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将魏尚大破匈奴，当他的捷报传到首都长安后，汉文帝却勃然大怒:“可恨，将魏尚抓起来问罪！”原来，魏尚报上来的斩获敌首数量比有司复核的数量多了6颗，汉文帝刘恒为此大为光火。
群臣认为，魏尚任云中太守期间，多次与匈奴作战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仅因多报了六颗首级就免官下狱，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汉文帝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替他求情。郎中署长冯唐，就是云中一带的人，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被关进了大牢，也十分焦急，希望寻机替他鸣冤。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天汉文帝乘车从冯唐身边经过，见他白发苍苍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忍不住问:“你是哪里人啊？”
冯唐连忙答道:“臣冯唐是代人。”
汉文帝大喜:“哈哈，原来是代国父老啊！”刘恒8岁就被封为代王，居国15之久，直到23岁才回到长安即皇帝位，因此碰到代国人觉得格外亲切，谈兴大增:“朕做代王时，伺候我的尚食监总对我说，赵国名将李齐十分善战，曾在巨鹿一带打过大胜仗。搞得朕每次吃饭时满脑子都是巨鹿。老乡你可知道此人？”
冯唐一听暗想:营救魏尚的时机来了！他对汉文帝说:“李齐之才，远不如廉颇、李牧。”
汉文帝感到十分惊奇，探着身体问道:“为何这么说？”
冯唐说:“老臣的祖父曾是赵国将军，与李牧颇有交情。而老臣的父亲曾做过代国之相，与李齐同朝为官。所以臣对这两位将军十分熟悉。”
汉文帝对这些前朝名将神往已久，没想到眼前这个老头居然和他们颇有渊源，惊喜之余也感慨不已，拍着大腿说:“哎，为何偏偏朕得不到这样的良将，不然匈奴何足为患！可惜啊可惜！”
不料冯唐却说:“即便陛下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也不能用他们！”一句话把天儿聊死。
汉文帝莫名其妙地被当众顶了这么一句，顿时火冒三丈，怒斥一声:“放肆！”挥手催动辇车回宫去了。冯唐望着御辇离去，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汉文帝回到宫中气闷了好半天才缓过来，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不然冯唐这老家伙怎敢当众如此放肆？于是命人把冯唐叫来，面带愠色地问道:“你有什么话不能找个背静之处说吗，非要当众羞辱于朕？”
冯唐老态龙钟地跪伏在地，连连谢罪:“老臣粗鄙，不识礼数，请陛下恕罪。”
汉文帝见他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气便消了大半，说话语气缓和了许多:“冯公为何说我即便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用他们呢？”挥手让他起来答话。
冯唐从容不迫地说:“老臣听说在上古之时，君主跪着为出征的大将推车送行，并告诉他:‘国门以内的事寡人来处理，国门以外的事就全部交给将军您了！征战赏罚，由您决定。’这不是一句空话。”
“臣听祖父说，李牧为赵孝成王守边之时，当地的赋税都留作军用，由李牧支配，不必上交，只要能打胜仗就行。正是因为赵王放开手让李牧尽情施展才能，赵国才得以北逐匈奴，东破东胡，西抑强秦，南拒韩魏，成为强国。”
“可是赵孝成王去世后，新君听信谗言，杀死李牧，只过了三个月便被秦国所灭。实在是太可叹了！”
冯唐说到这儿，特意看了看汉文帝的表情，见他很认同自己话，便继续说道:“魏尚做云中太守，便是效仿李牧之法，把军市所获之利全部分给士兵。并且拿出自己俸禄，每隔五天买一头牛杀掉分给士兵吃。因此，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奋勇杀敌。当此之时，陛下没给他额外的封赏，如今却因为首级数目有点差错，便将他下狱治罪。臣认为，陛下之法太严，赏太轻，罚太重！”
冯唐再次跪在地上，恳切地说:“因此，臣冒死一言，即便陛下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用他们！臣……臣非议圣上，自知万死，然望陛下察臣之言，赦魏尚之罪！”
汉文帝赞同冯唐的观点，尤其赞赏他胆识过人，非但不怪罪，反而高兴地说:“若非你这番话，朕险些失去一员良将。你何罪之有啊？快快请起。”随即提拔冯唐为车骑都尉，持节去赦免魏尚，将他官复原职。
