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改名为Meta#【脸书“换脸”引质疑，品牌重建何含义】心的重申，Facebook正式更名为Meta，前者自此成为了后者的子公司。
不仅是外界，就连扎克伯格自己都知道这次更名的时机显得可疑。在过去几周里，由于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向媒体泄露了公司内部文件，导致Facebook在企业道德层面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批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Facebook没少因为数据和反垄断问题而成为众矢之的，如今，它或许又一次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科技公司，而在年轻人的眼中，这个社交品牌似乎已经进一步变质。因此，对于许多批评人士来说，将公司品牌和扎克伯格与Facebook这个名字划清界限被视为了一种逃避策略。
在福布斯撰稿人、危机管理与沟通专家顾问Edward Segal看来，Facebook更名就是一个转移人们对受到负面舆论评价而面临危机的组织的注意力的典型案例：比如扎克伯格表示更名是为了“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打造什么……构建社交媒体应用将永远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但现在，我们的品牌与某一种产品紧密相连，后者不可能代表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更不用说未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我们被视为一家元宇宙公司。我想把我们的工作和的身份定位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东西上。”
美国的策略传播机构Reputation Partners副总裁Michael Grimm则表示，“在国会、举报人、媒体和广大公众对Facebook、Instagram及其它社交媒体网站可能对其数十亿用户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严格审查之时，Facebook宣布自己正计划用一个新名字来重新打造公司，这么做对它来说确是一个方便之举。这很有趣，因为这是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营销策略。”
Michael Grimm指出，引入一个新的公司名字，让它作为一个母公司来监督Instagram、WhatsApp、Oculus，Facebook等子公司，有助于将负面舆论转移到各个具体的业务部门身上，同时努力保持公司整体的新名称免遭指责和负面声誉影响。“这就像谷歌创建Alphabet时的情况。扎克伯格和采取了新名字的公司需要证明的是，更名不是为了摆脱Facebook深陷的舆论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明显的危机公关策略，而是符合其对‘这一转变是为了重塑品牌’的解释，并能为消费者和股东带来真正的价值。”
“他们应该考虑更换一些重量级的高管，并投资外部机构来审查和监督其变化。这样做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在改善自身形象和追求其真正主张的事物方面是认真的。”美国商业咨询机构The Pedowitz Group的主席兼CEO Jeff Pedowitz表示。
针对外界的质疑，扎克伯格在接受The Verge采访时进行了反驳。他表示，“（更名的想法）早在这一轮负面消息出现前就存在了。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尽管有些人可能想建立一种联系，但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就像现在这种舆论环境，我倒不认为适合引入新品牌。（在品牌识别方面）人们认为我们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通过科技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不管各方观点之间的分歧如何，企业责任已经是Facebook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单纯的品牌重塑则无法帮助其逃避企业责任，因为在新的数字社会和经济中，责任是品牌的支点。然而，在平台经济中，企业很容易忽视责任。就像在鱼市里一样，每个消费者会自己决定是否与摊贩进行交易，但他们也许一开始并不知道鱼是否有问题，除非他们细心观察到了鱼的异状，或闻到了鱼的异味，又或者因为经常下厨而拥有了和鱼相关的详细知识，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则可能会先选择相信摊贩和整个鱼市的运营方——鱼是不是真的新鲜？是不是真的是卖方所标榜的那种鱼？很多时候，所谓的“真实”其实是对方所告知的“真实”。当然，一旦消费者认为自己受骗了，那就不会再光顾原来的摊贩和市场了。
因此，若想让整个“市场”长期繁荣下去，并维持自身作为技术提供方的价值，Facebook就必须以积极、透明的态度和方式对平台上的所有人更加负责。对数字经济中的领导者来说，透明度愈发重要。除了eBay和Etsy等平台通过解决透明度缺乏的问题而在品控方面获益，Airbnb也认识到了这对包括租户、房东、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等在内的整个平台生态的重要性。不过，在facebook这样一个主要销售观点、信仰、想法和生活的地方，对复杂数据和不同观点的处理要困难得多。
作为市场的所有者，Facebook必须像看待产品一样看待信息。其必须对不真实内容、虚假陈述和掠夺性行为负责。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体验和观点，而Facebook卖给消费者的正是时间、想法、表达或者通往他人生活的窗口。它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否则就不应该靠此赚钱。
虽然一直在为Facebook辩护，但扎克伯格也意识到了该公司所要负担的社会责任日益沉重。他在公开信中表示，“从元宇宙开始建立的第一天起，隐私和安全就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放标准和相互操作性也是如此。这不仅要求我们开展新的技术性工作，还需要新的治理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构建起一个让更多人可以受益的生态系统——不仅是作为消费者受益，而且还作为创造者受益。”
目前尚不清楚更名能否达到扎克伯格的目标，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Facebook所面对的不仅是新的社交媒体竞争对手和虎视眈眈的政府监管机构，还有认为其核心应用不再时髦的新一代潜在用户。元宇宙为扎克伯格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至于后续发展如何，则有待观察。https://t.cn/A6MsP9db
