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火山喷发历史 贝叶斯方法画出更精准时间轴
火山灰年代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大型火山喷发事件与气候变化、人类演化之间的成因联系，以及气候快速变化事件的区域差异等。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拉帕尔马岛火山自9月19日爆发后，至今仍在持续活动。大规模的火山喷发会释放出大量火山气体和火山灰，可能对地球气候和人类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而对于科学家来说，火山灰是极佳的研究对象，是理解地球系统演化的关键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地科学卓越研究中心博士后陈宣谕，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义刚与英国学者合作，采用贝叶斯统计方法研究了两大火山灰的火山喷发年龄，在年轻火山喷发定年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发表于《第四纪地质年代学》。
确定火山灰年龄意义重大
火山灰是指火山爆炸性喷发形成的、直径小于2毫米的喷发碎屑。在爆炸性火山活动中，围岩和岩浆被炸碎成细小的颗粒从而形成火山灰。火山灰从火山口喷发到大气中，经过大气搬运再沉降到各类环境中，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短，通常只有数年左右。从地质时间尺度来看，这几乎是瞬时的，所以在各种地质记录中，火山灰是一种高精度的绝对时间标志层。
“火山灰年代学研究是利用地质记录中的火山灰层来确定地质年代的科学，研究内容涉及火山灰的化学成分、地层位置、空间分布，以及喷发年代等。”陈宣谕表示，火山灰年代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大型火山喷发事件与气候变化、人类演化之间的成因联系，以及气候快速变化事件的区域差异等。
值得一提的是，绝对时间是地球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只有得到各个地质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才能判断相关事件的因果关系（比如火山喷发与气候变化）和了解地球完整的演化历史。
火山灰年代学的核心原理之一，是不同地点发现的相同火山灰层具有一致的年龄，因此厘定火山灰标志层准确的喷发年龄十分关键，其可用于各类地质、古环境和考古学记录的定年。本次选取的研究对象为Ko-g和Ma-f~j火山灰，它们是日本北部重要的时间标志层，分别来自北海道驹岳和摩周火山全新世规模最大的普林尼式喷发。
“尽管过去的研究对上述火山灰开展了大量的放射性碳（14C）测年工作，但不同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关于火山灰的喷发年龄尚无一致认识。” 陈宣谕指出，过去的研究中还存在采样偏差、可能的样品污染以及14C年龄校正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单个14C测年结果影响较大。
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贝叶斯统计建模方法开展火山喷发年龄研究。经综合分析所有近源和远源年代学和地层学信息后，该研究为Ko-g火山灰提供了目前最准确且最精确的年龄估算，而为Ma-f~j火山灰提供了目前最准确的年龄估算，确证了上述两次大型喷发分别发生在距今约6600和7500年以前。
火山灰定年方法总体有两大类
对火山喷发时间的估算实际上是对喷发产物的定年研究。火山灰是火山爆炸性喷发的产物，对其开展定年大体上包括直接测年和间接测年两类方法。
直接测年利用火山灰中的原生矿物或玻璃确定火山灰年龄，方法主要是放射性测年法，如氩—氩法、铀系法、释光法等。间接测年利用包裹火山灰或被火山灰包裹的外来物质间接地确定火山灰年龄，方法主要是放射性测年法和增量法。如对火山喷发碎屑中的碳化木或火山灰下部土壤中的有机质开展的14C测年就属于放射性测年法，而通过纹层年代学、冰芯年代学得到的火山灰年龄则属于增量法。
“间接测年法还包括对含有火山灰的沉积层序开展年龄模拟，本次研究就属于这一范畴。”陈宣谕说。
据介绍，本次研究利用英国牛津大学的OxCal软件建立阶段模型分析火山灰的近源14C年龄。样品依据其与火山灰层的相对地层关系，被纳入不同的沉积阶段，如喷发前、同喷发、喷发后阶段。阶段模型在校正样品年龄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样品地层位置给火山灰带来的年代学制约。陈宣谕告诉记者：“这与先前研究中，将采自火山灰之中和之下（紧邻地层中）样品的年龄均认为是喷发年龄相比更为准确。”
由于Ko-g和Ma-f~j火山灰在远源湖泊中被识别，且相应湖泊沉积记录具有大量14C测年数据，这使得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进一步分析所有近、远源信息成为可能。研究人员利用湖泊14C年代学和地层学数据，构建了正式的“沉积”模型，该模型利用泊松过程模拟湖泊沉积物形成过程。根据火山灰在沉积记录中的层位，沉积模型在相应位置交叉引用了上述两层火山灰的阶段模型，实现了同时分析与火山灰相关的所有可用的年代学和地层学信息。
有助完善东亚全新世火山灰地层框架
本次研究运用的年代学建模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分析的一种统计方法。
