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明德学院疑云：母公司债务压头，新校区仍未动工......
07-14 14:37阅读 93
7月5日陕西省高考录取正式启动，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录取流程中，报考的考生焦急等待，招生的院校在忙碌之余也没在宣传上放松。
只是对西安明德理工学院（以下简称：明德学院）的董事长袁汉源来说，在一封封监管部门的问函，面临股权质押，公司债务压头的风险中，明德学院连续两年选择扩招。
由于扩招带来明德学院在校生大幅增长，导致原主校区面积不足，去年表示要建在城墙内的新校区还是一片狼藉，并陷入明德学院全资控股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叶）是否与其大股东同时也是明德学院董事长袁汉源存在利益输送的疑云中。

图片来源：明德学院官网
XI'AN
稳赚不赔的“教育生意”
民办高校到底是不是门生意，专家、学校、社会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独立院校转设民办高校的风潮中，失去“名校光环”的民办高校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不变的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民办高校向来不遗余力。
2020年，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成功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由独立学院转身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虽然失去了“西北工业大学”这块金字招牌，但早在2016年明德学院就完成股权变更，成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全资单位。
转设后的明德学院一如既往是近年陕西金叶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与同年托管的西安城市建设学院（以下简称：城建学院）形成教育板块在2020年年报中表现良好，收入约2.2亿元，同比增长13.5%，占总营收的比重约23.74%。

由于公办高校发展主要以财政支持为主，扩招幅度受到限制，大批生源流向了民办高校和高职教育。明德学院抓住政策风口，在转设后大幅度扩招，截至2020年底，明德学院在校生规模达11138人，较2019年增加2400余人。
根据最新招生计划，明德学院仍在扩大招生规模，2021年明德学院本科、专升本及专科招生计划在2020年基础上再扩招370人，总数达5790人。据测算，今年秋招后明德学院在校生有望超1.4万人。
而根据《西安明德理工学院2021年招生章程》收费标准这一栏，两万多的本科学费，一万多的专科学费，仅2021届新生学费就能带来上亿元的现金，难怪陕西金叶仍在扩大教育板块的规模，陕西金叶的实控人袁汉源要亲自担任明德学院董事长。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2021年收费标准
本科：
理工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通信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为250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24000元/年；
文史类及外语类：金融学、会计学、英语专业为240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22000元/年；
艺术类：均为28000元/年。
高职（专科）：
理工类：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专业135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12800元/年；
文史类及语言类：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为125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11800元/年；
艺术类：广告艺术设计专业15000元/年。
XI'AN
备受质疑的新校区 目前仍未动工
相比2020年，明德学院今年新增扩招规模有所放缓，主因是受到了目前学校规模的限制，为此作为全资控股方的陕西金叶决定继续扩大明德学院的规模。
只是吊诡的是明德学院在扩建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继续在主城区外择址，偏偏选择以租赁的方式向城区内发展，甚至将扩建校区择址在城墙内，更令人疑惑的是出租方为其所属上市母公司陕西金叶的关联企业。
此次明德学院要租赁的两块用以建设北校区的房屋场地，分别为万裕文化及其全资子公司陕西万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裕实业”）名下分别位于莲湖区青年路103号（简称“103号院”）及莲湖区西北三路28号（简称“28号院”）。
而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是陕西金叶的大股东及实质控制人。

因过于明显的关联关系，陕西金叶被监管部门接连发函，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函中，陕西金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坚定推进新校区租赁进程，到其公司多位高管在董事局会议和监事会议上对2020年《年报摘要》议案投的反对票，指称相关租赁事项未按程序审批、对外投资程序不充分存在投资风险及隐患等。
外界也对明德学院新校区的问题不断发出质疑，荣耀西安网在4月时就已经从学生角度考虑，老旧、拥挤、破败的厂房和老式居民楼，如何承载学生的正常教学住宿需求，又是否对得起昂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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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都在往城外迁，西安明德学院偏要往城墙里面搬？
从资本市场上回归学校的教育本质上，如今已是七月，曾经表态要在2021年9月前整建制搬迁一个二级学院至新校区的陕西金叶，如今在我们实地探访过后，发现依旧没有带来改变。
面积最大的“28号院”，目前仍然大门紧锁，对比去年及今年年初媒体拍摄照片，没有看出大手笔投入后的装修效果。



