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这个从宝兴“嫁”到彭州的小伙子，将彭州文化雕刻在千年的树根上
彭州电视台
我国民间流传“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
在众多乌木品类中，要数金丝楠乌木最为珍贵，虽经历数千年的碳化，但仍具有金丝楠木的特性——拥有独特的水浸纹理和光泽的金丝木纹，它是制作家具、文玩、根雕的上品之料。
巧合的是，彭妹妹前几天刚认识了一位金丝楠乌木根雕传承人，他把彭州历史文化与根雕艺术结合，让千年树根焕发光彩。
—— 跋山涉水
这个小伙不简单 ——
在隆丰街道双埝社区，一大早，一间堆满“朽木烂根”的屋子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殷波左手持雕刀，右手握铁槌，他要为客户赶制一件大型根雕摆件，没有图稿、没有描线，但一切“美好的形状”早已烂熟于心，坚硬的乌木在雕刀的撞击下飞出片片木屑，随后，一片荷叶的雏形慢慢显露，有纹、有筋、有韵……
在双埝社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从雅安市宝兴县“嫁”过来的小伙子雕刻“烂根根”非常厉害。
他就是殷波，2008年，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隆丰街道一个漂亮的姑娘，两人通过QQ交友谈心，慢慢地，丘比特之箭射中了他们的心。
2012年，这对有情人跨越宝兴和彭州的山水，喜结良缘。殷波随姑娘的意愿来彭州安家，开启了他们幸福甜蜜的生活。
跟随殷波一起来到彭州的，还有一大车的“烂树根”。
起初，村里人都很好奇，小伙子带这么多树根来做什么，但是不久后，小院里的“烂树根”摇身一变，变成了可爱的小动物、美丽的荷花、满脸沧桑的老者等艺术品，栩栩如生。
殷波的老家宝兴县，当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村里的老人就地取材，将被洪水冲下山的形态各异的老树根搬回家，经过冲洗、打磨，再根据树根的形态、纹理，巧借天然，因材造型，雕刻出既实用又好看的天然摆件，腐朽的树根顿时鲜活起来。
也在那时，化腐朽为神奇的匠心在幼小的殷波心中萌芽了。
2001年，17岁的殷波拜师芦山县工艺美术大师唐国虎，从此与根雕艺术结缘。
“从模仿开始，先从平面雕刻逐渐过渡到立体，先雕刻大体轮廓，再到局部细节，所有的关键还是在‘练’字。执刀的姿势很重要，不正确的操作会伤到自己，引发安全事故。”殷波说。
为打牢基本功，头两年，从早到晚，从春到秋，他就重复做一个动作，光是刻刀就雕坏两把，手磨出血泡那是常事。
殷波告诉彭妹妹：“山里的孩子苦点累点都不怕，最难忍受的是寂寞，一个人出门在外学艺，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与木头为伴，雕雕刻刻，时间久了，感觉自己都快成为一块冷冰冰的木头了。”
“有时真是不想干这行了，但回过头想，这些作品都是自己的孩子，心里非常不舍，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闻闻他们散发的香气，与他们说说话。其实，我知道，我们在相互牵挂，彼此不离。”殷波说。
经过十余年的磨砺，2013年，也就是殷波来到彭州的第二年，他在彭白路边自己的农家小院成立了“古木阁根艺工作室”，潜心从事金丝楠乌木根雕的艺术创作和销售。
至此，他在双埝社区成了远近闻名的手艺人。
—— 雕山刻水
只为美丽的彭州——
在彭州的8年，殷波游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深感彭州文化积淀厚重有力，于是，他将根雕艺术与古蜀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彭州元素的根雕作品，为宣传彭州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双埝社区离丹景山特别近，唐朝诗人杜甫特别钟情天彭牡丹，应著名诗人彭州刺史高适邀请，游丹景山赏牡丹，面对妍丽色殊的牡丹花，他诗兴大发，写了著名的牡丹诗《花底》。殷波听到这个故事后，创作出了根雕作品《丹霞缘》。
殷波说，创作期间，他查阅资料，多次来到丹景山寻找杜甫当年的足迹，他观察到，天彭牡丹天然野趣，回归自然。在这里，花草、溪水、峭壁交相辉映，俨然一幅妙趣横生的山水画。因此，这块树根的选择既要有大山的气势磅礴，也要有奇石嶙峋、悬崖绝壁的自然界的鬼斧神刀的雕刻之美，要尽量少雕琢，最大限度保存树根的原汁原味。半年后，《丹霞缘》创作完成。
近年来，殷波创作的带有彭州元素的根雕作品，得到了大家的喜欢，不论是摆在家里、公司、酒店等都非常“点睛”。他也总结出，根雕创作切忌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与文化、人们的生活相结合，创作出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才能被大家喜欢。
殷波注意到，近年来，彭州正大力发展民宿产业，他打算创造出更多具有彭州文化、特色鲜明、经济适用的根雕作品与民宿商家合作，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彭州，来彭州旅游。
https://t.cn/A6c9vxBl
彭州电视台
我国民间流传“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
在众多乌木品类中，要数金丝楠乌木最为珍贵，虽经历数千年的碳化，但仍具有金丝楠木的特性——拥有独特的水浸纹理和光泽的金丝木纹，它是制作家具、文玩、根雕的上品之料。
