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对女性在性行为中的同意与拒绝标准的判断依据，来自她的性史、个人品行与社会地位，却刻意回避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化在父权法理中起到的支持作用。日本的MeT00当事人伊藤诗织的一段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我觉得用日语说‘停下来，拜托’他就更受用了，所以我用英语骂他，我说‘fuck off’。”

罗翔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以性侵犯罪为切入》中就是围绕性侵犯罪的核心概念“同意问题”进行了书写。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性侵案件中采用的是最大限度反抗标准，要求受害者必须进行能力范围内最激烈的反抗。随着女性地位的崛起，女性生命的价值逐渐被认为要高于贞操价值，最大限度反抗标准才逐渐过度为合理反抗标准。一个必须要明白的前提是，合理反抗标注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避免法官过大的自由量裁权所带来的糟糕局面（而且在东亚对女男两性的双重标准下，我觉得这种缺乏约束的权力首先针对的肯定是女性）。

然而对何为合理反抗的判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女性的性自治权不能完全得到保障。no means no便产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下，这里真的太应该被记住了，因为这是性同意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女性的言语拒绝就是对性行为的不同意”的声音。可想而知是有多么艰难，哪怕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共识。罗翔看到了这点，所以他认为合理反抗规则应该将no means no原则涵容在内，承认女性的言语反抗应该得到尊重。

读到这里就会发现这本书所展示的一个事实——性同意制度的发展史，就是女性拒绝客体地位的历史。

需要看到的是，罗翔并不具备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他的性同意观点旨在平衡女男两性双方的利益，因此对于激进女权主义者来说，他的部分叙述无疑是保守的，这基于他刑法学人的立场。刑法是节制的，它只能惩罚所有罪行中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行为。而罗翔贯穿全书的理想，是他走在人群之前的一面——虽然法律会面临传统社会风俗的挑战，但对落后的偏见不能妥协，因为法律的价值在于把人类引导向更加文明、自由的方向。因此在女性觉醒的时代浪潮下，法律不该回避来自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

最后再分享书内提到的一个关于约会qj的观点：

“苏珊认为，男性不应该试图改变女性的意图，因为重复性要求本身就具有强制性。她以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的米兰达规则进行类比，认为根据米兰达规则，如果嫌疑人保持沉默，那么他的这种拒绝说话的权利要受到尊重，警察不应该试图去改变嫌疑人的心态，否则随后的坦白将被认为是非自愿的。”

罗翔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第一约会行为与罪犯被监禁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第二女性也有改变意愿的可能。

但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女性与对方待在同一个封闭性空间，两次提出要求时间间隔又比较短的话，受到这种重复要求带来的压迫而妥协也很好理解。被拒绝了一次之后，但凡尊重女性的男性就不会马上第二次提出要求，难道这很苛刻？很多时候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攻击性会给女性带来压力与伤害，这恰恰说明引号里引用的观点在如今，尤其是在东亚，依旧是有价值的。

#窥荷集#

我好想成为戴锦华老师那样的人。

当初她被国内那么多男学者轮番打压攻击的时候，她是怎么做到释怀的？

她在研究女性主义的过程中碰到那些充满暴力与冒犯的资料时，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我总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无力感。

看到那些为女性争取到了权利、自由、荣誉、话语空间的人，我总恨自己不能像她们那样强大。

对于前一条关于遭遇「职场厌女」的私信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很受到一个问题而影响，那就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在遇到厌女言论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厌女的大环境里物化女性的言论并不少见，哪怕是和一些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谈论一些时事新闻的时候，都经常会被「这就是价钱没谈拢」的话内心震惊到无以复加，总是不停地要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说「学历不代表文化更不代表人品」。

问题在于在某些环境中，我们总会有「识趣压力」在——导师刚刚说的话是政治不正确，可是总不能在众人面前让ta下不来台吧，那我还怎么毕业呢？如果辩驳了前辈这句话，会不会前辈以后就不会认真带我做实验了呢？哪怕自己是实验室的前辈，如果当众纠正了后辈，会不会以后打照面都很难堪？

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遇到这样的言论我都会陷入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女权」的怀疑里。

直到后来和一些有同样经历过这方面困惑的朋友聊过之后才豁然开朗——我们就是反思得太多，太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在厌女的大环境下，「女权出柜」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环境的支持。好比说在一些厌女大国，不要说女权出柜，哪怕只是穿正常的衣服出门社交，自由恋爱，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出于自保压力不出柜，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即便我们身边的环境没有到那么极端，但在工作的环境中我们依然会遇到需要与各种人合作的压力。基于这些压力我们也很难做到「女权出柜」。

自己之所以不能做到「女权出柜」，并不是没有勇气或者不够女权。只能代表周围环境厌女的氛围太重，这种氛围下不能做到「女权出柜」，只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为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需要而已。

我并不需要为我自己的行为找任何原因，错的并不是我做不到女权出柜，而是那些抱持这错误观念不愿意思考的人，是那些无法将女性看作平等的人的那些人。是那些人没有创造一个让我感觉到安全的，让我能够轻松表达观点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遭遇「职场厌女」的时候，无论你是为了自保而沉默，还是阴阳怪气，还是鼓足勇气直接怼回去，都是对的。

比如现在的我会在有识趣压力的时候，用沉默和转移话题来表示不感兴趣作为对「厌女话题」的反抗；对待工作中不得不接触但观点不一样的同事，会课题分离只讨论工作，如果对方强行跟我聊这种话题，在安全的环境下我会表示我们的观点并不一样，不会继续往深里聊下去避免争吵；面对身边那些能交流观点的朋友，哪怕是暂时观点不一样，我都会会用女权主义的视角和ta们探讨，即便有时聊完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们也依然能跟对方的优点做朋友，也给对方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期待也许有天量变能引起质变。

说了那么多只是想说，个体在遭遇到环境厌女的时候，不管采用怎样的应对方式，都不应被视作懦弱和不够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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