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汲黯传》真伪，
前人早有争议，我也站伪作论一方。
只是篇末落款一直没看明白：
延佑七年九月十三日吴兴赵孟頫手抄
此传于松雪斋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过去没看明白，
是因为我一直误解了后面这一句：
“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我把它当成了赵氏自评，
也就是老赵写完《汲黯传》，
觉得自己的这幅作品有唐人遗风，似乎得唐人笔意。
但从没想过前面“有唐人之遗风”的主语，
是“此刻”。
（二）
昨晚重读此传落款，
忽然灵光乍现，豁然开朗。
原来图1的《汲黯传》墨迹，
它是一幅临作，而不是赵孟頫原创作品。
也就是说，它是某人以赵孟頫的《汲黯传》刻本为范本而作的一个临本。
赵孟頫的《汲黯传》刻本，落款应该是是：
延佑七年九月十三日吴兴赵孟頫手抄此传于松雪斋。
此临帖人在临完赵氏《汲黯传》刻本落款后，
紧接着赵氏文字后面，写上自己对这个刻本的看法和这次临帖的体会：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此刻有唐人之遗风”，
这里的“此刻”，说的是赵氏《汲黯传》刻本。
“有唐人遗风”，说的是赵氏《汲黯传》刻本的书风，颇有唐人遗风。
“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这一句，说的是临帖人对这次临帖的体会。
也就是说，赵氏《汲黯传》原刻有唐人遗风，我这次临帖也做到了。
（二）
赵孟頫《汲黯传》的唐人遗风特色，
可以参考赵孟頫《道德经》刻本（图3、4）。
《道德经》：延佑三年三月。
《汲黯传》：延佑七年九月，
两者书写年份，相差不过数年。
赵孟頫和文征明的书写，
其实都很理性很稳定，变化不大。
而传世赵孟頫书法风格多样，完全不同于文征明。
这恰恰是因为赵名头太响亮了，以至于太多的同时代高手，都去学了赵体风格。
年代久远，
又有诸多牟利者从中作梗，混淆黑白，
最终导致了多风格化的赵体出现——真正的赵体，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风格。
所以，
虽然相差四年，
《道德经》刻本的书风，
仍然可以参照赵孟頫《汲黯传》刻本的书风。
（三）
《汲黯传》落款会让人误解，
是因为临帖人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在了赵氏原落款后面，
受惯性思维的影响，我们想当然以为这还是赵孟頫的原话。
这个临帖人未必有作伪的想法，
他/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书写上去。
但当这个《汲黯传》墨迹临帖本落到某个藏家手里，
为了获取暴利，这个藏家在临本后面补上了一个“赵氏子昂”的印章。
于是，
原来的《汲黯传》墨迹临帖本，
一下又变成了“赵孟頫《汲黯传》墨迹真迹”。
（四）
图5-10论文里，
把“此刻”为“赵孟頫《汲黯传》刻石或者刻本”的看法推掉，
只是因为“不论从实物看，还是从文献看，直到今天都未发现可供赵孟頫取用的《汲黯传》刻石”，这太武断了。
这里我注意到，
作者说的是“可供赵孟頫取用的《汲黯传》刻石”，
说明他把“此刻”理解成了某个古人写的《汲黯传》的刻石。
而没想过，
“此刻”还可能是赵孟頫自己写的《汲黯传》，
只是墨迹失传了，只有刻本或刻本的拓本传世，
当然，到如今我们连赵孟頫这个《汲黯传》的刻本或拓本也看不到了。
正因为被《汲黯传》的落款误导，
论文作者把“此刻”引向载有《汲黯传》文字的《汉书》和《史记》，并由此推断出是赵孟頫藏的宋版书：手钞本《史记》。
由此种种矛盾也就产生了，
因为《汲黯传》墨迹落款说的是“此刻”，不是“此钞”。
也解释不通，为什么赵孟頫落款写的是“手钞”不是“临写”。
方向错了，
结果自然也错了。
（五）
不只是法帖有如此的误解，
小说也有。
清代小说，
多有评语本传世。
这些评语本的评语，
有的纯粹是后人评写，
比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
有的评语本，小说和评语都是同一个人写的。
只不过作者写评语的时候，往往用了另外一个笔名，使人不辨其为作者本人。
有的评语本，评语可能是好多人写的。
既有小说原创者写的，也有不同的小说阅读者写的，比如《红楼梦》。
这些评语，
常用朱色书写。
评语呢，
有的是写在字缝间的注释或点评，
有的则是写在章回前或者章回后的小段或长段批注。
在小说刻字印刷出来，
这些评语，尤其是回前批或者回后批，
有可能因为墨色变成一样而混淆入正文里，《红楼梦》的第一回就是这样。
图11，《红楼梦》第一回开头：
“此开卷第一回也”，
“作者自云：……”，
“自己又云：……”，
“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以上四句，
皆是评书人语气，
应该是第一回的回前批，
却“成功”混入《红楼梦》“正文编制”，吃上了“正文饭”。
《红楼梦》的正文，
应该是从下面这句开始的：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
《红楼梦》此处批文做正文的失误，
周汝昌先生曾作文指出。
《汲黯传》真伪，
前人早有争议，我也站伪作论一方。
只是篇末落款一直没看明白：
延佑七年九月十三日吴兴赵孟頫手抄
此传于松雪斋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过去没看明白，
是因为我一直误解了后面这一句：
“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我把它当成了赵氏自评，
也就是老赵写完《汲黯传》，
觉得自己的这幅作品有唐人遗风，似乎得唐人笔意。
但从没想过前面“有唐人之遗风”的主语，
是“此刻”。
（二）
昨晚重读此传落款，
忽然灵光乍现，豁然开朗。
原来图1的《汲黯传》墨迹，
