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2021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终评会召开】10月15日，2021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评审委员会会议（终评会）在宁召开，按照把好导向关、选出好作品、评出公信力的要求，评选出拟获奖作品13种。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共同举办，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本届大赛经属地管理部门审核报送，共收到5个设区市9家网站的64部作品，申报作品中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占比94%，其中7部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选题，作者中包括省作协及以上会员23人。终评委由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省作协、省内高校、出版系统等方面专家组成。https://t.cn/A6Mltc8k
《九王夺嫡》，郑小悠、橘玄雅、夏天合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悠乃是北大历史系博士，没想到还能撰写通俗性的畅销书，她的《年羹尧之死》一版再版，获得广泛好评，几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到湖南参加“文化下乡”活动，因此知道她对于清史如数家珍。而今她的这部新作谈的仍然是清代有名掌故，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别开生面，确非易事，非有超强之信心者，绝不敢为。
郑老师也在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康雍之际争夺皇位的故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以此话题再创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选择，因为相关研究太多，极难写出新意，她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就反复告诉她：“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
正因为导师的告诫，使得郑老师虽然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撰写，后来得到两位挚友加盟赞襄，才让她开始动笔。她介绍橘玄雅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都有研究，同时夏天对康雍史很谂熟，这样的三人组合，真可谓强强强联手。
本书的章节不标回次，只列出每节的名称，比如第一节名为“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该节谈到了雍正帝继位伊始，社会就流传小道消息，称其得位不正，由此而引发了曾静案。乾隆帝继位后将其父亲自编撰的辨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板禁绝，由此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孟森提出的“清初三大疑案”中，其中之一就是“世宗入承大统”，本书谈论的正是康熙的九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故事。
书中谈到了中国古代实行的主要是储子均分遗产制，在民间传统中，继承财产时兄长与弟弟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兄长还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弟弟读书等等，但帝王之家不同，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时有发生。郑老师认为，皇储之争并非是每个皇子都愿意做的事，想躲清闲也绝非易事：“从主观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如此，“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这正如“周公恐惧流言日”，自辨清白何其之难，而郑老师给出的条件不仅这一点，她还列出了另外三条，以此说明人在樊笼中，不争都不行。
那么，郑老师是如何解读九子夺谪之事呢？她把此事的肇始原因归结在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文中提及玄烨共有35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有24个，皇帝教子的特点可归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玄烨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以此表明他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然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实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他的庶子们在军事政治上各显其能。康熙原本的目的是想打压五旗诸王势力，但他没有想到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会让这些皇子们野心勃勃。故郑老师总结说：“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郑老师逐一讲述了九王各自的情况和性格特点，接下来讲述玄烨在临终前究竟让哪位皇子来继承大统的谜案。此前我读到过一些史料，但几乎每种史料的真伪性都会遭到不同的质疑。关于玄烨驾崩后的情形，我在马国贤所著《清廷十三年中》看到过大段的细节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京城的气氛是何等之紧张。
胤禛继位后的三四年，他先后清理了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皇子身边的太监侍从等也被发配到边地，这些人在前往戍所时，沿途讲述宫廷秘闻。因为是被处罚者，想来这些人的所讲都是说胤禛如何弑父夺位，然后再残杀兄弟，当时湖南大山里的一位名叫曾静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听闻到相关故事，而他原本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推翻清政权。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前往西安，劝说岳飞二十一世孙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然其未成想到，岳钟琪举报了此事。
关于皇帝驾崩前的传位问题，曾静听到的版本是：皇帝下令传位给允禵，同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隆科多隐匿了圣旨，圣祖驾崩后，隆科多矫召宣布由四阿哥胤禛继位。曾静被抓后，胤禛对这类说法一律斥为诽谤诋毁，于是才有了《大义觉迷录》。郑老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玄烨病危之时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她引用了《实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同时说，雍正所修《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玄烨驾崩已经二十年，郑老师引用了《实录》的记载后指出：“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诸多的蛛丝马迹，均可指认胤禛继位确实有问题，当时胤禛抵达畅春园时，皇帝已向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了继承人选之事，胤禛并未亲耳听到过，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等七位皇子，同时还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郑老师说：“隆科多作为唯一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郑老师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列出不同的说法，同时给出合理的猜测，她究竟在文中给没给出相应的结论呢？只能请读者自己去享受发现的快乐。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悠乃是北大历史系博士，没想到还能撰写通俗性的畅销书，她的《年羹尧之死》一版再版，获得广泛好评，几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到湖南参加“文化下乡”活动，因此知道她对于清史如数家珍。而今她的这部新作谈的仍然是清代有名掌故，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别开生面，确非易事，非有超强之信心者，绝不敢为。