不仅是外界，就连扎克伯格自己都知道这次更名的时机显得可疑。在过去几周里，由于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向媒体泄露了公司内部文件，导致Facebook在企业道德层面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批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Facebook没少因为数据和反垄断问题而成为众矢之的，如今，它或许又一次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科技公司，而在年轻人的眼中，这个社交品牌似乎已经进一步变质。因此，对于许多批评人士来说，将公司品牌和扎克伯格与Facebook这个名字划清界限被视为了一种逃避策略。
在福布斯撰稿人、危机管理与沟通专家顾问Edward Segal看来，Facebook更名就是一个转移人们对受到负面舆论评价而面临危机的组织的注意力的典型案例：比如扎克伯格表示更名是为了“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打造什么……构建社交媒体应用将永远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但现在，我们的品牌与某一种产品紧密相连，后者不可能代表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更不用说未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我们被视为一家元宇宙公司。我想把我们的工作和的身份定位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东西上。”
美国的策略传播机构Reputation Partners副总裁Michael Grimm则表示，“在国会、举报人、媒体和广大公众对Facebook、Instagram及其它社交媒体网站可能对其数十亿用户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严格审查之时，Facebook宣布自己正计划用一个新名字来重新打造公司，这么做对它来说确是一个方便之举。这很有趣，因为这是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营销策略。”
Michael Grimm指出，引入一个新的公司名字，让它作为一个母公司来监督Instagram、WhatsApp、Oculus，Facebook等子公司，有助于将负面舆论转移到各个具体的业务部门身上，同时努力保持公司整体的新名称免遭指责和负面声誉影响。“这就像谷歌创建Alphabet时的情况。扎克伯格和采取了新名字的公司需要证明的是，更名不是为了摆脱Facebook深陷的舆论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明显的危机公关策略，而是符合其对‘这一转变是为了重塑品牌’的解释，并能为消费者和股东带来真正的价值。”
“他们应该考虑更换一些重量级的高管，并投资外部机构来审查和监督其变化。这样做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在改善自身形象和追求其真正主张的事物方面是认真的。”美国商业咨询机构The Pedowitz Group的主席兼CEO Jeff Pedowitz表示。
针对外界的质疑，扎克伯格在接受The Verge采访时进行了反驳。他表示，“（更名的想法）早在这一轮负面消息出现前就存在了。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尽管有些人可能想建立一种联系，但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就像现在这种舆论环境，我倒不认为适合引入新品牌。（在品牌识别方面）人们认为我们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通过科技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不管各方观点之间的分歧如何，企业责任已经是Facebook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单纯的品牌重塑则无法帮助其逃避企业责任，因为在新的数字社会和经济中，责任是品牌的支点。然而，在平台经济中，企业很容易忽视责任。就像在鱼市里一样，每个消费者会自己决定是否与摊贩进行交易，但他们也许一开始并不知道鱼是否有问题，除非他们细心观察到了鱼的异状，或闻到了鱼的异味，又或者因为经常下厨而拥有了和鱼相关的详细知识，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则可能会先选择相信摊贩和整个鱼市的运营方——鱼是不是真的新鲜？是不是真的是卖方所标榜的那种鱼？很多时候，所谓的“真实”其实是对方所告知的“真实”。当然，一旦消费者认为自己受骗了，那就不会再光顾原来的摊贩和市场了。
因此，若想让整个“市场”长期繁荣下去，并维持自身作为技术提供方的价值，Facebook就必须以积极、透明的态度和方式对平台上的所有人更加负责。对数字经济中的领导者来说，透明度愈发重要。除了eBay和Etsy等平台通过解决透明度缺乏的问题而在品控方面获益，Airbnb也认识到了这对包括租户、房东、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等在内的整个平台生态的重要性。不过，在facebook这样一个主要销售观点、信仰、想法和生活的地方，对复杂数据和不同观点的处理要困难得多。
作为市场的所有者，Facebook必须像看待产品一样看待信息。其必须对不真实内容、虚假陈述和掠夺性行为负责。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体验和观点，而Facebook卖给消费者的正是时间、想法、表达或者通往他人生活的窗口。它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否则就不应该靠此赚钱。
虽然一直在为Facebook辩护，但扎克伯格也意识到了该公司所要负担的社会责任日益沉重。他在公开信中表示，“从元宇宙开始建立的第一天起，隐私和安全就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放标准和相互操作性也是如此。这不仅要求我们开展新的技术性工作，还需要新的治理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构建起一个让更多人可以受益的生态系统——不仅是作为消费者受益，而且还作为创造者受益。”
目前尚不清楚更名能否达到扎克伯格的目标，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Facebook所面对的不仅是新的社交媒体竞争对手和虎视眈眈的政府监管机构，还有认为其核心应用不再时髦的新一代潜在用户。元宇宙为扎克伯格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至于后续发展如何，则有待观察。https://t.cn/A6MsP9db
因为想成为更优秀的人 所以要承担更多的压力 这些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没时间睡觉也好 事情太多也好 连轴转也好 虽然很累却也充实着[玉兔]
希望能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做到 甚至是做好 不要害怕难或者不要以为简单的就一定能做好 一开始兴致勃勃 最后互相推诿 这种结局谁都不想看到 我想这个道理其他人也应该懂得 吧
希望能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做到 甚至是做好 不要害怕难或者不要以为简单的就一定能做好 一开始兴致勃勃 最后互相推诿 这种结局谁都不想看到 我想这个道理其他人也应该懂得 吧
康德美之形式的内涵