它是一幅临作，而不是赵孟頫原创作品。
也就是说，它是某人以赵孟頫的《汲黯传》刻本为范本而作的一个临本。
赵孟頫的《汲黯传》刻本，落款应该是是：
延佑七年九月十三日吴兴赵孟頫手抄此传于松雪斋。
此临帖人在临完赵氏《汲黯传》刻本落款后，
紧接着赵氏文字后面，写上自己对这个刻本的看法和这次临帖的体会：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此刻有唐人之遗风”，
这里的“此刻”，说的是赵氏《汲黯传》刻本。
“有唐人遗风”，说的是赵氏《汲黯传》刻本的书风，颇有唐人遗风。
“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
这一句，说的是临帖人对这次临帖的体会。
也就是说，赵氏《汲黯传》原刻有唐人遗风，我这次临帖也做到了。
（二）
赵孟頫《汲黯传》的唐人遗风特色，
可以参考赵孟頫《道德经》刻本（图3、4）。
《道德经》：延佑三年三月。
《汲黯传》：延佑七年九月，
两者书写年份，相差不过数年。
赵孟頫和文征明的书写，
其实都很理性很稳定，变化不大。
而传世赵孟頫书法风格多样，完全不同于文征明。
这恰恰是因为赵名头太响亮了，以至于太多的同时代高手，都去学了赵体风格。
年代久远，
又有诸多牟利者从中作梗，混淆黑白，
最终导致了多风格化的赵体出现——真正的赵体，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风格。
所以，
虽然相差四年，
《道德经》刻本的书风，
仍然可以参照赵孟頫《汲黯传》刻本的书风。
（三）
《汲黯传》落款会让人误解，
是因为临帖人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在了赵氏原落款后面，
受惯性思维的影响，我们想当然以为这还是赵孟頫的原话。
这个临帖人未必有作伪的想法，
他/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书写上去。
但当这个《汲黯传》墨迹临帖本落到某个藏家手里，
为了获取暴利，这个藏家在临本后面补上了一个“赵氏子昂”的印章。
于是，
原来的《汲黯传》墨迹临帖本，
一下又变成了“赵孟頫《汲黯传》墨迹真迹”。
（四）
图5-10论文里，
把“此刻”为“赵孟頫《汲黯传》刻石或者刻本”的看法推掉，
只是因为“不论从实物看，还是从文献看，直到今天都未发现可供赵孟頫取用的《汲黯传》刻石”，这太武断了。
这里我注意到，
作者说的是“可供赵孟頫取用的《汲黯传》刻石”，
说明他把“此刻”理解成了某个古人写的《汲黯传》的刻石。
而没想过，
“此刻”还可能是赵孟頫自己写的《汲黯传》，
只是墨迹失传了，只有刻本或刻本的拓本传世，
当然，到如今我们连赵孟頫这个《汲黯传》的刻本或拓本也看不到了。
正因为被《汲黯传》的落款误导，
论文作者把“此刻”引向载有《汲黯传》文字的《汉书》和《史记》，并由此推断出是赵孟頫藏的宋版书：手钞本《史记》。
由此种种矛盾也就产生了，
因为《汲黯传》墨迹落款说的是“此刻”，不是“此钞”。
也解释不通，为什么赵孟頫落款写的是“手钞”不是“临写”。
方向错了，
结果自然也错了。
（五）
不只是法帖有如此的误解，
小说也有。
清代小说，
多有评语本传世。
这些评语本的评语，
有的纯粹是后人评写，
比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
有的评语本，小说和评语都是同一个人写的。
只不过作者写评语的时候，往往用了另外一个笔名，使人不辨其为作者本人。
有的评语本，评语可能是好多人写的。
既有小说原创者写的，也有不同的小说阅读者写的，比如《红楼梦》。
这些评语，
常用朱色书写。
评语呢，
有的是写在字缝间的注释或点评，
有的则是写在章回前或者章回后的小段或长段批注。
在小说刻字印刷出来，
这些评语，尤其是回前批或者回后批，
有可能因为墨色变成一样而混淆入正文里，《红楼梦》的第一回就是这样。
图11，《红楼梦》第一回开头：
“此开卷第一回也”，
“作者自云：……”，
“自己又云：……”，
“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以上四句，
皆是评书人语气，
应该是第一回的回前批，
却“成功”混入《红楼梦》“正文编制”，吃上了“正文饭”。
《红楼梦》的正文，
应该是从下面这句开始的：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
《红楼梦》此处批文做正文的失误，
周汝昌先生曾作文指出。
【#香港反港独作家死因引争议#，亲人质疑医院延误治疗】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在荃湾仁济医院逝世，终年74岁。而他在短短数日由“无事出院”到“突然离世”，加之本人还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支持反“港独”，这让他就诊的医院受到外界质疑。就此，香港多名时事评论员已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迅于10月10日因发烧被送至仁济医院，11日下午约2点半左右疑因退烧，获医院通知出院。但在当晚11时许，江迅再度发烧，并出现颤抖、疼痛等症状，于是再度入院。
据江迅亲人较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时，感到剧烈疼痛，而且剧痛迟迟未能得到缓解。在12日凌晨2时14分，江迅给妻子发信息说，“我又进了医院，7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于江迅的不断求救，其家属多次在病房门外按门铃，提醒医护救治。但是，主诊医生迟迟未予理会。直至12日早上10时33分，江迅向妻子发信息，家属才得知医生名字，而当时江迅已疼痛超过10小时。妻子发信息问他：“现在好些了吗？”江迅的回复是，“一样一样痛”。