“贝叶斯分析方法就是将关于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根据贝叶斯公式得出后验信息，再根据后验信息推断未知参数的方法。该方法的优势之一是在处理非常复杂问题时的高效性。”据陈宣谕介绍，对于东亚火山灰研究，过去对火山喷发年龄的估算通常基于单个14C测年结果，但由于采样偏差、可能的样品污染以及14C年龄校正等问题，单个样品测年结果的误差较大，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可以相差数千年的时间。
“测年结果的误差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是各类测年方法固有的误差，如仪器测定的误差，又如14C年龄校正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这类误差较难避免；另一方面，是采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或样品污染等，这类误差属于样品处理过程中人为引入的误差，通常可以避免。”陈宣谕说。
本次研究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构建模型，综合分析了来自多个地点的、与火山灰相关的所有可用的年代学信息，同时还将地层学信息纳入模型。这类综合分析大量信息的方法，使得对火山喷发年龄估算的准确度有极大的提升。研究中，喷发年龄估算的精确度也较过去的研究有所提升。
在国际火山学界，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贝叶斯统计方法可以为估算火山喷发年龄提供准度和精度更高的结果，该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至火山灰年代学研究中。大型爆炸性火山喷发的产物，由于其分布广泛，常在不同记录中被发现和测年，因此文献中有很多这类火山灰的地层和年龄信息，而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可以综合分析这些信息并对火山喷发年龄进行优化。
“这一方法目前在欧美地区应用较多，但在亚洲地区应用很少。”陈宣谕表示，该项研究是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优化火山灰年龄的一个范例，研究结果厘清了过去关于火山喷发年龄的争论，增强了相应火山灰作为定年工具的作用，为完善东亚全新世火山灰地层框架提供了关键信息。
来源：科技日报
火山灰年代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大型火山喷发事件与气候变化、人类演化之间的成因联系，以及气候快速变化事件的区域差异等。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拉帕尔马岛火山自9月19日爆发后，至今仍在持续活动。大规模的火山喷发会释放出大量火山气体和火山灰，可能对地球气候和人类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而对于科学家来说，火山灰是极佳的研究对象，是理解地球系统演化的关键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地科学卓越研究中心博士后陈宣谕，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义刚与英国学者合作，采用贝叶斯统计方法研究了两大火山灰的火山喷发年龄，在年轻火山喷发定年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发表于《第四纪地质年代学》。
确定火山灰年龄意义重大
火山灰是指火山爆炸性喷发形成的、直径小于2毫米的喷发碎屑。在爆炸性火山活动中，围岩和岩浆被炸碎成细小的颗粒从而形成火山灰。火山灰从火山口喷发到大气中，经过大气搬运再沉降到各类环境中，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短，通常只有数年左右。从地质时间尺度来看，这几乎是瞬时的，所以在各种地质记录中，火山灰是一种高精度的绝对时间标志层。
“火山灰年代学研究是利用地质记录中的火山灰层来确定地质年代的科学，研究内容涉及火山灰的化学成分、地层位置、空间分布，以及喷发年代等。”陈宣谕表示，火山灰年代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大型火山喷发事件与气候变化、人类演化之间的成因联系，以及气候快速变化事件的区域差异等。
值得一提的是，绝对时间是地球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只有得到各个地质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才能判断相关事件的因果关系（比如火山喷发与气候变化）和了解地球完整的演化历史。
火山灰年代学的核心原理之一，是不同地点发现的相同火山灰层具有一致的年龄，因此厘定火山灰标志层准确的喷发年龄十分关键，其可用于各类地质、古环境和考古学记录的定年。本次选取的研究对象为Ko-g和Ma-f~j火山灰，它们是日本北部重要的时间标志层，分别来自北海道驹岳和摩周火山全新世规模最大的普林尼式喷发。
“尽管过去的研究对上述火山灰开展了大量的放射性碳（14C）测年工作，但不同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关于火山灰的喷发年龄尚无一致认识。” 陈宣谕指出，过去的研究中还存在采样偏差、可能的样品污染以及14C年龄校正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单个14C测年结果影响较大。
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贝叶斯统计建模方法开展火山喷发年龄研究。经综合分析所有近源和远源年代学和地层学信息后，该研究为Ko-g火山灰提供了目前最准确且最精确的年龄估算，而为Ma-f~j火山灰提供了目前最准确的年龄估算，确证了上述两次大型喷发分别发生在距今约6600和7500年以前。