康德认为通过知性范畴之殊化而得到的经验性知识命题的总和，总是极大地丰富和偶然的，而它们要被有意义地观察和理解，亦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必须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统一性体系之中并通过其“检验”。简言之，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是特殊的经验性法则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则的“试金石”，据此凡是不适应此系统性原理的经验性法则都是不正确或者是“有缺陷的”⑦。而作为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康德认为它既非来自实践理性(因为实践理性与经验领域完全无关)，也非来自知性(因为知性只能通过范畴的感性化来提供特殊的自然法则)，而是来自于判断力。但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原理，因为它用来统摄特殊直观的普遍规则要么来自知性，要么来自理性。由此康德认为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原理只能来自于反思性的判断力。但这条原理是人们为了联结自然给出的那些特殊的经验性法则，即为了反思自然或从整体上达到理解自然的目的，而自己设想出来并将其加到自然之上的一条主观的原则(因而不能为自然带来任何客观的知识)，故康德又将其称为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但从其作为知识之为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根据来说，它又必然是一条先验的原则。事实上，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关系已通过理性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探讨，康德在那里认为理性理念即有关“知识整体的形式的理念”⑧，作为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具有范导性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和必然性。但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结果上显示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表象对于自然之统一性认识的帮助，而还没有从其先天基础或内在根据方面来“追根溯源”。直到第三批判，康德才将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归结为判断力的先天“成就”，明确提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反思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并且指出这条原则无论对于知识(目的论自然)还是审美来说都不可或缺。对此，H.W.卡斯拉(H.W.Cassirer)指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被归之于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在第三批判中则被归结为判断力之先天能力的成就。“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首先得要注意到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把这条原理……归之于理性，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⑨
在康德看来，如果有关知识的目的论判断是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客观(逻辑)运用，那么有关审美的鉴赏判断则是对这条原则的主观(感性)运用，前者所体现的是自然的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自然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正因为如此，审美判断才必然与主体愉悦或不悦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目的论判断则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特征。这是因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意味着对象只是符合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而不涉及到对象与一个概念的关系。而鉴赏判断便是想象力与知性不根据确定的概念而产生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而对于这种心灵状态的反思或意识本身就是愉悦的情感。而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则涉及到特殊的自然法则与自然的目的概念是否相一致的问题，而主体永远都无法确证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对于特殊的自然法则来说便只具有范导性的作用，而无建构性的功能，即目的论判断并不“建构”起认识对象。但审美判断却与之不同，即尽管它并不建构起对象，但却因“建构”起人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而可能。只是这种“建构”并非通过客观概念来达成，而是通过判断力先天原则的主观运用来“造就”“美”或鉴赏。那么这种主观的“造就”如何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说作为美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如何能够普遍地传达？而这便构成了鉴赏判断之先验演绎的核心任务。
美之为美的心灵状态：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
在康德看来，既然通过客观概念而得到的有关对象之规定的认识判断是普遍可传达的，那么造成这种判断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也是普遍可传达的。而既然审美判断也是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那么它当然也是普遍可传达的。只是如果仅从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来标识审美判断的本质，那么便会造成如盖耶⑩等人所认为的“万物皆美”的困境。对此我们认为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只是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故如果只据此来标识判断的本质归属，那么不仅在审美领域里会造成“万物皆美”的困境，而且就连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失去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事实上，尽管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是诸认识能力间的协和一致，但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却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才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判断的本质根据所在。