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杨承岐治疗脑梗死经验
脑梗死可以说是现在的热门病。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在大街还是小巷，走路画圈、胳膊挎篮的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随处可见。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本病多在睡眠和安静状态下发病，且以中老年人为多见，故应考虑其为中焦运化不健，气虚无力推动血行所致；由于其严重时多见痰声辘辘，且常见有类似于痰蒙心窍的神志不清、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等现象，所以又应考虑与痰湿阻滞、蒙蔽清窍有关。
由于其症状类似于中医学的“中风”，故应考虑与“风”有关。但它的“风”绝非六淫风邪为患，而属“内风”作祟，是人体气血运行紊乱的病理反映。加之患肢常有怕冷、发凉等症状，故应考虑本病为气机紊乱，血行不畅，经髓不通，经络难行温煦之职，肢体失于温养所致。
因此，该病的病机应概括理解为中焦运化不健，气虚推动无力，血瘀气滞，痰湿停滞，经髓不通，神明失养，肢体失于温煦。故而从益气破血、搜风活络、温经通脉、豁痰开窍的角度来探讨脑梗死的治疗原则，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消栓振废汤组成：川芎30g，桂枝30g，黄芪30-120g，葛根15g，羌活15g，鸡血藤30g，当归15g，地龙10g，三棱（炒）10g，莪术（炒）10g，石菖蒲10g，乌梢蛇10g，白芍15g，甘草6g。
本方重用川芎活血熄风通络，取其“上行头目，搜风散瘀”之效，携诸药直达清窍，对脑血管有直接的扩张作用；重用桂枝温经通脉，与川芎相配可以增强本方的温经活血、熄风通络之功，能鼓舞血行，兴奋神经；重用黄芪配甘草健脾益气，推动血行，有利于血栓的消除和肢体功能的恢复。
配羌活、葛根祛风、解痉、通络；地龙、乌梢蛇疏筋活络；三棱、莪术行气破血，力促血行，二者炒用，破血之力 稍缓，可防止出血；石菖蒲豁痰开窍；配当归、鸡血藤活血补血，使瘀血去而不伤新血；配白芍酸寒，监制川芎、黄芪的温燥之性，与桂枝相配调和营卫，促进经络正常运行，并取现代医学的调节神经和降压作用。诸药相合，共奏益气破血、温经通脉、豁痰开窍、熄风通络、消栓振废之功。
加减法：
头晕、肢麻、血压偏高者加天麻、石决明；
上肢瘫痪严重者加姜黄、桑枝；
下肢瘫痪严重者加川牛膝、杜仲；
口角㖞斜严重者加白附子、僵蚕；
语謇流涎严重者加胆南星、远志；
舌红无（少）苔者加生地黄、知母。
这个方子一般孕妇忌服，脑出血患者早期也忌服。
需特别说明的是脑梗死患者多数患侧手足肿胀。我认为系患肢活动不便，长期下垂，血液、淋巴液回流受阻所致，运用“消栓振废汤”可增强患肢的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回流，使手足肿胀早日消除。若症状较轻，手足不肿胀者，服用本方后因促进血液循环，而此时经脉功能未复，回流不利，起初也可发生手足肿胀。此时不必惊慌，应继续服用，以后随着肢体功能的恢复，肿胀自除。
病例1
1984年3月28日下午，本村69岁的男性患者王某突然口角㖞斜，语謇流涎，右侧上下肢瘫痪，平卧时稍能活动，但不能行走握物。头晕乏力，语怯声低，说话不着边际，神志不清，家属急邀我治疗。查其舌质红，舌体胖大，苔白腻，脉左弦实有力，右沉细无力。血压140/90mmHg。经与他医会诊，诊断为脑梗死。乃中气不足，推动无力，痰热瘀血阻于清窍，神明失养，贼风内动所致。经静脉滴注脉通、维脑路通7日，患者病情稳定，但肢体恢复不太明显。改用益气破血、豁痰开窍、熄风通络的消栓振废汤加减治疗。
处方：黄芪60g，桂枝、羌活、葛根各15g，川芎30g，地龙、三棱（炒）、莪术（炒）、石菖蒲、乌梢蛇、远志、黄芩、黄连、僵蚕各10g，川牛膝15g，甘草6g。同时服安宫牛黄丸，每日1丸。