火山灰定年方法总体有两大类
对火山喷发时间的估算实际上是对喷发产物的定年研究。火山灰是火山爆炸性喷发的产物，对其开展定年大体上包括直接测年和间接测年两类方法。
直接测年利用火山灰中的原生矿物或玻璃确定火山灰年龄，方法主要是放射性测年法，如氩—氩法、铀系法、释光法等。间接测年利用包裹火山灰或被火山灰包裹的外来物质间接地确定火山灰年龄，方法主要是放射性测年法和增量法。如对火山喷发碎屑中的碳化木或火山灰下部土壤中的有机质开展的14C测年就属于放射性测年法，而通过纹层年代学、冰芯年代学得到的火山灰年龄则属于增量法。
“间接测年法还包括对含有火山灰的沉积层序开展年龄模拟，本次研究就属于这一范畴。”陈宣谕说。
据介绍，本次研究利用英国牛津大学的OxCal软件建立阶段模型分析火山灰的近源14C年龄。样品依据其与火山灰层的相对地层关系，被纳入不同的沉积阶段，如喷发前、同喷发、喷发后阶段。阶段模型在校正样品年龄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样品地层位置给火山灰带来的年代学制约。陈宣谕告诉记者：“这与先前研究中，将采自火山灰之中和之下（紧邻地层中）样品的年龄均认为是喷发年龄相比更为准确。”
由于Ko-g和Ma-f~j火山灰在远源湖泊中被识别，且相应湖泊沉积记录具有大量14C测年数据，这使得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进一步分析所有近、远源信息成为可能。研究人员利用湖泊14C年代学和地层学数据，构建了正式的“沉积”模型，该模型利用泊松过程模拟湖泊沉积物形成过程。根据火山灰在沉积记录中的层位，沉积模型在相应位置交叉引用了上述两层火山灰的阶段模型，实现了同时分析与火山灰相关的所有可用的年代学和地层学信息。
有助完善东亚全新世火山灰地层框架
本次研究运用的年代学建模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分析的一种统计方法。
“贝叶斯分析方法就是将关于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根据贝叶斯公式得出后验信息，再根据后验信息推断未知参数的方法。该方法的优势之一是在处理非常复杂问题时的高效性。”据陈宣谕介绍，对于东亚火山灰研究，过去对火山喷发年龄的估算通常基于单个14C测年结果，但由于采样偏差、可能的样品污染以及14C年龄校正等问题，单个样品测年结果的误差较大，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可以相差数千年的时间。
“测年结果的误差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是各类测年方法固有的误差，如仪器测定的误差，又如14C年龄校正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这类误差较难避免；另一方面，是采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或样品污染等，这类误差属于样品处理过程中人为引入的误差，通常可以避免。”陈宣谕说。
本次研究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构建模型，综合分析了来自多个地点的、与火山灰相关的所有可用的年代学信息，同时还将地层学信息纳入模型。这类综合分析大量信息的方法，使得对火山喷发年龄估算的准确度有极大的提升。研究中，喷发年龄估算的精确度也较过去的研究有所提升。
在国际火山学界，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贝叶斯统计方法可以为估算火山喷发年龄提供准度和精度更高的结果，该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至火山灰年代学研究中。大型爆炸性火山喷发的产物，由于其分布广泛，常在不同记录中被发现和测年，因此文献中有很多这类火山灰的地层和年龄信息，而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可以综合分析这些信息并对火山喷发年龄进行优化。
“这一方法目前在欧美地区应用较多，但在亚洲地区应用很少。”陈宣谕表示，该项研究是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优化火山灰年龄的一个范例，研究结果厘清了过去关于火山喷发年龄的争论，增强了相应火山灰作为定年工具的作用，为完善东亚全新世火山灰地层框架提供了关键信息。
来源：科技日报
#好书推荐[超话]#早上好朋友们 [太阳]
1.《如何想到又做到》（69.9元）。这是一本教授如何将想法转化为持续行动的书。作者从三个层面告诉我们如何让想法变成现实，系统介绍了坚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脑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改变，让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和持续，从而逐步成为一个能想到又做到的人。
2.《判断力批判》（上下册，39元）。本书为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包括导论和审美判断力的批判，表述美学思想；下卷是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把审美和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研究美学的人不能不对这个美学体系作出深入地彻底地批判，来建立唯物主义的美学。