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的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其“根据”并不在于确定性的概念，而是在于对象的一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即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鉴赏判断里所感觉到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的情况，“是在任何另一种认识能力的特别运用时都不会发生的”(11)。并且康德认为，在基于不同的客体表象的审美判断里，“交替地相互配合”(12)的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达到协和一致时的比例关系并不一样。鉴于此，想象力才能够创造出可能直观的任何形式，从而“造就”不同的美。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与崇高的区分中而看到不同美之间相互区分的可能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13)，而“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寻求根据”(14)。简言之，因为美作为一种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必然与自然对象的纯粹感性的形式相关，而不同的事物的这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事物的美的形式也不一样。而崇高则并不像美那样涉及到对自然对象的评判，而仅只涉及到主体内心的喜悦。由此可见，“万物皆美”的困境在康德这里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审美判断里造成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与其他类型的判断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美作为“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对象”自身之中有其根据。根据莱布尼茨，世界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那么不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的美当然便不一样。康德又将判断力的这种先天的鉴赏才能称为一种审美(感性)的共通感，并且认为它比平常的人类知性的逻辑的共通感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15)。这表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包括其普遍有效性)不能只从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来理解，还要从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独特的原因和根据来把握。但由于鉴赏判断只是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主观运用，故其普遍有效性只具有期许别人赞同的“示范性”效力，而无概念的客观强制性的特征。换言之，鉴赏判断提供的只是审美的“理想基准”，而非知识的“客观效力
康德认为通过知性范畴之殊化而得到的经验性知识命题的总和，总是极大地丰富和偶然的，而它们要被有意义地观察和理解，亦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必须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统一性体系之中并通过其“检验”。简言之，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是特殊的经验性法则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则的“试金石”，据此凡是不适应此系统性原理的经验性法则都是不正确或者是“有缺陷的”⑦。而作为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康德认为它既非来自实践理性(因为实践理性与经验领域完全无关)，也非来自知性(因为知性只能通过范畴的感性化来提供特殊的自然法则)，而是来自于判断力。但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原理，因为它用来统摄特殊直观的普遍规则要么来自知性，要么来自理性。由此康德认为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原理只能来自于反思性的判断力。但这条原理是人们为了联结自然给出的那些特殊的经验性法则，即为了反思自然或从整体上达到理解自然的目的，而自己设想出来并将其加到自然之上的一条主观的原则(因而不能为自然带来任何客观的知识)，故康德又将其称为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但从其作为知识之为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根据来说，它又必然是一条先验的原则。事实上，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关系已通过理性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探讨，康德在那里认为理性理念即有关“知识整体的形式的理念”⑧，作为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具有范导性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和必然性。但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结果上显示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表象对于自然之统一性认识的帮助，而还没有从其先天基础或内在根据方面来“追根溯源”。直到第三批判，康德才将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归结为判断力的先天“成就”，明确提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反思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并且指出这条原则无论对于知识(目的论自然)还是审美来说都不可或缺。对此，H.W.卡斯拉(H.W.Cassirer)指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被归之于理性的系统统一性的原理，在第三批判中则被归结为判断力之先天能力的成就。“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首先得要注意到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把这条原理……归之于理性，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⑨