服药5剂后，患者能自行下床活动，右手能握健身球在手中转动。但患者情绪郁闷，心烦易怒，齿龈肿痛，小便不利，大便干结。遂于原方去乌梢蛇、桂枝、僵蚕，加生石膏、栀子、木通、大黄各10g。服药5剂，齿龈肿便干诸症消失后，将黄芪加至90g，继服20余剂而愈。患者能参加正常体力劳动，骑自行车到户外活动，自觉四肢较病前更强壮有力，活动灵活。因而每隔两三个月都要求服消栓振废汤3-5剂，—直坚持两年有余。
病例2
1985年10月10日，北河乡患者张某在劳动后休息时突然感觉说话费劲，不一会儿就口角左歪，语謇流涎，紧接着右侧上下肢瘫痪，急送县医院，诊断为脑梗死，住院十来天，病情稳定而自动出院邀我治疗。
患者为年过四旬的中年汉子，素常体格健壮，很少打针吃药。突遭变故，他的心情正沉浸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一见到我，痛哭流涕，情绪低落。我一面安慰患者，帮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对他进行详细诊断：口角左歪，言语謇涩难以听懂，口角流涎，右侧上肢完全瘫痪，下肢稍能屈伸，家属说这几天情绪波动得相当厉害，常独自哭泣，见什么都烦，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都不理不睬，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血压146/94mmHg，舌质偏红，舌体胖大，苔黄腻，脉左侧弦滑有力，右侧沉细无力。
此气虚无力，肝阳上亢，痰热壅盛，虚实夹杂之中风后遗症，治疗实在棘手。我一面用西药为患者扩容、补充电解质和能量、抗凝溶栓，一面以消栓振废汤加减益气血、通经络、熄肝阳、清痰热、疏肝郁。
处方：黄芪100g，川芎30g，桂枝15g，羌活10g，葛根10g，地龙10g，石决明（捣，先煎）30g，胆南星10g，石菖蒲10g，大黄（酒浸）6g，白芍10g，香附10g，三棱（炒）12g，莪术（炒）12g，甘草6g，7剂。
10月28日余再次赴诊：患者情绪稳定，食欲基本正常，家属搀扶能下床活动，上肢平卧稍能活动，右手能握住健身球但不能转动。血压138/90mmHg，舌脉同前。原方去香附加赤芍15g，7剂，停止输液。
11月5日家属再邀我去，大见成效，患者虽步履蹒跚，右上肢挎篮，但还是能自己活动了，只是患侧手足都已肿胀，患者非常着急，我告诉他这是治疗过程中的正常反应，让他消除顾虑，再服几剂药肿胀就没事了，患者非常信服。舌质淡红，苔白，脉左侧弦滑，右侧沉细。原方去石决明、大黄、羌活，加水蛭10g、当归12g、鸡血藤30g。又服药30剂，基本恢复正常，能参加生产劳动。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脑梗死可以说是现在的热门病。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在大街还是小巷，走路画圈、胳膊挎篮的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随处可见。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本病多在睡眠和安静状态下发病，且以中老年人为多见，故应考虑其为中焦运化不健，气虚无力推动血行所致；由于其严重时多见痰声辘辘，且常见有类似于痰蒙心窍的神志不清、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等现象，所以又应考虑与痰湿阻滞、蒙蔽清窍有关。
由于其症状类似于中医学的“中风”，故应考虑与“风”有关。但它的“风”绝非六淫风邪为患，而属“内风”作祟，是人体气血运行紊乱的病理反映。加之患肢常有怕冷、发凉等症状，故应考虑本病为气机紊乱，血行不畅，经髓不通，经络难行温煦之职，肢体失于温养所致。