汉文帝十分厌恶冒功领赏的行为，因此听了有司的汇报后大为震怒，对魏尚的处罚偏重。其实，即便再有才干的将领，也有一些缺点，会犯错误，给予适当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假如责之过苛，便会令人放不开手脚，甚至令贤才寒心。年轻的汉文帝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假如冯唐直接劝谏，年轻气盛的汉文帝可能会固执己见，非但达不到营救魏尚的目的，还容易起反作用。因此冯唐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直到汉文帝主动问起他时，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故意激怒汉文帝，以引起他的注意和好奇，然后说明原委。如此一来，显得水到渠成，十分自然。事实证明，冯唐的策略是正确的。
冯唐没有一上来就替魏尚鸣冤，而是以史实为例证，使得汉文帝对他的话十分信服。最后，他建议汉文帝应该“不以一眚掩大德”，不能因小错罢免大将，汉文帝自然也就愿意接纳他的谏言，非但不追究他的顶撞之罪，反而厚予封赏。
汉文帝喜得良将，魏尚官复原职，冯唐加官进爵，皆大欢喜——正是由于冯唐善于选择时机，处事灵活睿智，有胆有识，才取得对三方都有利的结果。
（来源：大唐文史局）#历史##历史人物#
群臣认为，魏尚任云中太守期间，多次与匈奴作战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仅因多报了六颗首级就免官下狱，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汉文帝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替他求情。郎中署长冯唐，就是云中一带的人，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被关进了大牢，也十分焦急，希望寻机替他鸣冤。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天汉文帝乘车从冯唐身边经过，见他白发苍苍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忍不住问:“你是哪里人啊？”
冯唐连忙答道:“臣冯唐是代人。”
汉文帝大喜:“哈哈，原来是代国父老啊！”刘恒8岁就被封为代王，居国15之久，直到23岁才回到长安即皇帝位，因此碰到代国人觉得格外亲切，谈兴大增:“朕做代王时，伺候我的尚食监总对我说，赵国名将李齐十分善战，曾在巨鹿一带打过大胜仗。搞得朕每次吃饭时满脑子都是巨鹿。老乡你可知道此人？”
冯唐一听暗想:营救魏尚的时机来了！他对汉文帝说:“李齐之才，远不如廉颇、李牧。”
汉文帝感到十分惊奇，探着身体问道:“为何这么说？”
冯唐说:“老臣的祖父曾是赵国将军，与李牧颇有交情。而老臣的父亲曾做过代国之相，与李齐同朝为官。所以臣对这两位将军十分熟悉。”
汉文帝对这些前朝名将神往已久，没想到眼前这个老头居然和他们颇有渊源，惊喜之余也感慨不已，拍着大腿说:“哎，为何偏偏朕得不到这样的良将，不然匈奴何足为患！可惜啊可惜！”
不料冯唐却说:“即便陛下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也不能用他们！”一句话把天儿聊死。
汉文帝莫名其妙地被当众顶了这么一句，顿时火冒三丈，怒斥一声:“放肆！”挥手催动辇车回宫去了。冯唐望着御辇离去，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汉文帝回到宫中气闷了好半天才缓过来，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不然冯唐这老家伙怎敢当众如此放肆？于是命人把冯唐叫来，面带愠色地问道:“你有什么话不能找个背静之处说吗，非要当众羞辱于朕？”
冯唐老态龙钟地跪伏在地，连连谢罪:“老臣粗鄙，不识礼数，请陛下恕罪。”
汉文帝见他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气便消了大半，说话语气缓和了许多:“冯公为何说我即便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用他们呢？”挥手让他起来答话。
冯唐从容不迫地说:“老臣听说在上古之时，君主跪着为出征的大将推车送行，并告诉他:‘国门以内的事寡人来处理，国门以外的事就全部交给将军您了！征战赏罚，由您决定。’这不是一句空话。”
“臣听祖父说，李牧为赵孝成王守边之时，当地的赋税都留作军用，由李牧支配，不必上交，只要能打胜仗就行。正是因为赵王放开手让李牧尽情施展才能，赵国才得以北逐匈奴，东破东胡，西抑强秦，南拒韩魏，成为强国。”