据报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医生诊治，但在12小时后，医生才看过病人一次。江迅妻子还说，期间医生也没有对症下药。江迅家属称，江迅的病情在其后急转直下，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并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ICU）紧急治疗。直到13日下午2时许，江迅不治身亡。
据家属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后，家人无法陪伴左右，其间医护没告知接受什么检查，直到江迅离世，医院也没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达自己无比痛楚，但却没获得缓解措施，家属多次向医护反映也未获正视。
江迅家属质疑，病人只是发烧入院，却于短短两天离世，其间他第一次发烧入院，不久疑因退烧，医院容许出院，但为何出院数小时后又再发烧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后，为何一直不能缓解病人疼痛，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得那么快。其间，医院是否采取措施，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属公布死因。
对于江迅家属的质疑，15日，仁济医院高层与江迅遗孀等家属会面，解释治疗过程。据了解，院方在会面中声称治疗过程未有问题，只承认在沟通方面有“改善空间”，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离世前全身剧痛的原因和死因。
对于院方的解释，江迅家属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批评院方解释事情来龙去脉时避重就轻，未提及责任归属问题。江迅家属又指，院方关于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换概念，并反问，“既然医院说做了那么多？为何不知道病人为什么发烧、发颤？又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么病？”江迅家属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释，促请医院管理局彻查事件，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发香港舆论讨论，在15日当日，多名时事评论员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后的头12个小时期间，他给妻子发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来形容他的剧痛，其妻子从语音信息中听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该12小时内，虽然江迅的发烧以及剧痛是急切需要医疗诊治的明显信号，但一直没有医生过问。一名资深医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内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说明其所得到的处理质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后9个小时情况变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强调，江迅在仁济医院所得到医疗处理的质量，以及他后来离世，引发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引发很多亟待关注的问题。
这些时事评论员表示，在调查后若发现仁济医院需要为错失负责，就要给江迅家属赔偿。同时，他们还呼吁立法会成立专责事务委员会或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公立医院的服务及运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议。目前，涉事医院已将此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以确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之时，质疑此事与医护人员政治倾向有关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香港《东方日报》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医院和医护人员一向以医德好、医术高、管理好、效率高、具专业精神，享誉香江，多年来港人以此为傲。然而，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变化，专业和医德抵不住“政治侵袭”。在“反中乱港”煽惑和恶斗下，社会撕裂，仇恨弥漫，“政治病毒”传进医院，传染了某些医护人员。他们参与黑暴活动，对受伤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护，对受伤警察态度恶劣，肆意羞辱；有人还为暴乱分子和虚假“伤病”出假证。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不顾市民的健康安危举行罢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入职时的神圣崇高誓言，让“黑政治”弄坏了脑子、毒化了心灵，有市民称他们为“黄医护、黑衣护”。