因此，该病的病机应概括理解为中焦运化不健，气虚推动无力，血瘀气滞，痰湿停滞，经髓不通，神明失养，肢体失于温煦。故而从益气破血、搜风活络、温经通脉、豁痰开窍的角度来探讨脑梗死的治疗原则，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消栓振废汤组成：川芎30g，桂枝30g，黄芪30-120g，葛根15g，羌活15g，鸡血藤30g，当归15g，地龙10g，三棱（炒）10g，莪术（炒）10g，石菖蒲10g，乌梢蛇10g，白芍15g，甘草6g。
本方重用川芎活血熄风通络，取其“上行头目，搜风散瘀”之效，携诸药直达清窍，对脑血管有直接的扩张作用；重用桂枝温经通脉，与川芎相配可以增强本方的温经活血、熄风通络之功，能鼓舞血行，兴奋神经；重用黄芪配甘草健脾益气，推动血行，有利于血栓的消除和肢体功能的恢复。
配羌活、葛根祛风、解痉、通络；地龙、乌梢蛇疏筋活络；三棱、莪术行气破血，力促血行，二者炒用，破血之力 稍缓，可防止出血；石菖蒲豁痰开窍；配当归、鸡血藤活血补血，使瘀血去而不伤新血；配白芍酸寒，监制川芎、黄芪的温燥之性，与桂枝相配调和营卫，促进经络正常运行，并取现代医学的调节神经和降压作用。诸药相合，共奏益气破血、温经通脉、豁痰开窍、熄风通络、消栓振废之功。
加减法：
头晕、肢麻、血压偏高者加天麻、石决明；
上肢瘫痪严重者加姜黄、桑枝；
下肢瘫痪严重者加川牛膝、杜仲；
口角㖞斜严重者加白附子、僵蚕；
语謇流涎严重者加胆南星、远志；
舌红无（少）苔者加生地黄、知母。
这个方子一般孕妇忌服，脑出血患者早期也忌服。
需特别说明的是脑梗死患者多数患侧手足肿胀。我认为系患肢活动不便，长期下垂，血液、淋巴液回流受阻所致，运用“消栓振废汤”可增强患肢的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回流，使手足肿胀早日消除。若症状较轻，手足不肿胀者，服用本方后因促进血液循环，而此时经脉功能未复，回流不利，起初也可发生手足肿胀。此时不必惊慌，应继续服用，以后随着肢体功能的恢复，肿胀自除。
病例1
1984年3月28日下午，本村69岁的男性患者王某突然口角㖞斜，语謇流涎，右侧上下肢瘫痪，平卧时稍能活动，但不能行走握物。头晕乏力，语怯声低，说话不着边际，神志不清，家属急邀我治疗。查其舌质红，舌体胖大，苔白腻，脉左弦实有力，右沉细无力。血压140/90mmHg。经与他医会诊，诊断为脑梗死。乃中气不足，推动无力，痰热瘀血阻于清窍，神明失养，贼风内动所致。经静脉滴注脉通、维脑路通7日，患者病情稳定，但肢体恢复不太明显。改用益气破血、豁痰开窍、熄风通络的消栓振废汤加减治疗。
处方：黄芪60g，桂枝、羌活、葛根各15g，川芎30g，地龙、三棱（炒）、莪术（炒）、石菖蒲、乌梢蛇、远志、黄芩、黄连、僵蚕各10g，川牛膝15g，甘草6g。同时服安宫牛黄丸，每日1丸。
服药5剂后，患者能自行下床活动，右手能握健身球在手中转动。但患者情绪郁闷，心烦易怒，齿龈肿痛，小便不利，大便干结。遂于原方去乌梢蛇、桂枝、僵蚕，加生石膏、栀子、木通、大黄各10g。服药5剂，齿龈肿便干诸症消失后，将黄芪加至90g，继服20余剂而愈。患者能参加正常体力劳动，骑自行车到户外活动，自觉四肢较病前更强壮有力，活动灵活。因而每隔两三个月都要求服消栓振废汤3-5剂，—直坚持两年有余。
病例2
1985年10月10日，北河乡患者张某在劳动后休息时突然感觉说话费劲，不一会儿就口角左歪，语謇流涎，紧接着右侧上下肢瘫痪，急送县医院，诊断为脑梗死，住院十来天，病情稳定而自动出院邀我治疗。
患者为年过四旬的中年汉子，素常体格健壮，很少打针吃药。突遭变故，他的心情正沉浸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一见到我，痛哭流涕，情绪低落。我一面安慰患者，帮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对他进行详细诊断：口角左歪，言语謇涩难以听懂，口角流涎，右侧上肢完全瘫痪，下肢稍能屈伸，家属说这几天情绪波动得相当厉害，常独自哭泣，见什么都烦，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都不理不睬，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血压146/94mmHg，舌质偏红，舌体胖大，苔黄腻，脉左侧弦滑有力，右侧沉细无力。
