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9岁的阿城开始了知青生涯，他辗转山西、内蒙再到云南，在农场子弟小学教书，语数外体美劳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
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播出。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在云南当知青，村寨里的仪式别人不多问，他却格外留意，成为日后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的感性经验。 知青急于返城时焦虑的人很容易对周围环境丧失兴趣，阿城就不一样，村里有赶马的把式，如何指挥方向，马惊了怎么应对他都一一留意，再讲给别人听。
1978年，北京来的知青陆续回了城，阿城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回不了家，那么扎根于此呢？喜爱画画的阿城报考昆明美术办公室，因父亲的牵连考上也不予录取。
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竭力抗争。
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播出。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在云南当知青，村寨里的仪式别人不多问，他却格外留意，成为日后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的感性经验。 知青急于返城时焦虑的人很容易对周围环境丧失兴趣，阿城就不一样，村里有赶马的把式，如何指挥方向，马惊了怎么应对他都一一留意，再讲给别人听。
1978年，北京来的知青陆续回了城，阿城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回不了家，那么扎根于此呢？喜爱画画的阿城报考昆明美术办公室，因父亲的牵连考上也不予录取。
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竭力抗争。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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