就此，《东方日报》表示，作为知名媒体人，江迅在“修例风波”期间曾采访过反黑暴人士，支持他们坚决反“港独”的立场，支持港警。他还说过，香港警察没有因为“止暴”而打死一个暴徒。“这些话，暴乱分子、黄医护们是肯定不爱听的，是会‘结仇’的。若（江迅）落到他们手里，大有可能‘发生不幸’。”
《大公报》也发表评论，指香港有部分医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自身有“颜色”，也以“颜色”划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风波”期间及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都有医护人员发动及参与罢工。“当医护人员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病人权益之上，怎么可能不出现医疗问题？”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在荃湾仁济医院逝世，终年74岁。而他在短短数日由“无事出院”到“突然离世”，加之本人还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支持反“港独”，这让他就诊的医院受到外界质疑。就此，香港多名时事评论员已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迅于10月10日因发烧被送至仁济医院，11日下午约2点半左右疑因退烧，获医院通知出院。但在当晚11时许，江迅再度发烧，并出现颤抖、疼痛等症状，于是再度入院。
据江迅亲人较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时，感到剧烈疼痛，而且剧痛迟迟未能得到缓解。在12日凌晨2时14分，江迅给妻子发信息说，“我又进了医院，7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于江迅的不断求救，其家属多次在病房门外按门铃，提醒医护救治。但是，主诊医生迟迟未予理会。直至12日早上10时33分，江迅向妻子发信息，家属才得知医生名字，而当时江迅已疼痛超过10小时。妻子发信息问他：“现在好些了吗？”江迅的回复是，“一样一样痛”。
据报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医生诊治，但在12小时后，医生才看过病人一次。江迅妻子还说，期间医生也没有对症下药。江迅家属称，江迅的病情在其后急转直下，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并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ICU）紧急治疗。直到13日下午2时许，江迅不治身亡。
据家属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后，家人无法陪伴左右，其间医护没告知接受什么检查，直到江迅离世，医院也没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达自己无比痛楚，但却没获得缓解措施，家属多次向医护反映也未获正视。
江迅家属质疑，病人只是发烧入院，却于短短两天离世，其间他第一次发烧入院，不久疑因退烧，医院容许出院，但为何出院数小时后又再发烧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后，为何一直不能缓解病人疼痛，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得那么快。其间，医院是否采取措施，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属公布死因。
对于江迅家属的质疑，15日，仁济医院高层与江迅遗孀等家属会面，解释治疗过程。据了解，院方在会面中声称治疗过程未有问题，只承认在沟通方面有“改善空间”，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离世前全身剧痛的原因和死因。
对于院方的解释，江迅家属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批评院方解释事情来龙去脉时避重就轻，未提及责任归属问题。江迅家属又指，院方关于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换概念，并反问，“既然医院说做了那么多？为何不知道病人为什么发烧、发颤？又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么病？”江迅家属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释，促请医院管理局彻查事件，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发香港舆论讨论，在15日当日，多名时事评论员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后的头12个小时期间，他给妻子发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来形容他的剧痛，其妻子从语音信息中听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该12小时内，虽然江迅的发烧以及剧痛是急切需要医疗诊治的明显信号，但一直没有医生过问。一名资深医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内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说明其所得到的处理质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后9个小时情况变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强调，江迅在仁济医院所得到医疗处理的质量，以及他后来离世，引发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引发很多亟待关注的问题。