此气虚无力，肝阳上亢，痰热壅盛，虚实夹杂之中风后遗症，治疗实在棘手。我一面用西药为患者扩容、补充电解质和能量、抗凝溶栓，一面以消栓振废汤加减益气血、通经络、熄肝阳、清痰热、疏肝郁。
处方：黄芪100g，川芎30g，桂枝15g，羌活10g，葛根10g，地龙10g，石决明（捣，先煎）30g，胆南星10g，石菖蒲10g，大黄（酒浸）6g，白芍10g，香附10g，三棱（炒）12g，莪术（炒）12g，甘草6g，7剂。
10月28日余再次赴诊：患者情绪稳定，食欲基本正常，家属搀扶能下床活动，上肢平卧稍能活动，右手能握住健身球但不能转动。血压138/90mmHg，舌脉同前。原方去香附加赤芍15g，7剂，停止输液。
11月5日家属再邀我去，大见成效，患者虽步履蹒跚，右上肢挎篮，但还是能自己活动了，只是患侧手足都已肿胀，患者非常着急，我告诉他这是治疗过程中的正常反应，让他消除顾虑，再服几剂药肿胀就没事了，患者非常信服。舌质淡红，苔白，脉左侧弦滑，右侧沉细。原方去石决明、大黄、羌活，加水蛭10g、当归12g、鸡血藤30g。又服药30剂，基本恢复正常，能参加生产劳动。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刚看了典籍里磊那个片段，多少有点尴尬，愣是要把老子和孔子的关系一通乱解释，从文本到场景、人物关系、儒道思想里一点也没看出来到底哪里尊重典籍了，但凡看了点《史记》和《庄子》的人都不能这么着把前言后语乱混在一起吧
害，无语，也不能说完全错吧，只能说真真假假掺了不少，这倒是符合了主流观点对俩人关系的期待和俩人形象的刻板印象，但这俩人真正的际遇根本不是这么的相得益彰啊，好歹也尊重一下“典籍”啊
先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根据对白里磊提到的“巷党”一事（记载在《礼记》里孔子自述的跟老子最早有记载的一次相会，当时孔丘多少有点像老子的随从一样，后面隔了十多年老子认不出来倒还算合理吧）这次必定不是第一次会面，那就只可能是基于《史记》或《庄子·外篇》里记载的“孔子适周”或“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台词当中的“洛邑”如何解释，按《史记》当中算，孔丘见老聃这次是因为路过周地顺路去拜访，那确实洛邑合理一些，毕竟《庄子》那里面写了明确的宋国，这样地点多少说不过去了。
所以按照已知的“巷党”和“洛邑”来看，那我就当整个故事基于司马迁《老子韩非子列传》的第二次会面来改了。可如果设定成第二次，整个对话从头到尾的人物关系、氛围和对谈内容又完全前言不搭后语♀️
首先光是人物年龄就对不上，要按第二次会面来算，俩人都不到所谓黄发老者的形象，孔丘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多岁，正当壮年，干嘛要给磊做成这种仿佛孔庙里走出来的祖师爷形象啊？？？这是不是太刻板印象了。
其次，孔丘和老聃的几次会面谈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可以说大家认为老聃对孔丘影响很大也是因为每一次他俩的对谈都几乎影响了孔丘下一个阶段的研究方向。《礼记·曾子》里孔子年轻时候初见老子聊的是具体的周礼，而司马迁记下来的“孔子适周”的故事里根本就是孔丘对老聃的单方面仰慕和老聃作为一个长辈训诫年轻人的不对等关系，俩人聊得也绝不可能是什么治国、天下之道、上善若水这一类的话题呀。这一次对谈的具体内容司马迁就写了一句“将问礼于老子”。但这个“礼”无论指的是什么也绝不应该是直接聊这种俩人明显各有想法又很难共识的大问题。
再说说人物关系的展现，如果按照《史记》当中第二次的会面记载来看，司马迁春秋笔法明显对孔丘是贬义多一些。当时三十出头的孔丘已经把儒家思想发展的小有名气了，根据司马迁写老聃的反应能想象一些孔丘当时的心高气傲，他刚来拜访，劈头盖脸就被老聃骂了一顿，说他这种骄淫姿态对他自己的发展不好（“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哪咋可能是这种恭恭敬敬请教一步三鞠躬，和和气气聊家常的态度啊？
