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 于是今天聊一聊30年代，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威廉·福克纳。

与多斯帕索斯和斯坦贝克为同一年代的作家，前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革命性（他们嘶吼着为穷人发声），而福克纳这位出生于南方的作家把批判的对象上升为人性、宗教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枯竭。看福克纳的作品，我会感到从头到脚的寒冷，在《我弥留之际》中，得到的启示似乎是，人的拯救只有归于自己的阒寂，颇有点小乘佛教的韵味。

下图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去吧！摩西》（还好出得早，不然可要被译成《去吧！火焰》），几个我喜欢的封面。尤其是最老的那一版！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为何不把元的所有疆域都恢复过来？】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那些朝代，兴亡更替就像是繁华的春梦一样，留给后人看到的则是繁华过后的萧索，兴盛过的凄凉，古人曾经留下的历史只能从一些古籍，还有那些残垣断壁中探寻。

中国共经历了二十四个朝代，每个朝代都经历过兴衰，论史上朝代疆域版图之最，非元朝莫属，蒙古的铁骑横亘亚洲、直趋欧洲，打下了规模空前的版图。之后朱元璋率领农民义军揭竿而起灭了元朝。那么元朝灭亡之后，明朝为什么不把元朝的所有疆域都恢复过来呢？

01
元朝帝国马踏欧洲
元朝的建立最初源自于部落小王子铁木真的曲折童年经历。铁木真本是一个部落族长的儿子，后来父亲被毒死，留下了他们孤儿寡母苟且生存，铁木真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富贵与落魄，父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复仇的种子已经长在参天大树，他替父报仇之后，他变得野心勃勃，一举之下统一了蒙古，成为了成吉思汗。

蒙古军骁勇善战，周边的其他部族也不是善良之辈，在互相的倾压与侵略之下，最终蒙古胜出，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朝等政权都成为了成吉思汗的手下败将，在利益与野心的驱使下，成吉思汗继续西征，其征服足迹远抵东欧的黑海海滨。成吉思汗死后，经过了两代的子承父业，忽必烈雄起建立了元朝。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不满足于西征掠夺财富，眼前的南宋就是唾手可得的肥肉，灭了南宋之后，元朝变得财大气粗，有了扩张的本钱，元朝的疆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 蒙古铁蹄马踏欧洲，成为当之无愧的元朝帝国。但是元灭亡之后，明朝为什么不把元的所有疆域都恢复过来呢？原因有很多。

02
自南向北财力为本
我们先来看下朱元璋是从何地起义。朱元璋刚开始是投奔郭子兴的门下，逐渐成为一名文治武功的带头大哥，但是后来朱元璋感觉跟着郭子兴在濠州一带没什么出息，便自立山头南略定远。定远就是如今的安徽滁州一带，也就是朱元璋真正成气候是在安徽起家。

细数各朝的统一战争都是在北方雄起，而朱元璋却反向而为之，其原因要追溯到宋朝时期。宋朝别看经常遭受外敌入侵，但其国民经济相当发达，重文轻武是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繁荣的中原经济与文化仍然不可小觑，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在长江以南又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南方长江流域非常的富庶。

别的朝代统一战争由北而起，是重视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视中原文化为“正宗”，而朱元璋是个乞丐皇帝，没什么文化，更没什么本钱，想要统一江山就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因此他选择了自南向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他以财力为本，富庶的南方能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他才会有本钱打下江山。所以，没恢复元朝所有疆域是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03
收益递减不成正比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在位时的地图版块有点类似于宋朝时期的地图，当朱棣称帝之后，这个“天子守国门”的皇帝把领土进一步北推、西征，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置哈密卫， 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这也是明朝疆域最大的时期，从地图上看是从三面包围北方的蒙古。

朱棣也曾五次亲征蒙古，把蒙古打得四分五裂，最后蒙古分为了鞑靼和瓦剌，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亦集乃之战” 鞑靼阿台汗兵马被全歼，瓦剌后来也一路西逃，但是最终也没有把元朝所有的疆域恢复过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收益递减”。

无论哪个朝代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国都为中心，朱元璋最初以南京作为国都时，江南一带就更加的繁华，而朱棣把国都迁到北京，疆域也随之扩大，以北京为中心向外扩展，疆土的扩大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也在增加，越往外扩张负担越大，面子上看国土面积增加了，而实际上的收益却在递减，试想边境地区怎能比得上中原经济的发达与繁华呢？当收益与付出不成正比时，明朝没有选择恢复元朝所有疆域。

04
尾大不掉吸取教训
回过头来再看下元朝当时的统治情况。元朝是能征善战的蒙古铁骑打下来的江山，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就是擅长打仗，铁骑有着较强的机动性，再加上他们常年吃牛羊肉，在大漠风沙的恶劣环境中成长，体格非常健壮，这就是元朝帝国建立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他们的最大优势。

蒙古铁骑走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元朝迅速扩大了自己的疆域版图，可谓是强盛一时，但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只知道打江山而不会管江山。元朝虽然是历史上最大的疆域版图，但国祚却非常的短，仅有97年之久，国土疆域广却尾大不掉，大到鞭长莫及的程度时自然会灭亡。

元朝不会治理天下，而明朝会，毕竟是汉人的基因，以中原文化为根本就是最大的倚仗，在管理上要比元朝“先进”得多。明朝不想出现元朝尾大不掉的情况，所以知足而返，在自己能领导的范围内扩张领土，超过范围外的则不去肖想，人家对自己的实力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为何明朝能统治二百七十多年的原因。

所以，明朝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不是没实力恢复元朝的疆域，而是清楚地认识到，过大的疆域未必是好事，即使攻占下来，没有时间打理一样会被人家抢走，最后成为人家的领土，自己还损失了人口。“人口同化”一样是经营国家的一种手段，当初留在西域、欧洲一带的蒙古人，后来与当地的百姓融为了一体就是最好的例子。

05
小结
因此，元朝灭亡之后，明朝没有把元朝所有疆域恢复过来是有理由的，首先是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撑，其次是收益递减不值得，最后是尾大不掉、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朝的管理是非常明智的，并不以侵占为统治资本，重在经营，可有可无的疆域没必要去恢复。

元朝是个强悍的帝国，但缺乏经营管理国家经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拥有了最大的版图却没有那么长的国祚。而明朝则是审时度势，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争取利益最大化。

参考资料：《人月圆·山中书事》《元史》《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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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