在康德看来，如果有关知识的目的论判断是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客观(逻辑)运用，那么有关审美的鉴赏判断则是对这条原则的主观(感性)运用，前者所体现的是自然的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自然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正因为如此，审美判断才必然与主体愉悦或不悦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目的论判断则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特征。这是因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意味着对象只是符合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而不涉及到对象与一个概念的关系。而鉴赏判断便是想象力与知性不根据确定的概念而产生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而对于这种心灵状态的反思或意识本身就是愉悦的情感。而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则涉及到特殊的自然法则与自然的目的概念是否相一致的问题，而主体永远都无法确证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系统的统一性原理对于特殊的自然法则来说便只具有范导性的作用，而无建构性的功能，即目的论判断并不“建构”起认识对象。但审美判断却与之不同，即尽管它并不建构起对象，但却因“建构”起人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而可能。只是这种“建构”并非通过客观概念来达成，而是通过判断力先天原则的主观运用来“造就”“美”或鉴赏。那么这种主观的“造就”如何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说作为美之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如何能够普遍地传达？而这便构成了鉴赏判断之先验演绎的核心任务。
美之为美的心灵状态：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且和谐的游戏
在康德看来，既然通过客观概念而得到的有关对象之规定的认识判断是普遍可传达的，那么造成这种判断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即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也是普遍可传达的。而既然审美判断也是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那么它当然也是普遍可传达的。只是如果仅从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来标识审美判断的本质，那么便会造成如盖耶⑩等人所认为的“万物皆美”的困境。对此我们认为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只是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故如果只据此来标识判断的本质归属，那么不仅在审美领域里会造成“万物皆美”的困境，而且就连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失去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事实上，尽管判断一般的纯粹主观形式的条件是诸认识能力间的协和一致，但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却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才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判断的本质根据所在。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的诸认知能力间的“协和一致”，其“根据”并不在于确定性的概念，而是在于对象的一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即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鉴赏判断里所感觉到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的情况，“是在任何另一种认识能力的特别运用时都不会发生的”(11)。并且康德认为，在基于不同的客体表象的审美判断里，“交替地相互配合”(12)的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达到协和一致时的比例关系并不一样。鉴于此，想象力才能够创造出可能直观的任何形式，从而“造就”不同的美。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与崇高的区分中而看到不同美之间相互区分的可能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13)，而“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寻求根据”(14)。简言之，因为美作为一种愉悦或不悦的情感必然与自然对象的纯粹感性的形式相关，而不同的事物的这种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事物的美的形式也不一样。而崇高则并不像美那样涉及到对自然对象的评判，而仅只涉及到主体内心的喜悦。由此可见，“万物皆美”的困境在康德这里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审美判断里造成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协和一致的“原因”或“根据”与其他类型的判断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美作为“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对象”自身之中有其根据。根据莱布尼茨，世界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那么不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的美当然便不一样。康德又将判断力的这种先天的鉴赏才能称为一种审美(感性)的共通感，并且认为它比平常的人类知性的逻辑的共通感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15)。这表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包括其普遍有效性)不能只从想象力与知性的协和一致来理解，还要从造成这种“协和一致”的独特的原因和根据来把握。但由于鉴赏判断只是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主观运用，故其普遍有效性只具有期许别人赞同的“示范性”效力，而无概念的客观强制性的特征。换言之，鉴赏判断提供的只是审美的“理想基准”，而非知识的“客观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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