郑老师也在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康雍之际争夺皇位的故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以此话题再创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选择，因为相关研究太多，极难写出新意，她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就反复告诉她：“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
正因为导师的告诫，使得郑老师虽然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撰写，后来得到两位挚友加盟赞襄，才让她开始动笔。她介绍橘玄雅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都有研究，同时夏天对康雍史很谂熟，这样的三人组合，真可谓强强强联手。
本书的章节不标回次，只列出每节的名称，比如第一节名为“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该节谈到了雍正帝继位伊始，社会就流传小道消息，称其得位不正，由此而引发了曾静案。乾隆帝继位后将其父亲自编撰的辨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板禁绝，由此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孟森提出的“清初三大疑案”中，其中之一就是“世宗入承大统”，本书谈论的正是康熙的九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故事。
书中谈到了中国古代实行的主要是储子均分遗产制，在民间传统中，继承财产时兄长与弟弟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兄长还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弟弟读书等等，但帝王之家不同，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时有发生。郑老师认为，皇储之争并非是每个皇子都愿意做的事，想躲清闲也绝非易事：“从主观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如此，“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这正如“周公恐惧流言日”，自辨清白何其之难，而郑老师给出的条件不仅这一点，她还列出了另外三条，以此说明人在樊笼中，不争都不行。
那么，郑老师是如何解读九子夺谪之事呢？她把此事的肇始原因归结在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文中提及玄烨共有35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有24个，皇帝教子的特点可归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玄烨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以此表明他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然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实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他的庶子们在军事政治上各显其能。康熙原本的目的是想打压五旗诸王势力，但他没有想到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会让这些皇子们野心勃勃。故郑老师总结说：“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郑老师逐一讲述了九王各自的情况和性格特点，接下来讲述玄烨在临终前究竟让哪位皇子来继承大统的谜案。此前我读到过一些史料，但几乎每种史料的真伪性都会遭到不同的质疑。关于玄烨驾崩后的情形，我在马国贤所著《清廷十三年中》看到过大段的细节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京城的气氛是何等之紧张。
胤禛继位后的三四年，他先后清理了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皇子身边的太监侍从等也被发配到边地，这些人在前往戍所时，沿途讲述宫廷秘闻。因为是被处罚者，想来这些人的所讲都是说胤禛如何弑父夺位，然后再残杀兄弟，当时湖南大山里的一位名叫曾静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听闻到相关故事，而他原本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推翻清政权。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前往西安，劝说岳飞二十一世孙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然其未成想到，岳钟琪举报了此事。
关于皇帝驾崩前的传位问题，曾静听到的版本是：皇帝下令传位给允禵，同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隆科多隐匿了圣旨，圣祖驾崩后，隆科多矫召宣布由四阿哥胤禛继位。曾静被抓后，胤禛对这类说法一律斥为诽谤诋毁，于是才有了《大义觉迷录》。郑老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玄烨病危之时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她引用了《实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同时说，雍正所修《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玄烨驾崩已经二十年，郑老师引用了《实录》的记载后指出：“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诸多的蛛丝马迹，均可指认胤禛继位确实有问题，当时胤禛抵达畅春园时，皇帝已向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了继承人选之事，胤禛并未亲耳听到过，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等七位皇子，同时还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郑老师说：“隆科多作为唯一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郑老师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列出不同的说法，同时给出合理的猜测，她究竟在文中给没给出相应的结论呢？只能请读者自己去享受发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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