3.《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79元）。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是一种怀疑和论证、辨析和评估、探索和综合的能力，也是这一能力的实践行为。这样的“批判”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既是审慎的知识验证，也是实践理性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的根本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能尽量辨别真相，然后做出对错、是非或正邪的判断，从而增强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理性参与力量。基本的批判性思维是不轻信和不自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讨论的是自欺与欺人的可能关系。第二部分讨论的人的情感、情绪、欲望如何影响真实思考和正确判断。第三部分讨论人的思考方式如何应对逆境现实和受其何种影响。
4.《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68元）。这部作品兼具敏锐的历史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刘擎教授结合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思想的演进，以求大众在面对这个时代时，能够辨析问题与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重建对未来的想象。
5.《如何独立思考：跨越认知陷阱，建立科学思维》（88元）。耶鲁大学博士、国际知名播客主持人史蒂文·诺韦拉的这本书，从批判性思维的4类工具入手，详细剖析了30类逻辑谬误，结合妙趣横生的丰富案例，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与疯狂的朋友讨论阴谋论，如何说服父母拒绝伪科学和假新闻，如何教育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如何与草率的推理、糟糕的论证和迷信思维做斗争。
6.《影响力》（54.9元）。本书已经成为史上最强大、最震摄人心、最诡谲的心理学畅销书，24年来，被翻译成26种文字广为传播，全球销量超过300万册。这是一本最原汁原味的《影响力》，醇厚甘甜，久而弥笃。阅读本书仿佛是与西奥迪尼面对面，让你可以细细聆听，在定格的经典中体味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本书由斩获国家级图书大奖”文津奖”的《牛奶可乐经济学》的译者担纲翻译，语言生动流畅，意趣盎然，西奥迪尼式的诡谲与雄辩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7.《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79.8元）。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斐德洛是一个爱好哲学的普通雅典青年。而在本书中，斐德洛重返人间。他曾经是学哲学的学生，同时也是教修辞学的教师，但是由于哲学理念与文化的世界观冲突，他终于因精神崩溃而住院。出院后，他希望从狭窄而受限的自我解脱，于是开始了一场骑着摩托车横跨美国大陆的万里长旅，一路经过复杂经验与反省思考，终于暂时恢复了灵性的完整与清静。这一回归自己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寻求“良质”，即东方哲学里的禅思，并用摩托车维修之道对其进行阐释而实现的。这便是本书名的由来。与此同时，书中还批评了西方世界的二分法或二元论，如人文与科技、精神与物质、神秘主义与机械论、艺术与工业、心灵与机械、东方与西方等相对意识。
8.《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98元）。本书是从横纵两个侧面对西方语言暴力进行的分析，分为五部分，汇编20余位法国学者的文章。知识分子通过语言暴力进入某个知识群体圈子，扬名立万，击败权威，为此他们在语言使用和表达形式方面不惜哗众取宠。他们自恃博学而自我感觉居高临下，不同于蒙氓；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文字、学术层面的一争高下，而会积极参与到社会斗争中，完成从思想理论的设计者到社会变革的实践者的转变，甚至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迫害。他们对当权者既抱有批判的态度，又心存主动结交的心思。而其介入政治的目的往往首先是打击学界的同行。因而当权者往往乐于鼓动他们之间的争论、笔战，以此为借口介入知识圈子，名正言顺地去为知识领域制定规则。
9.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79元）。奇葩说导师、得到App主理人刘擎讲透西方思想史。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遇见一家书店##在生活##读书##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 https://t.cn/RJZMY1r
1.《如何想到又做到》（69.9元）。这是一本教授如何将想法转化为持续行动的书。作者从三个层面告诉我们如何让想法变成现实，系统介绍了坚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脑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改变，让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和持续，从而逐步成为一个能想到又做到的人。