“可是赵孝成王去世后，新君听信谗言，杀死李牧，只过了三个月便被秦国所灭。实在是太可叹了！”
冯唐说到这儿，特意看了看汉文帝的表情，见他很认同自己话，便继续说道:“魏尚做云中太守，便是效仿李牧之法，把军市所获之利全部分给士兵。并且拿出自己俸禄，每隔五天买一头牛杀掉分给士兵吃。因此，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奋勇杀敌。当此之时，陛下没给他额外的封赏，如今却因为首级数目有点差错，便将他下狱治罪。臣认为，陛下之法太严，赏太轻，罚太重！”
冯唐再次跪在地上，恳切地说:“因此，臣冒死一言，即便陛下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用他们！臣……臣非议圣上，自知万死，然望陛下察臣之言，赦魏尚之罪！”
汉文帝赞同冯唐的观点，尤其赞赏他胆识过人，非但不怪罪，反而高兴地说:“若非你这番话，朕险些失去一员良将。你何罪之有啊？快快请起。”随即提拔冯唐为车骑都尉，持节去赦免魏尚，将他官复原职。
汉文帝十分厌恶冒功领赏的行为，因此听了有司的汇报后大为震怒，对魏尚的处罚偏重。其实，即便再有才干的将领，也有一些缺点，会犯错误，给予适当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假如责之过苛，便会令人放不开手脚，甚至令贤才寒心。年轻的汉文帝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假如冯唐直接劝谏，年轻气盛的汉文帝可能会固执己见，非但达不到营救魏尚的目的，还容易起反作用。因此冯唐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直到汉文帝主动问起他时，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故意激怒汉文帝，以引起他的注意和好奇，然后说明原委。如此一来，显得水到渠成，十分自然。事实证明，冯唐的策略是正确的。
冯唐没有一上来就替魏尚鸣冤，而是以史实为例证，使得汉文帝对他的话十分信服。最后，他建议汉文帝应该“不以一眚掩大德”，不能因小错罢免大将，汉文帝自然也就愿意接纳他的谏言，非但不追究他的顶撞之罪，反而厚予封赏。
汉文帝喜得良将，魏尚官复原职，冯唐加官进爵，皆大欢喜——正是由于冯唐善于选择时机，处事灵活睿智，有胆有识，才取得对三方都有利的结果。
（来源：大唐文史局）#历史##历史人物#
#春明旧俗# 【北京人娶妻的礼节】作者：老北京
晨报 > 1924-12-26
（五）犯相
北京的婚礼中有一部最有势力的宪法，无论什么任，什么时候，婚事进行道某一种程度，只要一和他的条文抵触，没有不立刻烟消云散的。这部宪法并不曾经过宪法会议公布，但是家谕户晓，没有任不知道。我可以先把他的权威呢写在下面：
“从来白马怕青牛，
羊鼠相逢一旦休。
蛇见猛虎如刀断，
猪见猿猴不到头。
龙见兔儿云端去，
金鸡见犬泪交流。”
这个歌诀所说的婚事叫作“犯相”，又叫作“断头婚”。凡是在歌诀中称为一对的男女，婚事是玩不能做成。比如午年生人属“马”，和未[丑]年生人属“牛”的一男一女，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婚。巳年生人属“蛇”，和寅年生人属“虎”的也无论如何不能定婚。议婚中的男女若犯了这个歌诀中的一条，不管两造怎们合意，立刻就要中止进行。这种情形普通叫作“犯大相”，是犯大忌讳的。不过，此事最易察觉，在提说之始，男女年龄便可发现，此刻作为罢论，婚事谈判即无从起始。
晨报 > 1924-12-26
（五）犯相
北京的婚礼中有一部最有势力的宪法，无论什么任，什么时候，婚事进行道某一种程度，只要一和他的条文抵触，没有不立刻烟消云散的。这部宪法并不曾经过宪法会议公布，但是家谕户晓，没有任不知道。我可以先把他的权威呢写在下面：
“从来白马怕青牛，
羊鼠相逢一旦休。
蛇见猛虎如刀断，
猪见猿猴不到头。
龙见兔儿云端去，
金鸡见犬泪交流。”
这个歌诀所说的婚事叫作“犯相”，又叫作“断头婚”。凡是在歌诀中称为一对的男女，婚事是玩不能做成。比如午年生人属“马”，和未[丑]年生人属“牛”的一男一女，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婚。巳年生人属“蛇”，和寅年生人属“虎”的也无论如何不能定婚。议婚中的男女若犯了这个歌诀中的一条，不管两造怎们合意，立刻就要中止进行。这种情形普通叫作“犯大相”，是犯大忌讳的。不过，此事最易察觉，在提说之始，男女年龄便可发现，此刻作为罢论，婚事谈判即无从起始。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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