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门的十六字心要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肖战镜头下的雷峰塔#西湖的美，白天和晚上是两种不一样的体感。是喧嚣城市中的悠悠静地，走在西湖边，看波光粼粼，内心会顿时无比的平静。漫步于白堤与苏堤之上，断桥之上看夕阳西下，曲院风荷观百花齐放，雷峰塔下访民间典故，乘一叶扁舟，共入这山水之间的如画风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说的就是西湖这份独特的美，是时尚与文艺相结合的天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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