巧合的是，彭妹妹前几天刚认识了一位金丝楠乌木根雕传承人，他把彭州历史文化与根雕艺术结合，让千年树根焕发光彩。
—— 跋山涉水
这个小伙不简单 ——
在隆丰街道双埝社区，一大早，一间堆满“朽木烂根”的屋子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殷波左手持雕刀，右手握铁槌，他要为客户赶制一件大型根雕摆件，没有图稿、没有描线，但一切“美好的形状”早已烂熟于心，坚硬的乌木在雕刀的撞击下飞出片片木屑，随后，一片荷叶的雏形慢慢显露，有纹、有筋、有韵……
在双埝社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从雅安市宝兴县“嫁”过来的小伙子雕刻“烂根根”非常厉害。
他就是殷波，2008年，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隆丰街道一个漂亮的姑娘，两人通过QQ交友谈心，慢慢地，丘比特之箭射中了他们的心。
2012年，这对有情人跨越宝兴和彭州的山水，喜结良缘。殷波随姑娘的意愿来彭州安家，开启了他们幸福甜蜜的生活。
跟随殷波一起来到彭州的，还有一大车的“烂树根”。
起初，村里人都很好奇，小伙子带这么多树根来做什么，但是不久后，小院里的“烂树根”摇身一变，变成了可爱的小动物、美丽的荷花、满脸沧桑的老者等艺术品，栩栩如生。
殷波的老家宝兴县，当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村里的老人就地取材，将被洪水冲下山的形态各异的老树根搬回家，经过冲洗、打磨，再根据树根的形态、纹理，巧借天然，因材造型，雕刻出既实用又好看的天然摆件，腐朽的树根顿时鲜活起来。
也在那时，化腐朽为神奇的匠心在幼小的殷波心中萌芽了。
2001年，17岁的殷波拜师芦山县工艺美术大师唐国虎，从此与根雕艺术结缘。
“从模仿开始，先从平面雕刻逐渐过渡到立体，先雕刻大体轮廓，再到局部细节，所有的关键还是在‘练’字。执刀的姿势很重要，不正确的操作会伤到自己，引发安全事故。”殷波说。
为打牢基本功，头两年，从早到晚，从春到秋，他就重复做一个动作，光是刻刀就雕坏两把，手磨出血泡那是常事。
殷波告诉彭妹妹：“山里的孩子苦点累点都不怕，最难忍受的是寂寞，一个人出门在外学艺，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与木头为伴，雕雕刻刻，时间久了，感觉自己都快成为一块冷冰冰的木头了。”
“有时真是不想干这行了，但回过头想，这些作品都是自己的孩子，心里非常不舍，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闻闻他们散发的香气，与他们说说话。其实，我知道，我们在相互牵挂，彼此不离。”殷波说。
经过十余年的磨砺，2013年，也就是殷波来到彭州的第二年，他在彭白路边自己的农家小院成立了“古木阁根艺工作室”，潜心从事金丝楠乌木根雕的艺术创作和销售。
至此，他在双埝社区成了远近闻名的手艺人。
—— 雕山刻水
只为美丽的彭州——
在彭州的8年，殷波游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深感彭州文化积淀厚重有力，于是，他将根雕艺术与古蜀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彭州元素的根雕作品，为宣传彭州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双埝社区离丹景山特别近，唐朝诗人杜甫特别钟情天彭牡丹，应著名诗人彭州刺史高适邀请，游丹景山赏牡丹，面对妍丽色殊的牡丹花，他诗兴大发，写了著名的牡丹诗《花底》。殷波听到这个故事后，创作出了根雕作品《丹霞缘》。
殷波说，创作期间，他查阅资料，多次来到丹景山寻找杜甫当年的足迹，他观察到，天彭牡丹天然野趣，回归自然。在这里，花草、溪水、峭壁交相辉映，俨然一幅妙趣横生的山水画。因此，这块树根的选择既要有大山的气势磅礴，也要有奇石嶙峋、悬崖绝壁的自然界的鬼斧神刀的雕刻之美，要尽量少雕琢，最大限度保存树根的原汁原味。半年后，《丹霞缘》创作完成。
近年来，殷波创作的带有彭州元素的根雕作品，得到了大家的喜欢，不论是摆在家里、公司、酒店等都非常“点睛”。他也总结出，根雕创作切忌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与文化、人们的生活相结合，创作出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才能被大家喜欢。
殷波注意到，近年来，彭州正大力发展民宿产业，他打算创造出更多具有彭州文化、特色鲜明、经济适用的根雕作品与民宿商家合作，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彭州，来彭州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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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别！一绍兴籍巨星陨落】3月5日上午9点，著名编剧、戏剧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去世，享年92岁。沈老的儿子、导演沈雷在朋友圈告知了这一遗憾的消息。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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