至于聊的什么“治国”“天下之道”里展现出的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误解那可太深了，尤其是道家的。虽说《庄子·外篇》是非庄子的道家弟子续写的，那从道家的立场里就能看出，道家对于儒家这种有些矫揉造作的思想态度一直都是不屑的，落笔写孔丘和老聃对谈“仁义”时，已经表明了那个时候俩人态度上的分道扬镳，道家宣传自然感受的道，而儒家讲究克己复礼，多少有些不欢而散，还是老聃又喷说乱莫大焉，嫌弃孔子巧言冷色（“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
每一次俩人的会面，基本都是老聃作为智慧长者，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随意提点一下后辈的心态跟孔丘对上几句，而孔丘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充满了单向的崇拜。第一次见了之后孔子在自述里三次转述“吾闻诸老聃曰”，第二次见了之后司马迁更是写孔丘直接把老子当成了龙（“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后面几回《庄子外篇》更是借孔子之口把自家祖师爷吹的更过，最后干脆写孔子研读了《易》然后懂了“道家”的学问并被老子认可了（这夺笋啊，把人儒家的祖师爷直接思想上收编了可还行）
所以怎么演也不应该是这个演法，这明显编剧做的功课不够啊[哼]
最后再提一句那个“上善若水”吧，只能说综艺不愧是综艺，不想着怎么把道德经里的七千箴言认真诠释一下，直接选了大众最熟悉的，最不需要研究的，甚至都没有展开就一笔带过的“上善若水”当做什么教诲，这也无可厚非，只能说是偷懒吧。不过说真的，我要是孔丘，来聊半天只聊出这么一句上善若水，问还不解释，翻译得自己来猜着翻译，那我都能直接拍桌子走人，这还有啥崇拜的啊？
反正就混搭地我看着真·全身难受。就这种自国家宝藏之后大家争相搞的文化演绎类节目为什么不火，心里这不就有数了吗[摊手]人国宝好歹是卡着事实卡着考古发现卡着文献做，这种一边写着我要用“典籍”的内容表现，一边又完全不认真研读材料，这得误导多少人。你但凡搜一下百度都能搜出来我写的这一堆，这么难吗。
哎，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掰扯这么多……其实在wb写这种东西也没什么人看，可能我就是写论文写烦了，找点我熟悉的东西随便聊聊吧。#闲言碎玉#
害，无语，也不能说完全错吧，只能说真真假假掺了不少，这倒是符合了主流观点对俩人关系的期待和俩人形象的刻板印象，但这俩人真正的际遇根本不是这么的相得益彰啊，好歹也尊重一下“典籍”啊
先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根据对白里磊提到的“巷党”一事（记载在《礼记》里孔子自述的跟老子最早有记载的一次相会，当时孔丘多少有点像老子的随从一样，后面隔了十多年老子认不出来倒还算合理吧）这次必定不是第一次会面，那就只可能是基于《史记》或《庄子·外篇》里记载的“孔子适周”或“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台词当中的“洛邑”如何解释，按《史记》当中算，孔丘见老聃这次是因为路过周地顺路去拜访，那确实洛邑合理一些，毕竟《庄子》那里面写了明确的宋国，这样地点多少说不过去了。
所以按照已知的“巷党”和“洛邑”来看，那我就当整个故事基于司马迁《老子韩非子列传》的第二次会面来改了。可如果设定成第二次，整个对话从头到尾的人物关系、氛围和对谈内容又完全前言不搭后语♀️
首先光是人物年龄就对不上，要按第二次会面来算，俩人都不到所谓黄发老者的形象，孔丘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多岁，正当壮年，干嘛要给磊做成这种仿佛孔庙里走出来的祖师爷形象啊？？？这是不是太刻板印象了。