“28号院”拍摄时间：2021年7月初
而“103号院”本身就是一栋破旧居民楼，周边被老式小区包围，目前仍然有人居住，没有动迁或再装修迹象。

拍摄时间：2021年7月初
新校区的实地建设长期陷入僵局，在监管部门的问询下，陕西金叶在6月2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表示：明德学院在相关租赁协议框架下，已按有关约定向关联方支付首笔租金及保证金共计1071.13万元。目前，明德学院已暂停向关联方支付其他费用，正在开展前期有关规划、设计及小规模现场清理等工作。
相较于明德学院主校区480亩的占地面积（有证面积），这两块30.4 亩土地和 3.6 万㎡的办公、生产厂房也许在改造完成后，能实现所预测的年收入约 5225 万元，不仅回本还为陕西金叶又添一处“现金奶牛”，但从目前进展来看，今年该校区可能并不能实现9月入住的承诺。
不知道对可能要搬来城墙内新校区上学的明德学子们来说，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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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汉源的资本游戏
作为一家老牌上市公司，陕西金叶上市以来多次更换其主营业务，先后涉足烟草配套、房地产、教育、贸易、医养等领域。
大范围、多行业的跨度背后，是主营业务烟草包装印刷持续走低的现实，而明德学院所带来的庞大现金流，连年盈利的美好前景，其一举一动确实值得陕西金叶加大投入和监管部门的“关心”。
那为何陕西金叶不维护好教育这个优质板块，反而用厂房和老旧居民楼来拉低整体形象呢？这其中的资本游戏“大玩家”袁汉源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2005年，陕西金叶第一大股东陕西省印刷厂与香港万裕集团改制重组，并联合组建“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万裕集团以现金2000万美元出资，占合营公司73.53%股权，陕西省印刷厂以陕西金叶的股权等资产出资，占22.06%股权。
彼时，这是一场看似双赢的并购，香港万裕实控人袁汉源看重的是陕西金叶上市公司这层壳，而陕西想引进的不只是扩大烟草配套主业，更要引进香港万裕所承诺投资达8亿元的万裕高科文化产业园，打造集新闻出版、音像、影视传媒、光盘生产、激光防伪技术等为一体的“西部文化航母”。

时过境迁，陕西烟草印刷系统在陕西金叶里的声音愈发薄弱，曾经的“西部文化航母”不知道开到哪片海上，而袁汉源则通过陕西金叶开始了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
多年来，袁汉源并没有带领陕西金叶走向辉煌，总体业绩呈现低迷态势，明德学院是近年年报里为数不多的亮点。
但就个人而言，作为明德学院董事长，名誉上2020年袁汉源获得了媒体评出的“年度教育功勋人物”。