2.《判断力批判》（上下册，39元）。本书为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包括导论和审美判断力的批判，表述美学思想；下卷是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把审美和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研究美学的人不能不对这个美学体系作出深入地彻底地批判，来建立唯物主义的美学。
3.《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79元）。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是一种怀疑和论证、辨析和评估、探索和综合的能力，也是这一能力的实践行为。这样的“批判”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既是审慎的知识验证，也是实践理性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的根本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能尽量辨别真相，然后做出对错、是非或正邪的判断，从而增强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理性参与力量。基本的批判性思维是不轻信和不自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讨论的是自欺与欺人的可能关系。第二部分讨论的人的情感、情绪、欲望如何影响真实思考和正确判断。第三部分讨论人的思考方式如何应对逆境现实和受其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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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独立思考：跨越认知陷阱，建立科学思维》（88元）。耶鲁大学博士、国际知名播客主持人史蒂文·诺韦拉的这本书，从批判性思维的4类工具入手，详细剖析了30类逻辑谬误，结合妙趣横生的丰富案例，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与疯狂的朋友讨论阴谋论，如何说服父母拒绝伪科学和假新闻，如何教育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如何与草率的推理、糟糕的论证和迷信思维做斗争。
6.《影响力》（54.9元）。本书已经成为史上最强大、最震摄人心、最诡谲的心理学畅销书，24年来，被翻译成26种文字广为传播，全球销量超过300万册。这是一本最原汁原味的《影响力》，醇厚甘甜，久而弥笃。阅读本书仿佛是与西奥迪尼面对面，让你可以细细聆听，在定格的经典中体味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本书由斩获国家级图书大奖”文津奖”的《牛奶可乐经济学》的译者担纲翻译，语言生动流畅，意趣盎然，西奥迪尼式的诡谲与雄辩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7.《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79.8元）。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斐德洛是一个爱好哲学的普通雅典青年。而在本书中，斐德洛重返人间。他曾经是学哲学的学生，同时也是教修辞学的教师，但是由于哲学理念与文化的世界观冲突，他终于因精神崩溃而住院。出院后，他希望从狭窄而受限的自我解脱，于是开始了一场骑着摩托车横跨美国大陆的万里长旅，一路经过复杂经验与反省思考，终于暂时恢复了灵性的完整与清静。这一回归自己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寻求“良质”，即东方哲学里的禅思，并用摩托车维修之道对其进行阐释而实现的。这便是本书名的由来。与此同时，书中还批评了西方世界的二分法或二元论，如人文与科技、精神与物质、神秘主义与机械论、艺术与工业、心灵与机械、东方与西方等相对意识。
8.《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98元）。本书是从横纵两个侧面对西方语言暴力进行的分析，分为五部分，汇编20余位法国学者的文章。知识分子通过语言暴力进入某个知识群体圈子，扬名立万，击败权威，为此他们在语言使用和表达形式方面不惜哗众取宠。他们自恃博学而自我感觉居高临下，不同于蒙氓；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文字、学术层面的一争高下，而会积极参与到社会斗争中，完成从思想理论的设计者到社会变革的实践者的转变，甚至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迫害。他们对当权者既抱有批判的态度，又心存主动结交的心思。而其介入政治的目的往往首先是打击学界的同行。因而当权者往往乐于鼓动他们之间的争论、笔战，以此为借口介入知识圈子，名正言顺地去为知识领域制定规则。
9.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79元）。奇葩说导师、得到App主理人刘擎讲透西方思想史。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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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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