其次，孔丘和老聃的几次会面谈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可以说大家认为老聃对孔丘影响很大也是因为每一次他俩的对谈都几乎影响了孔丘下一个阶段的研究方向。《礼记·曾子》里孔子年轻时候初见老子聊的是具体的周礼，而司马迁记下来的“孔子适周”的故事里根本就是孔丘对老聃的单方面仰慕和老聃作为一个长辈训诫年轻人的不对等关系，俩人聊得也绝不可能是什么治国、天下之道、上善若水这一类的话题呀。这一次对谈的具体内容司马迁就写了一句“将问礼于老子”。但这个“礼”无论指的是什么也绝不应该是直接聊这种俩人明显各有想法又很难共识的大问题。
再说说人物关系的展现，如果按照《史记》当中第二次的会面记载来看，司马迁春秋笔法明显对孔丘是贬义多一些。当时三十出头的孔丘已经把儒家思想发展的小有名气了，根据司马迁写老聃的反应能想象一些孔丘当时的心高气傲，他刚来拜访，劈头盖脸就被老聃骂了一顿，说他这种骄淫姿态对他自己的发展不好（“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哪咋可能是这种恭恭敬敬请教一步三鞠躬，和和气气聊家常的态度啊？
至于聊的什么“治国”“天下之道”里展现出的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误解那可太深了，尤其是道家的。虽说《庄子·外篇》是非庄子的道家弟子续写的，那从道家的立场里就能看出，道家对于儒家这种有些矫揉造作的思想态度一直都是不屑的，落笔写孔丘和老聃对谈“仁义”时，已经表明了那个时候俩人态度上的分道扬镳，道家宣传自然感受的道，而儒家讲究克己复礼，多少有些不欢而散，还是老聃又喷说乱莫大焉，嫌弃孔子巧言冷色（“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
每一次俩人的会面，基本都是老聃作为智慧长者，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随意提点一下后辈的心态跟孔丘对上几句，而孔丘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充满了单向的崇拜。第一次见了之后孔子在自述里三次转述“吾闻诸老聃曰”，第二次见了之后司马迁更是写孔丘直接把老子当成了龙（“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后面几回《庄子外篇》更是借孔子之口把自家祖师爷吹的更过，最后干脆写孔子研读了《易》然后懂了“道家”的学问并被老子认可了（这夺笋啊，把人儒家的祖师爷直接思想上收编了可还行）
所以怎么演也不应该是这个演法，这明显编剧做的功课不够啊[哼]
最后再提一句那个“上善若水”吧，只能说综艺不愧是综艺，不想着怎么把道德经里的七千箴言认真诠释一下，直接选了大众最熟悉的，最不需要研究的，甚至都没有展开就一笔带过的“上善若水”当做什么教诲，这也无可厚非，只能说是偷懒吧。不过说真的，我要是孔丘，来聊半天只聊出这么一句上善若水，问还不解释，翻译得自己来猜着翻译，那我都能直接拍桌子走人，这还有啥崇拜的啊？
反正就混搭地我看着真·全身难受。就这种自国家宝藏之后大家争相搞的文化演绎类节目为什么不火，心里这不就有数了吗[摊手]人国宝好歹是卡着事实卡着考古发现卡着文献做，这种一边写着我要用“典籍”的内容表现，一边又完全不认真研读材料，这得误导多少人。你但凡搜一下百度都能搜出来我写的这一堆，这么难吗。
哎，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掰扯这么多……其实在wb写这种东西也没什么人看，可能我就是写论文写烦了，找点我熟悉的东西随便聊聊吧。#闲言碎玉#
贾峰：王蒙《青卞隐居图》赏析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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