利益上，虽然陕西金叶经营业绩欠佳，在6月23日深交所的问询函，更是爆出了高额的负债情况。
问询函显示，陕西金叶年报中短期借款余额为6.15亿元、长期借款余额为2.0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为0.87亿元；但期末陕西金叶货币资金余额为2.42亿元，其中使用受限的款项为1.18亿元。
深交所想了解，陕西金叶是否具有充足的偿债资金以及偿还债务是否对公司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
但袁汉源个人却多次陷入“利益输送”的疑云中。
2016年11月，陕西收购了昆明瑞丰印刷100%股权，此前该收购事项虽被董事会中的陕西印刷系强烈反对，在袁汉源以及关联股东的支持下，收购最终还是成功，交易金额也从最初的6.482亿增加到7.02亿元。此次收购的直接结果，让陕西金叶产生了3.82亿元的巨额商誉。而昆明瑞丰的实际控制人吴瑞瑜，正是袁汉源之弟媳。
2020年3月，袁汉源实控的万裕文化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陕西金叶股份457.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同年4月，万裕文化违规平仓减持，被陕西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2020年底至今，监管部门多次发函问询陕西金叶租赁大股东万裕文化名下土地用作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新校区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一次次质疑，公司业绩的下滑，让袁汉源自身的资本运作也出现了问题。
进入7月，袁汉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其中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数为7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5.48%。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数约为818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9.98%。袁伍妹累计质押股数为1312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2.95%。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实控人股权质押触及平仓线，意味着企业控制权存在丢失风险，不再拥有资本运作平台。
在此背景下，被迫暂停的明德学院新校区租赁，则又显得意味深长了起来。
来源：荣耀西安网
07-14 14:37阅读 93
7月5日陕西省高考录取正式启动，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录取流程中，报考的考生焦急等待，招生的院校在忙碌之余也没在宣传上放松。
只是对西安明德理工学院（以下简称：明德学院）的董事长袁汉源来说，在一封封监管部门的问函，面临股权质押，公司债务压头的风险中，明德学院连续两年选择扩招。
由于扩招带来明德学院在校生大幅增长，导致原主校区面积不足，去年表示要建在城墙内的新校区还是一片狼藉，并陷入明德学院全资控股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叶）是否与其大股东同时也是明德学院董事长袁汉源存在利益输送的疑云中。

图片来源：明德学院官网
XI'AN
稳赚不赔的“教育生意”
民办高校到底是不是门生意，专家、学校、社会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独立院校转设民办高校的风潮中，失去“名校光环”的民办高校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不变的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民办高校向来不遗余力。
2020年，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成功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由独立学院转身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虽然失去了“西北工业大学”这块金字招牌，但早在2016年明德学院就完成股权变更，成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全资单位。
转设后的明德学院一如既往是近年陕西金叶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与同年托管的西安城市建设学院（以下简称：城建学院）形成教育板块在2020年年报中表现良好，收入约2.2亿元，同比增长13.5%，占总营收的比重约23.74%。

由于公办高校发展主要以财政支持为主，扩招幅度受到限制，大批生源流向了民办高校和高职教育。明德学院抓住政策风口，在转设后大幅度扩招，截至2020年底，明德学院在校生规模达11138人，较2019年增加2400余人。
根据最新招生计划，明德学院仍在扩大招生规模，2021年明德学院本科、专升本及专科招生计划在2020年基础上再扩招370人，总数达5790人。据测算，今年秋招后明德学院在校生有望超1.4万人。
而根据《西安明德理工学院2021年招生章程》收费标准这一栏，两万多的本科学费，一万多的专科学费，仅2021届新生学费就能带来上亿元的现金，难怪陕西金叶仍在扩大教育板块的规模，陕西金叶的实控人袁汉源要亲自担任明德学院董事长。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2021年收费标准
本科：
理工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通信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为250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24000元/年；
文史类及外语类：金融学、会计学、英语专业为240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22000元/年；
艺术类：均为28000元/年。
高职（专科）：
理工类：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专业135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12800元/年；
文史类及语言类：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为12500元/年，其余专业均为11800元/年；
艺术类：广告艺术设计专业15000元/年。
XI'AN
备受质疑的新校区 目前仍未动工
相比2020年，明德学院今年新增扩招规模有所放缓，主因是受到了目前学校规模的限制，为此作为全资控股方的陕西金叶决定继续扩大明德学院的规模。
只是吊诡的是明德学院在扩建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继续在主城区外择址，偏偏选择以租赁的方式向城区内发展，甚至将扩建校区择址在城墙内，更令人疑惑的是出租方为其所属上市母公司陕西金叶的关联企业。
此次明德学院要租赁的两块用以建设北校区的房屋场地，分别为万裕文化及其全资子公司陕西万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裕实业”）名下分别位于莲湖区青年路103号（简称“103号院”）及莲湖区西北三路28号（简称“28号院”）。
而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是陕西金叶的大股东及实质控制人。

