部官员表示川普没有指示巴尔对此案进行调解，但有人批评主要法官介入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行为是总统权力不正当的过度伸张和巴尔的让步。
对于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弗林是联邦调查局恶意滥权的受害者ーー他们说，在前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很疯狂。
尽管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在2016年以及此后的对美国大选干预行为的广泛调查结果已经得到验证，但川普和共和党人还是强调弗林的案件是调查人员或检察官滥用权力。
巴尔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引舆论哗然
据共同的梦想（Common Dreams） 报道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周四晚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高级调查记者凯瑟琳·赫里奇(Catherine Herridge)的采访。
凯瑟琳：这是弗林案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至少可以这么说。当历史回顾这一决定时，你认为它将如何书写？这会对你的决策有什么影响？
巴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语出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约阿西姆·派普 Joachim Peiper，译者注）所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写历史。但是我认为一个公平的历史会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它维护了法治。它帮助、支持了司法部的标准，它消除了不公正的司法决定。
“我的上帝！”
这是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对巴尔言论最初的反应。
墨菲说: “（巴尔表达的）法治的整个理念——司法部长应该负责维护的东西——是基于选举的结果而论，却与法律制度的运作无关。”
对于像墨菲这样的批评者来说，巴尔的回应是对司法部和美国法律体系应该坚持的标准的明显背叛。
“巴尔一直在为川普总统的个人和政治利益行事，而不是履行他作为美国首席执法官员的职责，”华盛顿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CREW)的执行董事诺亚·布克宾德（Noah Bookbinder）说。
与此同时，法律专家表示，司法部改变与弗林案件相关的策略是前所未有的。
前联邦检察官朱莉·奥沙利文（Julie O’ Sullivan） 现在在乔治城大学教授刑法，她告诉《纽约时报》：“我穷尽我法律实践的生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美国司法系统的负责人现在公开表示，除了强权者想要的东西之外，没有好坏之分。这是专制的定义，”编剧兼导演亚当·斯坦（Adam Stein）在推特上回应道。
在韩国釜山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E. Kelly）说，“有点令人震惊，美国司法部长正接受强权史学。他的工作（不是）恰恰相反吗？”
与此同时，在美国，记者和左倾专栏作家威尔·邦奇（Will Bunch）认为是时候检验巴尔的历史和正义理论了。“我们需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书写比尔·巴尔在狱中度过余生的历史，”邦奇戏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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