这些时事评论员表示，在调查后若发现仁济医院需要为错失负责，就要给江迅家属赔偿。同时，他们还呼吁立法会成立专责事务委员会或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公立医院的服务及运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议。目前，涉事医院已将此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以确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之时，质疑此事与医护人员政治倾向有关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香港《东方日报》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医院和医护人员一向以医德好、医术高、管理好、效率高、具专业精神，享誉香江，多年来港人以此为傲。然而，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变化，专业和医德抵不住“政治侵袭”。在“反中乱港”煽惑和恶斗下，社会撕裂，仇恨弥漫，“政治病毒”传进医院，传染了某些医护人员。他们参与黑暴活动，对受伤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护，对受伤警察态度恶劣，肆意羞辱；有人还为暴乱分子和虚假“伤病”出假证。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不顾市民的健康安危举行罢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入职时的神圣崇高誓言，让“黑政治”弄坏了脑子、毒化了心灵，有市民称他们为“黄医护、黑衣护”。
就此，《东方日报》表示，作为知名媒体人，江迅在“修例风波”期间曾采访过反黑暴人士，支持他们坚决反“港独”的立场，支持港警。他还说过，香港警察没有因为“止暴”而打死一个暴徒。“这些话，暴乱分子、黄医护们是肯定不爱听的，是会‘结仇’的。若（江迅）落到他们手里，大有可能‘发生不幸’。”
《大公报》也发表评论，指香港有部分医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自身有“颜色”，也以“颜色”划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风波”期间及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都有医护人员发动及参与罢工。“当医护人员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病人权益之上，怎么可能不出现医疗问题？”
今年刚四十出头的于飞，很难让人想象他从事电影行业的这些年，既做编剧又做导演，还曾做过制片人，而他本人则是北京电影学院本科表演系出身。或许正是这些多样的身份，才能够让于飞对影片能够有一个更为完整的把握。
为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于飞付出了两年的时间。“最先是剧本，从18年开始创作，一直修改到最后一个镜头拍完，甚至在后期剪辑时又增加了一些台词，调整了一些剧本的逻辑。原来计划去年暑假上映，但赶上了疫情，加之后期特效工作量巨大，影片直到今年国庆档才得以上映。”
用80年代的环境氛围讲符合时代的生活故事
影片营造了一个时代感极强的氛围。红绿暖水瓶、陶瓷缸子、木质课桌椅等等，这些物件都让观众有了一种穿越回80年代的感觉。于飞笑着说：“其实拿到这个项目，我说想把影片放置在80年代，但是很多人表示疑惑。因为这个片子是拍给现在的孩子看，为什么不放在现在孩子们更熟悉、更了解的环境里？我的想法刚好相反，因为罐头小人的出现是一个奇幻的设定，想要观众更加相信这个设定，其实离他们熟悉的世界远一些会更好。比如他现在手里拿着iPad，旁边突然跳出来一个小人，大家可能不容易相信这个事，建立这个信念对整个影片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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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于飞付出了两年的时间。“最先是剧本，从18年开始创作，一直修改到最后一个镜头拍完，甚至在后期剪辑时又增加了一些台词，调整了一些剧本的逻辑。原来计划去年暑假上映，但赶上了疫情，加之后期特效工作量巨大，影片直到今年国庆档才得以上映。”
用80年代的环境氛围讲符合时代的生活故事
影片营造了一个时代感极强的氛围。红绿暖水瓶、陶瓷缸子、木质课桌椅等等，这些物件都让观众有了一种穿越回80年代的感觉。于飞笑着说：“其实拿到这个项目，我说想把影片放置在80年代，但是很多人表示疑惑。因为这个片子是拍给现在的孩子看，为什么不放在现在孩子们更熟悉、更了解的环境里？我的想法刚好相反，因为罐头小人的出现是一个奇幻的设定，想要观众更加相信这个设定，其实离他们熟悉的世界远一些会更好。比如他现在手里拿着iPad，旁边突然跳出来一个小人，大家可能不容易相信这个事，建立这个信念对整个影片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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