因过于明显的关联关系，陕西金叶被监管部门接连发函，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函中，陕西金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坚定推进新校区租赁进程，到其公司多位高管在董事局会议和监事会议上对2020年《年报摘要》议案投的反对票，指称相关租赁事项未按程序审批、对外投资程序不充分存在投资风险及隐患等。
外界也对明德学院新校区的问题不断发出质疑，荣耀西安网在4月时就已经从学生角度考虑，老旧、拥挤、破败的厂房和老式居民楼，如何承载学生的正常教学住宿需求，又是否对得起昂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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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市场上回归学校的教育本质上，如今已是七月，曾经表态要在2021年9月前整建制搬迁一个二级学院至新校区的陕西金叶，如今在我们实地探访过后，发现依旧没有带来改变。
面积最大的“28号院”，目前仍然大门紧锁，对比去年及今年年初媒体拍摄照片，没有看出大手笔投入后的装修效果。



“28号院”拍摄时间：2021年7月初
而“103号院”本身就是一栋破旧居民楼，周边被老式小区包围，目前仍然有人居住，没有动迁或再装修迹象。

拍摄时间：2021年7月初
新校区的实地建设长期陷入僵局，在监管部门的问询下，陕西金叶在6月2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表示：明德学院在相关租赁协议框架下，已按有关约定向关联方支付首笔租金及保证金共计1071.13万元。目前，明德学院已暂停向关联方支付其他费用，正在开展前期有关规划、设计及小规模现场清理等工作。
相较于明德学院主校区480亩的占地面积（有证面积），这两块30.4 亩土地和 3.6 万㎡的办公、生产厂房也许在改造完成后，能实现所预测的年收入约 5225 万元，不仅回本还为陕西金叶又添一处“现金奶牛”，但从目前进展来看，今年该校区可能并不能实现9月入住的承诺。
不知道对可能要搬来城墙内新校区上学的明德学子们来说，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XI'AN
袁汉源的资本游戏
作为一家老牌上市公司，陕西金叶上市以来多次更换其主营业务，先后涉足烟草配套、房地产、教育、贸易、医养等领域。
大范围、多行业的跨度背后，是主营业务烟草包装印刷持续走低的现实，而明德学院所带来的庞大现金流，连年盈利的美好前景，其一举一动确实值得陕西金叶加大投入和监管部门的“关心”。
那为何陕西金叶不维护好教育这个优质板块，反而用厂房和老旧居民楼来拉低整体形象呢？这其中的资本游戏“大玩家”袁汉源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2005年，陕西金叶第一大股东陕西省印刷厂与香港万裕集团改制重组，并联合组建“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万裕集团以现金2000万美元出资，占合营公司73.53%股权，陕西省印刷厂以陕西金叶的股权等资产出资，占22.06%股权。
彼时，这是一场看似双赢的并购，香港万裕实控人袁汉源看重的是陕西金叶上市公司这层壳，而陕西想引进的不只是扩大烟草配套主业，更要引进香港万裕所承诺投资达8亿元的万裕高科文化产业园，打造集新闻出版、音像、影视传媒、光盘生产、激光防伪技术等为一体的“西部文化航母”。

时过境迁，陕西烟草印刷系统在陕西金叶里的声音愈发薄弱，曾经的“西部文化航母”不知道开到哪片海上，而袁汉源则通过陕西金叶开始了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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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荣耀西安网
#高考#【考上C9难度有多大？全国平均录取率只有千分之四】中国高校有近3000所，但真正实力强悍的高校却相对较少。
985大学是大家熟知的重点大学，而作为985首批九所，2009年正式启动的C9联盟才是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大学。
作为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代表，C9高校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很多企业、院校甚至地方政府都愿意与这些顶尖院校有所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社会形象和地方发展。
985大学的全国平均录取率大约是1.68%，而C9作为985成员中最强的一批，考取难度就更大了。
2018年参加高考的975万人，C9总计录取37000余人。全国平均录取率仅仅0.4%！
C9在2018年通过高考的招生人数：
北大3000，清华3700，复旦3400，上海交大3600，浙江大学6400，中科大1860，南京大学3300，西安交大4600，哈尔滨工业大学7360（包括哈工大深圳760）。#高考倒计时一个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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